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文存
2003-5
上海教育出版社
许纪霖,田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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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案亚泉二字为氩、综之省笔。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综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可是他没有料到，综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了。）1903年（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人商务，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称：经他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就是他编译的。）至今仍在沿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不少也是出于他的首创。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所收重要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四篇是他发表在《亚泉杂志》的文章。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以后至20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胡愈之回忆在《东方杂志》当编辑时说，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并称他是忠厚长者，治学严谨，办事踏实。（见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 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九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除主持编务外，他还勤于著述，著有《人生哲学》，译有叔本华《处世哲学》。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其中有些文章，今天读来，仍有一定启迪作用。后人在他去世后，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蔡元培也说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书杜亚泉先生遗事》）。他在胡适以前，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虽然今天看来，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
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代序）王元化哲学与思想无极太极论物质进化论伦理标准说接续主义社会协力主义爱与争矛盾之调和精神救国论精神救国论（续一）精神救国论（续二）论思想战理性之势力策消极死之哲学游戏与人生哲学、人生及人生哲学的意义——《人生哲学》绪言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人生哲学》第四章人生问题和人生观——《人生哲学》结论政治与经济减政主义政党论革命战争国家自卫论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自治之商榷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个人与国家之界说力之调节天意与民意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论政策政争未来之世局今后时局之觉悟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中国之新生命劳动主义知识阶级之团结金权与兵权波海会《亚泉杂志》序《工艺杂志》序消极之兴业谈中国兴业之先决问题国内调查教育与社会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国民共同之概念论中国之社会心理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现代文明之弱点推测中国社会将来之变迁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国民今后之道德吾人今后之自觉个人之改革破除享福之目的说俭论今日之教育行政论今自之教育行政（续）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教育之指导农村之娱乐东西文化之研究与论辩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差等法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迷乱之现代人心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附（一）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附（二）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附录
以上诸说，第一说乃神道设教之意。正以善恶邪正，无可折衷，乃托之于在人类以上者之命而听从之，其意仍杳冥而无凭准。第二说，则当蒙昧未开之时，听其时杰出之一人之所言，以为行为之准则，犹之弟子之受命于师而已，而其师之所以辨其善恶邪正者，仍不能无标准也。此两说者，皆有重外轻内之意。以此为标准，正以未得标准之法，而强立一起点耳。第三以下诸说，或求之于吾心而论其起源，或按之于当世而考其结果，伦理家皆存其说而无定论。 今试以我国先哲之言，比较而参究之。神意之说，小同大异。吾国之学说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日：“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所谓天者，原与神无异，不过指在人类以上而主宰之者言之。但吾国学说，以谓天赋授吾人以为善之良心，人当本此心以行善，故善恶邪正，仍辨之于吾心，非听之于天命也。天意之说，原属杳渺无凭，苍苍之天，非有谆谆之命，据经典而信为上帝所指示者，不过宗教家之迷信而已。君主之说，吾国无之，吾国以君主之命令为法律，法律固不可不遵，但法律之与道德异其质性，吾国固早辨之。道理道德二说。一主本能，一主经验，即我国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宋儒朱陆二派各占一说。他爱者，以仁为本，而其流弊至于舍己殉人，墨说是矣。自爱者以修身为道之本，以守身为义之大，其流弊至于自私自利，而与伦理相背，杨说是矣。实利者，道之结果。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大学以治国平天下为止。尧舜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故伦理之目的，固以人类之安全幸福为期。但据此立论，亦有专求成效，论利害不论是非，背于伦理之本意者。今之言伦理者，折衷诸说而贯通之，谓伦理之标准，起于自爱及他爱，由其本能，加以经验，而终以人己之安全幸福为目的。或直接，或间接，适于此目的者为正为善，不适者为邪为恶，此吾人行为之标准也。
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解放后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对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未置一词。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翻阅当时资料，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从梁启超到杜亚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适的变革线索。 ——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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