寻找·苏慧廉
2013-3-25
新星出版社
沈迦
无
自序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一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跟随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这本书里将屡屡提到的温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圆柱，非常醒目。小时听教堂里的老人说，大柱子是从英国运来的。于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国人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那时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因工作的关系获知温州市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因是英文写的，鲜有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一九九九年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与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我当时想，是不是就是他，把六根黑色的圆柱运到温州？世纪之交，老城市、老照片风靡一时。在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与同年分配到报社的同事金丹霞有了合作撰写《老温州》的想法。老温州就从传教士写起吧，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于是，我们一起去采访老牧师及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者。那时温州师范学院的莫法有教授刚在香港出版了《温州基督教史》，在他家书房里，他甚惊讶，怎么还有来自党报的年轻人，对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感兴趣。当然，也就是在那天，我对苏慧廉有了点粗浅的了解。合作《老温州》，我把自己定位在动动嘴皮子的策划角色上，而要求金丹霞担纲全部的写作重任。她终于不堪重负，在仅写出两三节后便宣告这个“伟大”策划的夭折。之后没几个月，我也离开报社，“下海”折腾去了。商海汹涌，唯利是图。但逢周日，还会被母亲提醒去城西堂礼拜。坐在熟悉的圣殿里，看见这几根黑色的柱子，便会想起苏慧廉，觉得我似乎可以做点什么。随后的几年，在忙碌的商余，也断断续续收集些有关苏慧廉的资料，不过，温州历史对他的记录实在吝啬。中间也曾怂恿刚退休赋闲的杭州姑妈，将这两本回忆录全文译出。她对历史有兴趣，又有美国工作的经历。但经几天思考后，她终还是没听从我的“忽悠”。二〇〇七年春的一个下午，太太开车，我们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卫星城烈治文（Richmond）吃饭。当时我们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我也“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正在谋划如何面对“退居二线”后的生活。“我想写苏慧廉。”看着车窗外飞驰向后的大桥栏杆，我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没想到，我这“不务正业”的想法马上得到她的首肯。她说，你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吃饱了没事干。这次我终于决定不再怂恿、“忽悠”别人了。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开工我就知道难处了。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开始了。所幸家在UBC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附近，于是一头扎进了该校图书馆。加拿大曾是英联邦成员，该校图书馆英国文献尤为宏富。报章杂志、年鉴索引、公文档案，应有尽有，并免费开放。西人的历史向人民敞开。除了UBC大学图书馆，我后来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我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我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我的英语属“硬读”（硬着头皮读）水平，但凭着当年考托福、雅思时训练的阅读能力，我吃力地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当然，也是因着语言能力的局限，在原始材料的涉猎上，还留有很多遗憾。除了在图书馆、档案馆找资料，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 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些寻踪故事多已写入书中，此不赘述。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我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但当年采访写作课时老师的教导仍记忆深刻——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二〇〇九年春，从牛津寻访苏慧廉墓地归来。抵沪还在倒时差时，朱学勤老师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邀我去他执教的上海大学与学生做个交流。“讲座的题目你拟一个，我要做个广告。”“那就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吧。”在迷迷糊糊中，我随口说出了这个题目。这是句歌词，我们这代人都耳熟能详。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把它唱得荡气回肠：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二大学读的是新闻，后来从商，至今没有受过史学的基本训练。因此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历史并思考的过程。其间补读了一两百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苏慧廉的时代。他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出生，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有洋务运动，为自强求富，中国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一八八二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三十年，无疑是一个集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封建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其间，江河滚滚，泥沙俱下。一八九八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的中国，河溃鱼烂，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一九三五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代开始中兴，九十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我将这一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二〇一一年夏回家乡采访苏慧廉养女的后人方保罗先生，当时温州正经历震惊中外的“7.23”动车追尾事件。去方先生位于温州西郊的老人公寓的途中，会经过追尾事故的现场。在冷冷的夜里，面对车窗外的漆黑与众矢猬集的铁轨，我不能不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苏慧廉在中国经历过的历次动荡。前辙依然，故吾犹是。三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有意将与温州历史相关的细节做了繁琐的记录，哪怕有些与传主不是直接关联。个中的原因也许仅因温州是我的家乡。我从故乡来，知道这些细节，对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温州近代史、尤其是温州基督教史有着一定的价值。有好友在阅读本书初稿时，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自知这本书离标准的学术性传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我在追寻、整理历史时，努力遵守学术规范。为此，我在书中添加了千余条注释。苏慧廉的老师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时，曾就冗长的注解做过说明：“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我也期待拙书的“第一百个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还有几点说明，罗列如下：本书中提到的外国人，如有通用的惯译姓名或其本人认可的汉名，即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暂不可考者依商务版《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外方机构、西文专有名称、特殊称谓也照此例处理。除常用地名外，所有外国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或加注释，或用括号标出原文。本书中提到的西文作品，一般按照先中文译名后西文书名的顺序排列，少数作品原已有中文译名，则遵从原著。当时用西文记录的中国地名、人名、机构名称，笔者已尽力加以考释还原，个别无法定夺者，暂用音译，或保留原文。书中用英文写就的注释，表明材料直接来自西文。书中引用的西文文献，若已有通行的中文译本，则尽量采用。苏慧廉回忆录、李提摩太传记等有多种译本的，比较后选择使用。当然，个别处笔者认为自己的翻译，可能更能反映作者的原意。书中引用的中文文献，若底本中有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明显并影响文意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以示尊重原著。少数几处辨识不清的，则以□代替，并期方家指教。为丰富史料，增加可读性，本书也引用了不少图片。图片未注明出处者，均由笔者拍摄。写这篇序言时，回想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图书馆查阅循道公会档案的时光。很多个下午，到了三四点时，我会走出位于地下的善本书室，去街面透透气。端杯咖啡，独自站在转角的人行道上。早春的气候有点湿冷，街道杂芜，老英国正是夕晖晚照时分。看大红色的双层巴士在树影间叮咚过往，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坐在城西教堂里的情景，历经苦难的祖母在祷告，我则偷偷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那六根据说来自英国的黑色柱子。沈迦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上午草于温哥华寓斋，十二月三日改定。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沈迦，历时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日光之下，众生如蚁。对历史的追溯，不光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有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保持一份尊重。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出版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多本专著。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遍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自序：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主要人物 小引 第一章 陌生人（1861—1890） 第一节 温州城里的陌生人 第二节 那时温州 第三节 苏慧廉来了 第四节 甲申教案 第五节 荒野玫瑰 第六节 第一个十年 第二章 客卿（1891—1900） 第一节 新十年的开端 第二节 回英述职 第三节 枫林迷局 第四节 定理医院 第五节 戊戌 第六节 世纪之交 第七节 庚子年 第三章 初熟（1901—1906） 第一节 或明或暗的新世纪 第二节 艺文学堂 第三节 开学大典 第四节 女性的天空 第五节 温州医事 第六节 转折 第四章 山之西（1907—1911） 第一节 生命中的贵人 第二节 山西教案 第三节 山西大学堂 第四节 西学斋 第五节 太原生活 第六节 一本破旧的《论语》 第七节 洋人与大人 第八节 苏家、翁家与渠家 第九节 学生与运动 第十节 最后一课 第五章 烽火（1912—1919） 第一节 北京女校 第二节 逃难 第三节 托付 第四节 华中联大梦 第五节 华工与青年会 …… 第六章 牛津（1920—1925） 第七章 庚款（1926） 第八章 暮年（1927—1935） 后来 附录 后记
版权页： 插图： 苏慧廉后来对这段时代背景有所总结： 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还在沿袭旧的教育体制，仍然顽固地拒绝现代教育。然而就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旷野中响起一个声音，不断地呼喊着革新，要求废除僵死的东西…… 尽管这种呼声也许不承认这一点，但在它背后无声而强有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五十年间，传教士们建起了许多中小学与大学，出版了诸多的书籍，不管怎样，一直在做着启蒙工作。十五年前一个有着笨拙名称的社团“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成立了，不知不觉，该社团在强化这种声音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深入浅出的出版物在整个帝国的疆域中广泛传布。在宫廷、在衙门、在学校、在家庭，人们贪婪地阅读着它出版的书籍和月刊，他们看到自己的祖国正处于险境，意识到虎视眈眈的兀鹰已聚在一起，因为中国就像巨人的尸体，濒临解体。 这个声音大声呼喊着，几乎不知道为什么、为谁而呐喊。这种声音被听到了，必然被听到，因为尽管声音是东方的声音，肺却是西方的肺。这种呐喊被听到了，昏睡的巨人站了起来，虽然仍旧揉着他的双眼，想知道他在哪里，是什么唤醒了他；但他毕竟站着，不再因死一般的昏睡浑浑噩噩、不省人事。 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反映在普通人的精打细算中。对务实的家长而言，不以科举为目标的教会学校（清政府规定教会学校学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除了膳宿免费外，或许还能开辟去“外企”就业的途径。这种商业前景不仅对长期以来不指望进入仕途的基督徒有吸引力，对非基督徒也开始具备诱惑力。在那时，中国人开始发现，除了科举，似乎还有一条道路通往成功。
这是个以混搭为时髦的年代。我这本书也是混搭的产物，历史、游记、传记、评论，好象都杂糅其中。我这个没有专业并不务正业的人，总是搞出四不像的东西。但据说，在古希腊语中，“专业”、“职业”属贬义词，为庸俗人的代名词。因此，我期待读者能从我的不专业中读出些尚不庸俗的题旨所系。我是认真写这本书的，前后花了六年。现在终于写好了，但回首，觉得有三点不满意。一是写晚了。虽说动念在十二年前的那个新千年，但真正动手是二〇〇七年的春天。二〇〇七年，我的祖母已去世二十四年，郑家爷爷（即书中的名医郑求是）已去世九年，苏慧廉的孙子约翰也已去世三年。如果他们都健在，我不需如此跋山涉水，只要安安静静地在他们身边坐下，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然后稍加整理，其精彩可想而知。二是写厚了。在自序里，我说过这是部雄心与能力失衡的产物。此非谦辞，因为我最终没能驾驭好结构与篇幅。成稿后超过三十万字，已删过几次，不知是狠心不够，还是先天虚胖，删掉的总是很有限。每一次统计字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宛如一个减肥不成功的人害怕看见秤上显示的数字。三是没能畅快跨越语言的障碍。我虽略识英语，但自知斤两。这本书中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来自英文文献，英译中由我勉力为之（其中部分评论多，难度高的文章，是友人左如科先翻译了初稿，我再加工）。所幸周边英文胜我者比比皆是，现在通讯手段也发达，碰壁时总能在线上线下找到好为人师的朋友。回想过去的写作过程，要感谢的人太多，如果一一说明，估计需两三页才能容纳。为了节省本已臃肿的篇幅，我将他们的名字以“排名不分先后”的方式罗列于下。方式无动于衷了些，但对他们的感激，我时刻铭记在心。陈三井、陈郑亦心、陈耀辉、陈一梁、陈丰盛、陈瑞赞、陈肃、陈国兰、程美宝、曹培根、蔡登山、蔡晓雯、丁小明、戴联斌、董怀谷、方韶毅、方家爱、郭威廷、高磊、高启新、洪振宁、黄锡培、郝田虎、金丹霞、卢礼阳、李新德、李友新、刘晨、刘丽华、刘静、刘稚珉、林兴、黎明、陆永青、那莉、彭令、彭满圆、乔寿宁、邱才桢、孙金辉、孙金凤、宋世新、宋广波、邵建、沈珍珍、沈弘、邬峭峰、吴迦勒、谢俊美、徐逸龙、项敏微、袁越、袁家瑜、俞强、左如科、朱学勤、朱雨晨、朱丽珍、周振鹤、周平、周坚、张炳勋、张鹤熊、张青、张莉、赵晓阳、郑勇、曾诚、章宇、David Gamble、David Helliwell、Olayiwola Iyiola、Onesimus Ngundu、Charles David Soothill、 Chrissie Webb。如上的感谢名单里，有两批人缺席。一是曾接受过我采访的对象，计三十一位，因他们的名字已列于书后的《参考文献》，此处不再重复。不过，这批受访者中，支华欣、徐道兴、邬焕文三位牧师已相继过世。我对他们的致谢，只能寄托在缅怀之中。另一批缺席的是我的家人，父母、妻儿、姐弟。其实，生命中最应该致谢但最被忽视的就是身边的人。记得去年圣诞前后，也是本书写作到尾声时，太太因岳父生病，临时奔回老家。我在家一边买菜烧饭接送孩子，一边校稿补充。这也是结婚十七年来，有幸第一次在家主持全面工作。当然，也在这段当家作主的日子里，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主妇的琐碎与没有成就感。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给了我稳定的后方，让我有时间与精力从事曾经的所谓正业及现在的不务正业。近日我因父亲住院手术，临时飞回老家。昨天在病房里，我们不知怎的说到了祖母，父亲突然涕泪纵横，他哽咽着对我的小叔、他的弟弟（小叔因家庭成分不好，年轻时便被支边云南，从此落户边陲）说：“妈妈受过的苦，那时你们在外地，不知道。”我平生只见过两次父亲泪流满面。另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祖母去世的那个深夜，父亲流着泪为刚过世的祖母梳头。那年我还只有十四岁，我站在医院（就是书中提到的白累德医院）病房昏暗的门口，目睹了人生最难忘的一幕。今年，我已是父亲当年的年龄，而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为他母亲哭泣的人也已年逾古稀。祖母如果健在，今年正好一百岁。沈迦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清晨于温州父母寓所
关注沈迦、关注他追寻苏慧廉史迹，已有六七年。此书尚未成稿时，就曾有幸披阅书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历史照片。我曾邀请诸多学者来semlnar讲演，但最为另类却也最具专业精神的，则是沈迦的讲演，不仅吸引了我和学生，也吸引了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人。我感慨传主苏慧廉那样重要的史迹几近湮没；也感佩百年后终于有中国人重走苏慧廉之路，直至远赴英伦，寻访他最后的墓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史家门训，但像沈迦这样虽非史学出身，却为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传播火种的一位传教士，自费走遍世界，即使在我们这些以教授史学为生的人中，也已经非常罕见了。 ——朱学勤 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 ——马勇
《寻找•苏慧廉》由朱学勤、马勇、熊培云隆重推荐！他将《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将《论语》翻译成英文。他的译本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至今已印了三十多版。被遗忘的大师，他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翻译《妙法莲华经》，编纂《中英佛学辞典》。被忽略的业绩，一战前线服务华工获民国政府勋章，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千万英镑退还中国。他生命的轨迹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运。
关注沈迦、关注他追寻苏慧廉史迹，已有六七年，此书尚未成稿时，曾有幸披阅书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历史照片。我曾邀请诸多学者来seminar讲演，但最为另类却也最具专业精神的一次，则是那一次邀请他来讲演，不仅吸引了我和我学生，也吸引了史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人。我感慨传主苏慧廉那样重要的史迹几近湮没；也感佩百年后终于有中国人重走苏慧廉之路，直至远赴英伦，寻访他最后的墓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史家门训，但像沈迦这样虽非史学出身，却为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传播火种的一位传教士，自费走遍世界，即使在我们这些以教授史学为生的人中，也已经非常罕见了。——朱学勤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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