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理论研究
201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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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历史理论研究》以明代史论为主要史料，运用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历史理论观念，研究明代史论中对历史的理性分析与总结，并适当地作出评价。书中展示出明人在历史运动、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历史认识方法三方面提出的丰富而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其间涉及的史论作者人数众多，身份各异。书中还少有地纵向考察了明代史论的若干问题，如起因、现象、阶段性，为明代历史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整体面貌上的参照。这些对于客观公正地看待明代史论及明代史学、丰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有直接帮助。
廉敏，女，汉族，1974年4月生，山西沁水人。199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2000年获得该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2003年以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十多篇。
序 绪论 一明代史学研究新领域：明代史论 （一）明代史学长期遭受贬抑 （二）近年明代史学逐渐扬起 （三）明代史论隐现洞天 二明代史论研究新视角：历史理论 （一）史义：史论的宗旨 （二）历史理论：近现代逐渐形成的史学观念 （三）坎坷艰辛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发掘 （四）明代史论中蕴藏着亟待探索的历史理论遗产 小结 第一章明代史论考略 一明代史论的起因 （一）隋唐儒学转向义理，暗伏远因 （二）科场逐渐重“论”成为近因 二明代史论至多 （一）明人对史论的参与 （二）明人对于时人论史的评论 （三）明人对史论之史学意义的揭示 三明代史论的历史进程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明代正统史论的建立 （二）正统至弘治时期：正统史论的发展与异端史论的萌芽 （三）正德至万历时期：异端史论与正统史论的对立 （四）泰昌至崇祯时期：明代史论的衰落 小结 第二章关于历史之论：天人、治道、古今 一天人：谁掌管历史 （一）多以“气”为造化之本原 （二）偏信“心”为造化之生命力 （三）“气”与“心”（也即“天”与“人”），何物主祸福 二治道：循天道与顺人情 （一）深虑：在天道与人为之间的摇摆与勘定 （二）行道：“唯其时”与“要诸人心” 三古今之辨：正俗、乘势与积今成古 （一）习、俗与义：对客观之“势”的怀疑 （二）遇时、乘势、因情：把握“势” （三）积今成古 小结 第三章关于社会演变之论：世变、君职、朝代与人物 一世变论：对社会纵向变化的关注 （一）天运思想下的历史终始循环论 （二）正统思想下的世道两变论 （三）形势论下的世道三变论 二君职论：思想上对君权的削弱 （一）以义利给君臣定位 （二）以职责来界定君民关系 （三）君家与天下有分别 三朝代论：对明代历史走向的深思 （一）先秦及秦论 （二）宋论 （三）元论 （四）明论 四人物论：视角多样，胆魄超绝 （一）商鞅论 （二）武则天论 （三）岳飞论 小结 第四章关于历史认识方法之论 一关于正统论的论难 （一）正统论导致历史认识混乱 （二）正统论混乱的由来与影响 （三）提出新的正统标准与原则 二是非之论与历史评价 （一）是非之论的起因 （二）是非之论与历史评价标准 三对传统历史评价标准的揭露与批判 （一）批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二）倡扬以“童心说”为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小结 余论 一明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二明代历史理论对前代史论的究讨 三 明代历史理论对清代史论的影响 四 明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启示 小结 附录一明代部分史论编年 洪武至宣德朝（1368—1435） 正统至弘治朝（1436—1505） 正德至万历朝（1506—1619） 泰昌至崇祯朝（1620—1644） 附录二明代部分史论叙录 （一）论体史书 （二）其他著述 参考文献 （一）工具书与丛书（以时代及出版时间为序） （二）历史文献（以人物及论著所属时代为序） （三）近人与今人书目（以出版时间为序） （四）近人与今人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序） （五）学位论文 后记
版权页： 尽管明代出现的史论激起了很多士人的不满情绪，然而也有一部分士人对此持比较平和的态度。他们并不因此而忧心忡忡，也不急于去批评，而是认真思考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有人认为，这样的史论是一种史书体裁的创新。如吴应箕云：“宋儒读史多论断，然附之以见，固未尝自为一书也。……汝服之书，上下数千载，取古人编年纪事者，行论断于其中，以自为一家言，，于古无是也。”他指出，宋代虽然多议论，但能贯通古今而有所论的专门著述，则未尝有过；姚允明的《史书》不是对历史偶有所见，而是对通史作过专门考察之后才提出评论的，这样的撰述意旨本身就是“一家之言”，是古来没有的。吴应箕实际上肯定了史论这一撰史体裁。万历年间，更有学人相信中国古代即有“议官”一体，而明代亦多有这一体的史著：“爰自《六家》、《七略》之外，厥有议官一家。子华子《吕氏春秋》、苏子《古史》等书是也。盖合纪载、议论而勒成一家言。此其说在马鄱阳氏矣。盖自四部兴而议官诸家废，子华子、吕氏人子，苏氏人史，而史部中复有刘氏《史通》、胡氏《管见》、孙氏《要论》、刘氏《指掌》、洪氏《随笔》，以至《全史论赞》，：则代有其人。而明口口丘文庄、于文定、王弁州，不可胜举。固不必称议官而总之傅史部为断案者耳。”这位学人并且认为，尽管明代史论多有弊病，但不同的弊病实际上在前代史论中也难以避免，既然如此，于明代史论也不必过于惊怪：“即前者议官之失不为无之，则此何足怪乎？”这对于启发、支持明代史论的发展来说，无疑具有理论意义。 有人则从理、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史论对于阐明“万变之事”中皆有“理”存的认识价值。“天下有一定之理，有万变之事。……至于万变之事，代不同制，人各异师。苟非条析讲求，何以规摹得失。若乃方幅之内，或以迂阔见讥；廓落之谈，复以功利相摈。”这篇序言认为，天底下存在着理与事的矛盾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环境有着特定的历史运行轨道（所谓“理”），同时也有千差万别的历史表现形式（所谓“万变之事”）。无论是“正心诚意”的理论，还是“亲贤远佞”的说法，都根由在“理”与“事”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探寻到治乱兴衰的机窍。因此，从理与事的关系出发来认识各种议论，就能明白，“理”、“义”本来言简意赅；而“事”则因为各朝代的制度不同，各人的师承有别，而表现得千姿百态，所以需要认真分析，从而肯定了史论存在的必要。 明人对待史论当然还有更多的、参差不齐的认识与态度，这里仅举如上几例，亦足以说明，在明代史论的勃兴对于传统的学术思想造成了冲击，有的学人从中发现了新意，从而调整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有的则对此很排斥，反而强化了固有的思想。
《明代历史理论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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