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0-1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美]艾恺
226
无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访谈之后所作的第二次访问的内容。第一次的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这第二次的内容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且让我以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为例，来稍作解释。大体来说，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斯塔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人士，也是一位记者。凭着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rnerca，他在美国及世界的意识中留名（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狂销数百万册，同时也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Hard Times，该书与前书属同一类型，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由录音带所录制的对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在前一集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组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除了刺激他的记忆以及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以外，我无其他的想法。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所设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 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中国甚至全世界，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总被归类为“保守派”，无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贬为已被“扫人历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现今无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对于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准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得经过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较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访谈中，我无意将内容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人档收藏，这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一一仔细听过，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 从某一角度来讲，这些访谈代表着立传人和传主间一次偶然性的相会。说是偶然，实因背后许多因素在某一时间点上交会，促成了此一会面。第一项因素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与世界接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梁先生。第二项因素便是传记的出版及成功。当我和梁先生晤面时，该传记已赢得亚洲史主要奖励。由于该书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闻，并很快地间接联络我，告诉我欢迎我往访。第三项因素则是梁先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情况较佳。甚至在1984年，当时他已逾90高龄，我仍觉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于1980年访问梁漱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心里一直认为首次的访谈资料即为珍贵的历史文件。当我愈往这方面思考，愈觉得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读者若从梁漱溟似乎总是身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虚。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事实上，当年义和团人京时曾立即给梁漱溟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当时正在一所西式学校就学，该学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诒孙先生经营，彭先生也是梁漱溟与我的访谈内容里提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学校有西式课程（如英语和科学），义和团焚毁了学校，梁漱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为了不让漱溟有机会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将他的课本全数烧毁。就在此事发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义式的学生运动——抵制美国货。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内容包括从事一些“子弹和炸弹行动”。一年后，他担任记者，并在南京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又过了两年，他和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接触，直至他全心全意修习唯识宗佛学为止，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书，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军事人物有所接触，如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韩复榘等人。他甚至与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士结为好友，包括了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续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倾注关心，他结交了几乎所有的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如黄炎培和晏阳初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去了延安并且与毛泽东对谈。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即日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他于此过程中创办了《光明报》。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而来的国共和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串他认识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单以及他所亲身参与的事件可以一直写下去，但是我感觉这已足够证明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我因此决定于1984年继续访问他。 作为（在当时）梁漱溟唯一的传记作者，我很幸运能将访谈内容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呈现。我感觉有某种急迫的原因使我从这方面着手。当时梁老已逾90高龄，一身体状况就如同所谓“风中之烛”般，因此，我尽可能快地回去见梁老，以便展开第二次访谈的录音工作。如同首次，访谈地点在梁先生住处，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时间几小时，共进行一个多星期，访谈过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记忆极为清楚。 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所称，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甚至捏造回答。这些访谈录音有个小问题，当中有部分内容与1980年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重复。再说，由于我向梁老请教许多历史人物，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些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他大概以为我是外国人，故有必要作解说。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些历史背景解释确实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并支持梁先生个人的历史观点。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所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是惭愧）。 本次访谈的地点与首次访谈一样，在梁先生住处的小房间内进行，地址是木樨地22号宅。必须特别注明的是，这些录音的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至于我那时为何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颇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原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组成部分建立于1972年，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问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领域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将我们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不是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直接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整体而言，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我在此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以及吴浩先生的努力，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长沙回北京途中，见军阀交战、民不聊生，遂写就《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长文，并印册分送。梁先生每见民生困厄，“此心如饮苦药”，遂“投袂而起，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有鉴于此，梁先生呼吁民众自水深火热中奋起： 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 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1893一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叉子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一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年一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
“演戏也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事儿”我做司法总长机要秘书的时候谈佛论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后后总角之交：与张申府为友的七十余年……
艾（下略）：您当时对京戏也很感兴趣吧？呵呵，我知道，您说北京人都喜欢。 梁（下略）：我那时候啊，我这个人哪，——北京话叫做“别扭”。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爱听戏。我就说你们爱听戏，我偏不听戏，呵呵。那年说这话的时候也都有20岁。后来到24岁那年，从前叫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的政局有个新局面。怎么说有个新局面呢？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成，之所以没做成的缘故是西南反对他。西南——在云南不是有一位将军叫蔡锷，有唐继尧，有广西的陆荣廷，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的部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原来国家的制度改了。国家的制度原来在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国务院有国务总理。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了，不要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个政事堂，他就是总揽大权在总统，不愿意另外要什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在袁世凯政府里头，他也不是国务总理，他是陆军总长，实际上军事大权由他掌着。所以旁人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却公开地反对。 公开反对反对不了，大伙儿还是都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就辞职——我不做官了——他不做陆军总长了，他退隐了，北京有西山，退隐到西山 上，闲住起来。他自己称病，辞职啊，辞那个陆军总长，就说我有病。袁世凯也无可奈何，他一定要辞职，要不干，也无可奈何。这样对他们北洋军人倒留下了一个生机，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是总统，副总统是黎元洪。按照宪法，应当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该是黎元洪出来了。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来了，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就把原来袁世凯的政事堂那套东西废除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恢复了国务院。这时候南方反袁的觉得他们这样做合法，合乎原来的民国宪法，就承认他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一方面有北方的，另一方面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统一内阁。这个时候按旧的说法叫民国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出人来参加北京的南北统一内阁，参加的人是云南的，西南方面的，是云南的张耀曾，他刚好是我母亲的一个弟弟，不是亲弟弟，一家的弟弟，我管他叫锫舅，他的号叫张镕西。他就出来担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他平素就喜欢我，叫我给他当秘书。 他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了吗？ 他从云南来呀。 从云南来的，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凯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做法学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学法学的，反袁的时候就到云南去了。他本来是云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也是在您家…… 是我们家的亲戚啊，我母亲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在去云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来往吗？ 当然。 您当时对佛教是最感兴趣的，那张先生呢？ 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跟他的亲戚关系，北京说法叫外甥。他岁数大过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岁。那年他做司法总长，我24，他33，也很年轻。 很年轻啊，做部长，当然年轻的。 他就让我给他当秘书。为什么要我给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代表西南反袁的势力来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面的主要人物通密电。他让我掌握密码电本儿。去电哪，来电哪，去信哪，来信哪，我都管这事儿。 所以他请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这种工作绝对不要别人知道的，您是他的亲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学问有关系，主要是您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沈钧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四个秘书中的一个。 哦，一共有四个秘书。 他是司法总长啊，有四个秘书。沈老师一个，我是一个，还有一位姓习，另一位姓杨，姓习的、姓杨的都是云南人，沈老是浙江人。四个秘书分担不同的任务，云南人姓习的、姓杨的管公事，他们管来往公文’，来的公文他们看，他们加意见，发出去的公文也归他们管。我专管机密的，呵呵，写点儿私人的来往信件。我把信写好，给镕舅看，末了他签个名，翻有密码的电报给他看。这年我24岁，沈老42岁，大我18岁。 这个时候的政局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必须要点明。过去主要是一左一右两党，左边就是以孙中山先生、黄兴、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是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是偏“左”一边的。偏右一边的叫进步党，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还有林长民等其他人。本来是这么一左一右两大党。前一段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后一段是他死了，大家反对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气死了。现在一切嘛都恢复，按照宪法啊，原来的宪法都恢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把段祺瑞找出来恢复国务院，请段做国务总理，这是民国六年（1917年）。 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的反袁势力参加了南北统一内阁。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四个秘书——我主要的给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沈老呢，是对外的事儿。所以对外——刚才不是提过了，一个国民党，一个进步党。大家都不讲这个，制定宪法的任务给耽误了，大家一定要抛除了党见，要制宪第一，把宪法搞住，因为是制宪第一。议员合起来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没有组织，各自组合起来，有的叫宪法研究会，有的叫宪法讨论会，有的叫宪法商榷会，都是研究宪法的。有名的是宪法研究会，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梁为首。后来口头上、报纸上常说谁谁是“研究系”，就是说他是宪法研究会那一派的人。 可是两院议员有八百多，有些没有收纳到这里面去，有的就叫“丙辰俱乐部”。为什么叫丙辰俱乐部呢？因为这一年是丙辰年。我们广东有个留学德国的，叫马君武，是丙辰俱乐部的头脑。还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褚辅成，他们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别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组织，这个时候，张耀曾跟他的云南同乡李根源，还有一位国民党老资格的叫钮永建、谷钟秀，他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政学会”。我们四个秘书中的沈钧儒代表张耀曾忙着招呼政学会的事儿，沈老人身体不高，头很大，留胡子。 ……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東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这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粱老畅叙平生，艾兄如实记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谨此推荐，读者不可错过。 --汪荣祖 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实际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孔门之学，返躬修己之学也。 --许章润
《这个世界会好吗》之姐妹篇，梁漱溟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访谈二十余年后首次面世！ 梁漱溟先生畅谈民国风云，自述行止交游，解密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蒋介石、冯玉祥等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交往轶事。
无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一种怎样的济世情怀，现在人又有几人有如此的抱负和胸襟，冲着书名买了送给小侄女儿，让她跟梁漱溟学励志~
那注定是个名人辈出，群英荟萃的年代，梁漱溟便是其中一份子。本书只是把梁的语言转换成文字，不加进作者自己的创作，我们能够跟着梁先生亲历中国那段动荡、硝烟弥漫、群雄辈出的历史。感受那个年代那群风华正茂的杰出人士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壮阔场景。书后附送一张碟，聆听90高龄的梁先生声音也不失为一种享受了
梁漱溟是我最崇拜的当代学者之一，可称为大家。拿到手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挨个字地码，觉得挺好的。周末两天的时间除了逛超市、休息、学习英语，剩余的时间就在读这本书，现在已经读到接近一半了。后面的估计也会很快读完的。
梁漱溟是我喜欢的思想家
时势造英雄，民国时期的氛围造就了无数大家，梁老真是大大的儒家，读此书后，让人对梁老的气节多了几分敬重，让人对所谓儒家、所谓民国，更多了几分切近的了解。
梁老确是中华文化的脊梁
一个真实的民国与开国初年，那些历史书上的人物都活生生走出故纸堆了
在大师的感悟中去寻找。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脊梁，使历史认定的、人民认定的。而不是花钱评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学习了。
知识分子的心身
好书，好人
国学大师毕竟不同，呵呵
瞭解民國那段真實的歷史。
单位用的，不错
从梁漱溟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明显的感受的老先生对民族兴衰的使命感；从老先生的踪迹历程看中，可以感受到老先生的民族荣誉感。
一直都很景仰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和马一浮先生是我最钦佩的
本书版式设计不错，读起来很舒服，而且带有录音啊！珍贵啊！
相信觉得是好书 期待
有谁能够像梁老先生一样淡定，普通人想的太多，所以很累。
支持国党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书名，这担当，这情怀，怎么能不买？
梁先生的访谈值得购买
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书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唯有一点稍微令人不甚满意，就是纸张问题。
书是挺好的，就是哪来的时候好脏，还没有发票。。。快递很给力
内容上比较相识
思想先知在那个年代是灰暗的，这也是民族的悲哀，重新了解大师的思想
很好，先读这个再去看他的人生与人心等著作，可以加深理解
帮别人买的书，大致翻了翻，还不错
很喜欢梁老，但是这本书明显只是单纯记录谈话。总觉得作者缺了点心思。
与梁漱溟口述的上本书比，读之并无新得。
旧时代的回忆，但不如想象中的好
不太喜欢谈话体。语言比较拖沓，无法真正了解哲人的思想。不如直接买他的专著。
买了还没看过，不好评价，唯一能说的只能是感觉还像是正版。
书很棒 但是都不知道 你们这个货放了多久啦 特别脏
质量太一般，书散发出来的不是书香，是一股很怪的气味
给自己买的，很喜欢的。
梁大师晚年口述。
极具史料价值
忘了评了 汗一个 东西很好
是一本别人整理的书，大师的言论就是不凡。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从我做起
雷颐
2011年04月26日07: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开始逐步为年轻人所了解，但一时并未成为社会“热点”，其“意义”尚待发掘。他的《东方学术概论》与《人心与人生》两部书稿的遭遇，颇能说明彼时的境遇。他数十年沉思、潜心写就的《东方学术概论》一书手稿，在出版送审过程中居然丢失，足见其被忽视的程度；而其一生力作《人心与人生》的书稿，送到多家出版社后也通通被拒。最终，通过种种努力，才得以在1984年“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绝对“洛阳纸贵”，各家出版社一定竞相出高价抢出此书。虽为自费，现在想来，学林出版社当时出版《人心与人生》，也颇见眼光，功莫大焉。
就在梁漱溟出书无路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生艾恺却选择研究梁漱溟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1975年他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在1979年出版为《最后的儒家》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也促使梁漱溟“走向世界”。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艾恺终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梁漱溟。经过精心准备，他为梁漱溟作了口述史，并录音存档。1984年，他再次为梁漱溟作口述史。
时代热点说变就变。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梁漱溟的人品学问突然成为“热点”。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他的东西文化观、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影响不小。2006年初，梁漱溟的长子把艾恺与梁漱溟1980年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由于出版后引起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艾恺最近又将1984年的访谈“整理”出版，名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由人民出版社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次的“整理”，其实只是录音原文照录，全然未经编辑，更真实体现了口述的“原生态”。因为编辑难免会有主观取舍，可能丢失更多信息。
细读梁氏口述，感到许多历史细节格外生动有趣，而且很有现实意义。他回忆说，他无大学学历，但是蔡元培却坚持聘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不过由于当时他仍在司法部任职而无法分身，于是就提出由自己在图书馆认识的好友许丹代课，蔡元培欣然同意。所以，许丹几乎带课一年，代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后来，他就以许丹的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这种故事，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他与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也很熟悉，李大钊当时已经信仰共产主义、并开始组党活动。很多人都曾回忆说，李大钊的性格温和厚重，但是梁漱溟却从一些细节看到了李大钊性格中热烈的一面，他回忆当时李大钊领导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并不温和，而是很有热情，很热烈。
梁漱溟一直都很注重乡村建设。当时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被称为“模范”，但他去实地考察之后，却很不满，认为问题很多。在梁漱溟看来，建设农村尤其要重视乡民的自觉主动性，要充分启发民众的觉悟，只有当获得了充分的民众自觉，“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缺乏群众的自觉，“农村建设”的效果就难以持久。
1917年，在从长沙回北京途中，梁漱溟见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感慨不已，写了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长文。他写道：中国的事情如果要办马上就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非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强调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
最近总算看完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说“总算”倒不是说花了太长时间，只是这书纠结了我们部门数位同志一整年，好不容易出版了，我也好不容易完完整整的看完了一本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其他书倒不是不好，只是稍显学术，使得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很难静下心去学习。天天在稿子中生活，虽然自己还没做出来过书，但是看着各类的半成品在同事手里变成据说有着油墨香气的书（自己有鼻炎，不大闻的到），还是感到挺幸福，就像保姆看着主人生下小孩儿的感觉一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书的出版实在很不易，从录音整理到编校、再到送去中央几个研究室审查、再到审了大半年没审出毛病批准出版、乃至后面的封面设计、和人民社合作出版发行等等过程，确实是折腾大家的够呛，本书执编老李一度的飞信签名都是“吾曹不出，如老李何”。
讲完此书的“难产”经过，说说俺对此书读后的些许感受吧。从本书命名之日起，很多人抱怨书名本身就让人看不大懂，我就给此书起了个大俗名“我不给力谁给力”，聊为戏言，没想到前几日一个网店宣传时还用到了这个“俗称”。书名相信看官都能明了，大意就是说我辈不努力出来做事情，天下苍生该咋办。非常大气的名字，也是选取自梁漱溟先生的一篇文章名，那时军阀混战，黎民遭劫，梁公忍不住大声奔走疾呼，希望救万民于水火，故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之前2006年曾有一本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非文学类畅销书，是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整理而成，当时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梁漱溟也重回公众视野，该书也一度洛阳纸贵。这本书可谓上述一书的姊妹篇，是1984年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整理而成。两本书的差距，据艾恺本人讲，《这》一书偏重梁公的思想，其时和梁公相遇不久，梁先生急于向他这个西方人介绍自己的思想和中华文化；而《吾》一书则偏重梁公的行止交游，艾恺自己觉得梁先生口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更大的史料价值，闲谈时他曾跟我说，和名人交往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本人忽略或不好动笔的，说的多了会让人有攀龙附凤之感，梁公更是不屑，故他要多保留这方面的史料，身为中国人，俺不得不佩服艾恺的观察和用心。
读罢此书，让我对梁公的敬佩更增了一份，如艾恺多次说的一样“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只有中学文凭，24岁却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想老夫24岁才考上北大读书）；一生没正经从政，却是近现代史上众多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的座上宾；被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却在年轻时候不想娶老婆想去当和尚；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却不坐而论道而是深入乡村搞农村建设等等，实在是很难概括，这其中最让老付敬佩的有两点：一为博大的救世情怀，一为完善的人格——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评价说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从不把饭碗当成第一考量，而是去从事自己想做的事儿。就算是让他少年成名的哲学，他也觉得不过是自己比较爱思考问题，思考了半天别人说你那一套叫哲学，他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哲学”。梁公生逢乱世，传统儒家的那种“兼济天下”的胸怀在其身上表现的很明了：无论是离开北大去做乡村建设、还是建立民盟来寻求统一建国、乃至建国初期和毛主席在政协大会上闹，无一不是从“苍生”二字来考量。观梁公，再看当下，实在是让人惭愧不已。“莫谈国是、一切向钱”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只知有己、何论苍生”！
梁公的人格完善不需多言，仅凭政协会上那“冲冠一怒”只怕已足可让他名垂青史了，不过他对此倒很有反思，觉得自己也不够缓和，表达有问题。书里有一段写他去山西阎锡山的地盘讲演，恰逢阎锡山大摆筵席请客，他作为客人被邀请发言。他直接批评前面的发言者都是马屁精、复读机，不会说和阎锡山不一样的话。搞的最后阎锡山有点儿不爽，不过最后也没把他咋样，还每月500大洋聘为高级顾问。对于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他也是直言不讳：章士钊不是一个能为苦难局面尽心尽力的人、冯友兰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孙科“不是一个好人”等等。他和其他同辈学者不大一样的另一个地方就是能够把思考用到行动上。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坐而论道，不大注意行动。而梁则花费很大的心血和精力在乡村建设运动上，此处不得不佩服当时军阀的胸襟，愿意画出邹平这个“试验田”让他去折腾，他把县里的几个局变成科，合署办公，梁公还一度代理过县长。不过可不要误以为梁公做这个事儿是为了当县长，看他的这本口述自传，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像个半仙：为切磋学问当教授、为革新农村去下乡、为寻觅第三道路创办民盟、为开辟言论征地办报社……参与各种各样的建设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儿都是点到为止，开创出局面好像就转向另一边，去做其他事儿，不会为名利二字所牵绊。他的多重角色，其实还是和上述所言一样，就是他以救国救民为志业，所以没有固定的职业，如果非给他个头衔，恐怕“行动的思想家”算是勉强可以概括的。
掩卷沉思，貌似除了“敬佩”，心里还是有点儿堵。一切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而看今朝，活着如蝼蚁一般，为了五斗米、三尺铺，做着各种想做的不想做的事情。在这个空空的年代，理想都成了奢侈品。洗脸时不经意间照了下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很熟悉也很陌生，封面上的梁公很近却很远。
经过你的一番详细介绍，对梁公的人格和学问越发地钦佩，你的文笔也很好，赞一个！
( ⊙o⊙ )哇，谢谢楼上的鼓励，数十年没人夸我了……哈哈。
情感真挚，文笔郑重！
( ⊙o⊙ )哇，谢谢仁兄谬赞！
我不给力谁给力 又遇神翻译。
看到梁老去阎锡山的地盘，蓦地想到我就在这个地盘呢呗，老师给我说过，阎锡山的军队驻扎在城外，就有了大营盘、二营盘之说，哪看现在这些营盘已经是太原城内，房价自不必说，高企着呢。
《这》书内挺模糊的一段就是：在政协上梁老和毛的争端是什么，过程是什么，书上没有，应该是审过了。
对于梁老的为人做事，一直感染着我，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相信这辈子也会伴随着我。
你读读这本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 是偏重思想，吾 偏重事件。
喔！ 那我买下这本书呗，再重新洗礼一番并等待签名版《这》的降临，你也给我签个名吧， 或者，最好写一小段话！
O(∩_∩)O哈！ 我又奢侈的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