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全2册）
2012-7
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犁
454
无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孙犁，当代著名文学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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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关于《聊斋志异》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见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于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就再读一遍。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是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栖》等。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词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 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词，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词，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谈读书记(代后记) 在古时，读书记，或藏书题跋，都属于目录学。目录之学，汉刘歆始著《七略》，至苟勖分为四部。唐以后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藏于四库。这样的分类法，一直相沿到清代。无论公私藏书，著录之时，都对书籍的内容，作者的身世，加以简单介绍，题于卷首或书尾，这就是所谓提要、题跋。把此等文字，辑为一书，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读书记了。 我所收藏的读书记，最早的是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四部丛刊本)和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武英殿聚珍版翻刻本)。这两部书，是读书记这类书的鼻祖。其中晁志，所记尤为详赡。因时代接近，记录的宋人著作，很是齐备，对作者的介绍，也翔实可信。有很多书，后来失传，赖此志得窥其梗概。后代藏书家，都很重视此书。 晁氏有些论述，也很有见地。如论文集之丛杂，他在集部引言中说： 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概诸圣，而英辩藻思，瑰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响，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故别面聚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当晋之时，挚虞已患其凌杂难观。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曰：《文章流别》。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萧统所选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呜呼盛矣！虽然，贱生于无所用，或其传不能广，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落者十八九。亦有长编巨轴，幸而得存，其属目者几希。此无他，凡以其虚辞滥说，徒为美观而已，无益于用故也。 我不厌其烦地抄了这样一大段书，是因为其中说明了著书立说方面的一些规律。第一，历代作家的文集是很多的。至唐已有七百家，总集已有七十五种。第二，传流下来的却很少。第三，不能流传的原因，主要是虚辞滥说，无益于用。 这里的有用无用，当然不只是像他说的，能否“扶持世教”。晁氏生于宋朝，受理学家的影响，所以这样强调。集子能否流传，主要看它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包括：作者的才智；说理的能辩；文字的美学感染；著作的真诚等等。哲学著作，以才智道理取胜；历史著作，以材料真实取胜；文学创作，以美的陶冶取胜。 作家结集自己作品，都是自信的，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具备这种功能，可以传之久远。在当时，即使多么无情的批评家，也不会预言这种文集不能传世，阻止他出版。作品能否流传，常常是不能预见的。只有在历史的江河中，自然淘汰。自然的冲刷淘洗，能使当时大显者，变为泥沙：也可以使当时隐晦者，变为明玉。更多的机会是，使质佳者更精粹，使质劣者早消亡。 既然如此，晁氏之所谓“自警”，就很难做到了。人之好名，是一种自然生态。尝见出土的古墓壁画或砖石上，刻有匠人名字。难道他当时不知道，他的作品要永埋地下，曾经想到，有朝一日，会被发掘，重见天日吗？这是创作冲动的满足。劳者歌其事，在自己的劳作成果上，缀上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原始现象。儿童就是这样，可以说是牛而知之。 在论述传记的写法时，晁氏的见解，也很好。在传记类《韩魏公家传》条内，他说： 右皇朝韩忠彦撰，录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鹏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入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侄之间，区区自列乎！持史笔其慎焉。 这一段话里的，“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鹏鸟之对”两句，颇可玩昧。这是说，人物传记，不同于故事，更不同于寓言。古人撰写人物传记，不满足于只用那些干枯的官方资料，愿意添进一些生动活泼的记述，乃参考一些野史、家乘，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的人物传记，那些生龙活现。读起来比文学作品还有兴味，就是因为他不只依据官方文献，还寻访了很多地方资料，口碑传说。后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都采用了许多私人的著述，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 但运用这些材料，需要特有的观察、判断、取舍的能力。 历史作品，有时可以当作文学，但文学作品。却不能当作历史。历史注重的是真实。任何夸张、传闻不经之言，对它都会是损害。历史、事实，天然地连结在一起，把历史写得真实可靠，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历史，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现象。它比自然现象，难以观察，难以掌握得多。它的错综复杂，回曲反复，若隐若现，似有实无，常常在执笔为史者面前，成为难以捉摸，难以窥测的幻境。 撰述历史，时代近了，则有诸多干扰，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誉的，利害的。时代远了，人事的干扰。虽然减少，则又有了传闻失实，情节失落，虚者实，而实者虚，文献不足征，碑传不可信的种种困难。如果是写人物传记，以上情况就更明显，就更严重。 只根据实录、谱牒、碑碣去写历史，这是传统的做法，也是保守的做法。但开放的写法，即广采传闻野史的写法，也带来了另一种毛病，即晁氏指出的“故事化”或“寓言化”。 特别是人物传记，用开放的写法，固然材料会多一些，事件会生动一些。但材料如果是从亲属得来。其中就有感情问题；如从友朋得来，其中就有爱憎问题。况人之一生，变幻无常，虽取决于本身，亦受制于社会。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要把一个人物的传记写好，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传记一体，与其繁而不实，不如质而有据。历史作品要避免文艺化。现在，有很多老同志，在那里写回忆录。有些人多年不执笔，写起来有时文采差一些，常常希望有人给润色润色，或是请别人代写。遇到能分别历史和文艺的人手还好，遇到把文学历史合而为一的人，就很麻烦。他总嫌原有的材料不生动，不感人，于是添油加醋，或添枝加叶，或节外生枝，或无中生有，这样就成了既非历史，也非文学的东西。而有的出版社编辑，也鼓励作者这样去做。遇到文中有男女授受的地方，就叫他发展一下，成为一个恋爱的情节。遇有盗窃丢失的地方，就建议演义成一个侦探案件。遇有路途相遇，打抱不平的地方，自然就要来一场“功夫”了。 现在有一种“传记小说”的说法。这真是不只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了。这种写法和主张，正如有人主张报告文学，允许想象和虚构一样，已经常常引起读者，甚至当事人或其家属的不满。因为凡是稍知廉耻，稍有识见的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添加一些没踪没影的事迹的。 当然，野心家是例外的。从历史上，特别是“四人帮”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野心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别人吹捧，坐在轿子里的；一种是抬轿子，吹捧别人的。他为什么鼓吹得那么起劲，调门儿提得那样高，像发高烧。满口昏话？这是有利可图，可以得到好处的。弄好了，他可以从抬轿子，变成坐轿子，又有一帮人起哄似的吹捧他了。 元、明两朝人，不认真读书，没有像样的读书记。到了清朝，重考证，这类的书就多起来，除很多已成为专门学术著作，如《读书杂志》、《十七史商榷》等书外，标以读书记名目的就不少。《何义门读书记》，寒舍不存；《东塾读书记》，存而未详读之。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黄是藏书家，以藏有百种宋版书而著名。他所藏书，也远远不限于宋本。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给人一种变态的感觉。这种感情，前代不能有，后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生活，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甘默默无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举动。 他的藏书记，被后人一再辑印。我有三集，前二集是上海医学书局影印，后一集是木板蓝色印本。同样是藏书家，陆心源的《仪顾堂题跋》，读起来就干燥无味。 其次是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他的读书记，散见在他的日记中，由云龙辑录出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白文没有标点，也未详细分类。有一年，我在北京国子监买了一部，纸张很好，共四册。后经中华书局整理、分类、标点，重新出版。 他读书仔细认真，读的书也广泛，非只限于经史，杂书很多。但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总是说病了闷了才拿出来看看。并说，这部书是托名贾宝玉的那个人，自己写了家世，其他社会风物，则是别人代为完成。这真是奇怪的说法，可备红学家参考。 和他的读书记类似的，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舍间所藏。为万有文库本。此人读书也多也杂，也很认真，我通读一遍。此外，有《鲁岩所学集》，也是读书记，较通俗易读，我有的是木刻本。我另有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邓之诚的《桑园读书志》等。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晨改讫
《耕堂读书记(套装上下册)》是孙犁所写读书记的结集。所收作品，均是作者的匠心之作，既有买书的经历，又有读书的心得体会，体现了作者的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欣赏趣味。孙犁一生“嗜书如命”，对于所读及所藏之书均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读他的《耕堂读书记(套装上下册)》，就发现孙犁多次强调自己对于读书很有“洁癖”，他在《买〈太平广记〉记》中就写到自己买书的习惯：“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孙犁晚年有修书的习惯，所谓修书就是将那些受了破损的书重新用牛皮纸包装起来，他的大部分藏书在“文革”中被查抄，返还后不少书都被污损了，因此，修书成了他晚年打发光阴的一个重要的功课。
无
书的印制装订都很不错！小32开精装两本，都是孙犁淡雅清新文风的读书小品，建议吧书衣文录也一起印出来。
两本小书就开价38元，这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忒狠了，不大厚道。幸好卓越卖半价，使得孙犁先生的书得以广为流传，则读者幸甚、孙犁先生幸甚、中国文化幸甚。书倒是印的挺好。孙犁先生不愧是荷花淀派的开山祖师，文笔既朴实又很美很有味道。孙犁先生的文章需要慢慢读慢慢欣赏。
非常好！非常好！读完可见真性情。
孙犁的书，喜欢。文笔见识均好，难怪提携了那么多大家。
孙老先生讲他藏书的故事，笔墨清淡，适合翻着玩。
书的质量很好。内容也是比较闲的。适合闲来雅趣读来。
孙老爷子的文字真的不错，不做作，朴实中见真情。此书印的也好，封面既能看出。
很早就喜欢读孙犁的作品，朴实的文字透出浓浓的诗意和纯真，是疗养身心的好书。必须说一下送货，这次是我最满意的送货，包装规范，书籍干净整洁，还一直送到楼上办公室，要是总这样该多好！
百花文艺新出的《耕堂文录十种》及同一设计装帧的《铁木前传》、《耕堂读书记》精装本我一次买全了。其设计素雅，装帧漂亮、纸张给力、排版悦目，里面还有作者照片和手迹，787×1092mm 1/32小开本方便阅读。我是十分满意，认为值得珍藏。... 阅读更多
开本32， 纸张密实.清白， 字体清晰， 装订的很结实（精装书的装订也分好. 中.差，此书无疑是好）就书籍质量而言，值得购入。
制作精良,封面设计不错
真正的好书，不贵
今年看到的最舒服的封面
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
重温重温
孙李先生的读书笔记，有点意思
孙犁晚年读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