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洁的灵魂
2001-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纪申
283
183000
这该是我的第三本集子。编完了它，算是了却一桩心事：想把这一段时间里自己工作作一个简略的回顾。集内收纳的文字大都写于近几年，也有少数篇章是八十年代写的，或从旧笥中挑拣出，或自他人选编的书内觅得。我说过自己并非作家，拙于文，为了让广大的读者多知道一些有关巴金的情况，替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点真实可靠的资料，才不揣谫陋，利用自己的一点有利条件，在朋友们的鼓励与督促下献份“丑”。不知不觉就“丑”上“瘾’’了，也就不局限在巴金个人方面了。所写所述确为自己真实感受。在下老实人撒不来谎，俗话 也说，编的筐筐总是圆不了的。虽然水平有限，可全是实在话啊。 老年多病的巴金一直提倡讲真话，还下决心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做到言行一致。他说：“改变自己的生活，省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我一定要走下去不回头。”为了偿还“欠债”，他把整身心都交给了读者。因之也赢得了读者的信赖与喜爱。《读者的回声》中所写那也仅是少数的例证。要举的话，真是举不胜举。前不久受托替一家出版社编选了一本有关巴金的书。在编选过程中读了不少他人所写的各式各样有关巴金的文章，也是从部分书刊中收集得来的。作者中有文坛老将、知交故友。有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有军中战士，有陪同出国的翻译人员，有常在身边走动的后生晚辈，更有素昧生平的陌生读者。他们全是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的真实感受。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巴金在《最后的话》（见《巴金全集》后记之一）中深情地说：“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了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这是他十年前写下的话。而今跨进了新千年的老人，应该说他是更加老了。问题不在“老”与“不老”，而是多种疾病使得他不仅不能握笔写字，连讲话也十分困难，只见嘴动、言不出声了。那“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无法向读者倾诉胸怀能不让他“感到寂寞、孤独”？最使他痛苦的还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就在想，我欠读者太多太多了，我再也不能写作是个废物，成为大家的包袱了。”《一个纯洁的灵魂》也就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力图表现老人在大病后的内心苦痛情境。 前些日子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巴金病中探望记》中讲到老人因肺部感染热度不退的情况，立即就有不具名的读者（也是医生）献来药方。“巴老希望您再次战胜病魔渡过难关。读者们都在等待着您。”赵兰英的祈祷心愿，正代表了大众的心愿。其实此时华东医院院方已邀请京中专家来沪进行了会诊，修改了治疗方案与用药，老人的热度也就逐渐退下了。这是值得告诉大家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隆重开馆的报导，病中的老人不仅看了电视新闻还聆听了徐钤同志朗诵的报道。这一喜讯了却了老人多年来的一桩心事，并使他得到无比的慰安。 据可靠消息《巴金全集》也将以新的面貌再版问世，昨天我又见到《家》的另一种新版本。特此附闻。 五十年代中叶曾从事过业余翻译，几本译著也曾在本社印行过几版。后来因工作调动，停止了译笔，安心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想不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自己这本小册子竟又能在此出版，真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这还得要感谢郏宗培与左泥两同志的帮助。眼下自己也是耄耋之人了，可心犹未死，如健康允许，力能从心的话，还打算写下去，继续较系统地写下去，尽力提供一点有关资料吧。 新千年六月十二日于萦思楼
本书记述巴金近年来病中的生活、思想、写作活动，以及早年如何创建出版社、当总编辑，编辑了许多重要书籍、刊物的经历等。由于作者是巴金的同胞手足，长期在生活、工作上休戚与共、亲密无间，对巴金生平及其创作的了解熟谙，使这些散记的贴切中、准确深透是其他任何写巴金的书籍都无可比拟的。 作者緬怀文艺界人士如冰心、曹禺、萧乾、柯灵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随笔，也很有特色。
巴金篇 一个纯洁的灵魂 ――记病中巴金 有怀巴金 ――调寄采桑子 “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西湖边上探巴金 巴金与孩子 巴金在上海 难忘家乡味 校风沐雨 积累文化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 小小解说 记巴金编印的又一套丛书 《没有神》选编后记 巴金最喜爱的还是书 ――《巴金书话》编后记 任何梦，都会醒的 ――《巴金七十年文选》编后记 读巴金《序跋集》有感 历史教训不能忘！ 从分析觉新性格说起 夜读杂记 我当电视剧《家?春?秋》的顾问 剧外杂话 ――写在电视剧《家?春?秋》播映之际 友情难忘 苦痛在心 ――读巴金《怀念曹禹》有感 友情之河? 巴金与泉州? 有新意就好 ――读《世纪的良心》? 关于作家写广告 相似和相异 ――巴金与丽尼? 友情、生命中的明灯 ――记一次难忘的聚会 读者的回声? 怀念集? 留给世间一片爱 ――怀念冰心大姐? 难忘曹禹? 不屈于命运的硬汉 ――悼念萧乾? 哭徐迟? 回忆靳以? 归去兮，西彦!? 好人，吴强? 一个真挚企望黎明的人? 一点感想? 四方风雨见史笔? 追忆陈向明同志? 真金不怕火，谤议又何伤 ――忆江骛? 哀思阵阵 友情难忘? 悲离别 ――送柯灵兄远行? 随感录? 相信群众相信读者? “馄饨”与“抄手”? “为理想而写作”? “大器晚成”? 美哉，佳本！? 感事三说? 我对《围城》汇校本的几句话? 是“英雄”还是“怪物” ――读长篇小说《野草闲花》? 《易胆大》与《蒲田进行曲》? 也谈川剧《潘金莲》? 为川剧叫好? 与会有感 ――参加“沙汀作品研讨会”后 让明珠更明亮? 编后赘语?
一九四一年巴金返川与吴朗西重聚。商谈后，决定分别在桂、渝两地成立出版社办事处，桂林的工作由巴金自兼，重庆办事处则聘当时在互生书店帮忙的田一文负责。吴仍以总经理名义于必要时负责筹拨资金，但那时他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银行工作上了。一九四二年巴金再度返川，五月赴成都设立办事处，聘李济生主持。时叶圣陶先生主持开明书店成都编译所曾题词以贺：“艺林声誉良非虚，英华谁不识墦玙，共指文化生活社，巴金著作曹禺书。” 当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事之后，大批文化人集中到桂林，这座水清山秀的城市遂有了“文化城”之誉。那里的印刷条件与纸张质量都较优于内地，且有铁路运输之便，还可以与“孤岛”上海联系。总编即以桂林作为造货中心，渝蓉两地为辅。经过短短两三年的惨淡经营，出版社在读者与同业之间又声誉遍传。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四四年夏末，湘桂战事再起，因达官富商的抢先逃难，桂林大乱，一时对外界的交通为之堵塞。当时出版社除抢运出全部纸型外，所有存书连同办公用品住房尽毁于八月的大火，损失惨重。总处遂乃西移重庆。重庆处幸得几年来田一文的努力经营声誉日隆，也积下一些资金，这时已可作为总处的得力助手。在巴、田联手通力合作、精心安排之下，尽量利用所存纸型，使畅销书不脱销，这就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加以具有较好质量的新品种时有出版，旧带新、新托旧，业务遂得迅猛发展。 早在一九四三年重庆十九家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后，渝处就成为该总处的成员之一，随而参加联合总处筹设的联营书店，并列为书店董事会成员。湘桂战事后原在桂林的不少同业迁来重庆，鉴于形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书店为核心成立了新出版业同业公会，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争取民主与言论、出版自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领导人和他们周围的朋友原本都是具有进步理想的文化界人士，自然地成为这些活动中的积极和中坚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虽然是“惨胜”），在一片复员声中，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面临如何迁回上海的问题。但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与上海联系中断。仅知留守沪社的陆圣泉因出版社发售过抗日书籍，遭受到巡捕房的查抄，陆也因之被捕惨死在日本宪兵队狱中，社务早已陷于停顿。当时，田一文又已复员回老家汉口去了。吴朗西遂另行兴办文化合作公司由他负责经营。巴金则认为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一事业，合乎自己理想，决心坚守这块阵地，它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规模，固然自己倾注了不少心血与辛劳，同样也凝聚了其他工作人员与朋友的劳动和关注。他不能不想到创业时鲁迅先生给予的热情支持，更不能不想到为维护事业只身坚守在“孤岛”岗位上、以致牺牲在敌寇魔爪下的陆圣泉。而且这时的出版社已不是几个人的事业，而是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热切关注着的事业，他们都期待着它经此严寒能有新的发展。他还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此时他只有全力以赴，义无反顾。文化生活出版社必须坚持下去！生存下去！这时成都办事处已经结束，剩下的重庆这个“摊子”就交给李济生继续维持着，然后巴金自己才安心地“复员”上海去了。这已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了。 回到上海以后，巴金发现出版社除了两三个留守人员及少量存书、纸型外，没有存纸，没有现金，连本帐目也没有，倒是因战争关系邮路不畅，反欠下了不少作家的版税，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空摊子。在他思考着恢复业务从何着手之际，此时李采臣表示愿回社工作。巴金也就把恢复业务的重担交给了他，自己总其成，仍以广泛联系作家、译者，编发书稿为主。并设法借来一点钱买进纸张，再版了几本畅销的好书，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后，即向银行订立透支合同。由于好书不断档，新品种的陆续增多，使销售量日益增大，资金流转较快，业务得以展开。即使面临惨胜后的政局混乱，政府腐败，通货膨胀，物价不停地上升，出版社却还是较快地走出了低谷，声誉日增，受到了广大读者、作家、译者和同业们的好评。自然这都由于巴金主持编务的关系。他为了它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劳动。对于一个像他这样靠稿费生活的一介书生来说，原就勉乎其难的了，却还遇到种种不快以至令人气短的事。这里且引一段他自己吐露的心曲吧：“三年前开始翻译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摘自《六人》的“后记”）自然“这种朋友”也仅仅三、四人而已。事实胜于雄辩。文化生活出版社十几年的艰辛历程和它出版的大量高品位书籍，以及读者、作家、译者自会给巴金的劳绩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在巴金身心交困的时候，上海解放了。不久巴金先后应邀赴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和新政治协商会议，自此他社会活动多了，而且还有出国任务。出版社的业务实在难以再兼顾下去。何况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更应该写出新的作品来迎接人民的新时代。对耗去了他多年的光阴与心血、充满了自己感情的这个出版社，他已在考虑让贤了。“十本书的版税小康不主张补发，我已去信表示不坚持，对文生社的前途我颇悲观，我也预备放弃了。本来在这时候我们应有新的计划，出点新的书……以后不知道怎样才好。实在可惜。”（见《家书》第三页） 就在南京临近解放之际，本在日本经商的吴朗西由于夫人柳静的催促，也放弃了定居异乡的计划，毅然回归祖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安排，作为出版社创办人之一，遂再度出任总经理并兼总编辑主持一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吴就任以后，因脱离文化工作已较久，对文艺界情况已不甚了解；再说当年的那颗创业雄心、献身文化事业的精神，似乎也给旧商场的俗水与金钱磨损殆尽。因而即在国内政治局面已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也未能利用时间认真作进一步展开业务的计划，特别是由于经营的失策，以及与员工关系的处理失当，致令出版社频于倒闭，在职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申请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一九五四年井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使得为文学、出版事业作过巨大贡献并在广大读者中拥有崇高信誉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未能在新时代的三年中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草草结束，实在令人感叹。 为文化积累献身 巴金曾回忆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那么这里不妨查阅一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看看在它的近二十年的历程中究竟出了多少书，又是些什么样的书。笔者曾编辑了一份这家出版社的全部图书目录，据此统计共印行了各类丛刊、丛书、专集、选集二十八种，计二百二十六个品名，外加三种期刊的编辑与发行。其中虽仅少数几种冠有“巴金主编”之名，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品种都是经他的手编排发印问世的。因为巴金担任总编辑，主持编务的时间最长。自一九三五年创办之日起到一九四九年末辞职止，达十四年之久，未曾离职片刻。这期间经历了抗战的八年，解放战争的三年，不管走过了多少灾难的艰苦岁月，他总是默默无私地竭力工作着。一个民营小出版社，能这样有系统有计划地出版这样多的各类丛书，专集，为国家民族积累文化，培育出不少新作家、新译者，确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这里也难以一一列举，尽道其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