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英之死
2003-0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裘小龙
449
俞雷
无
在H市郊外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新上任的刑侦队长和警长展开调查。他们很快发现死者是一位社会公众人物--女劳模关红英。随着调查的进展他们发现关红英的生活出乎意料的具有双重性，她一方面以良好的社会公众人物现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一方面又过着隐秘的孤独与堕落的腐败生活，杀人嫌疑是一个干部子弟，某杂志社的摄影编辑吴晓明，吴晓明借着给名人拍照的机会，与很多女性关系暖味，关红英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颓废，堕落，假扮夫妻出外旅游，甚至在一起拍摄了很多色情性质的照片。关红基做了吴晓明的情人，原本是希望有一日成为吴晓明的合法妻子，但是吴晓明却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还不断另寻新欢。当关红项把吴晓明拍摄的色情照片藏起来，试图要挟对方时，吴晓明孤注一掷，将她杀害了。 《红英之死》是作者裘小龙的长篇处女作，2000年在美国出版后，备受好评，先是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大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尔后获得安东尼小说奖，即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纽约《新闻日报》将它评选为2000年最佳十部作品之一；已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家翻译出版。
裘小龙，诗人，诗歌翻译家，小说家，出生于上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为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诗而闻名，八十年代末，到美国留学，并用英语开始小说创作。现为华盛顿中国文学教授。已经出版英文侦探推小说两部：《红英之死》和《外滩花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略）
陈超禁不住对阳光下王枫脸上的变化感到迷惑。每一次见到她他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她。时而她俨然是个知识分子的模样，咬着钢笔的一头，成熟而有思想，肩负着对瞬息万变的世界进行新闻报道的重任：时而她朝他走过来，是一个穿着拖鞋的小女孩，在过道上匆匆赶路。然而，在这个五月的早晨，她看上去是个十足的H市的姑娘，温柔，自信，坦然地跟她喜欢的人在一起。 她的胸前挂着个用细红绳串起的玉坠儿。像大多数㈠市的姑娘，她也喜欢那些迷信的小玩意。王枫开始嚼起了口香糖，然后仰起头．在阳光中吹出一个大泡泡。 此刻，陈超觉得没有必要讲话。她的呼吸只有几公分那么远，呼吸里有股清新的薄荷味道。他真想把手伸过桌面抓住她的手，但是他没有。相反，他的手指在她面前的一张纸餐巾上敲打着。 一种完全超脱于现实环境的感觉在他心里弥漫开来。书摘1 “感谢你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张政委。”李书记说道。在开始讲话前，李书记这样说是出于对这位老同志的敬意。 张政委四十年代就入了党。解放后，他就被定为十一级干部。而李书记到了五十年代才入的党，所以他的级别要低得多。像往常一样，陈超尊敬地同张政委打了个招呼。张政委对陈超的印象并不太好。有几次，张政委差点把陈超定性为自由化分子。 “同志们，这是个具有非常重大政治意义的案子，”李书记开始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市长刚刚亲自来过电话，他认为这有可能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性案件，以下是他给我们的指示：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尽快破案。市政府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得公布有关被害者死亡的任何细节。” 陈超有些吃惊。这个被害的女人确实不同一般。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她还常在电视上露面。但是还不至于重要到会让市长亲自打电话到局里来关照．而且电话来得那么快。 “但这是一起凶杀案。”于警探说。 李书记没有接子警探的口，继续往下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意识到，关同志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害的。她是市里知名的劳模人物。她的不幸遇难对我们党是个巨大的损失，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公共治安的一次挑战。” 李书记走得太远了，陈超心里暗自想道。作为一名党政干部，李书记对凶杀案的了解并不多。但这也许正是他，而不是别人，能当上书记的原因。他能够在任何事情中看出政治的道道来， “还有，她被这样残忍地杀害了，有损于我们伟大的党的纯洁形象。” 这个说法并不太难接受，陈超点了点头。女劳模关红英全身赤裸，被人强暴、勒死后的照片，和一名身穿灰色劳动装的模范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实在格格不入。 陈超觉得自己看见于光明脸上闪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嘲笑。 “因此，我们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由陈超队长负责，于光明警探协助。另外，张政委将担任调查顾问。” “如果这只是桩普通凶杀案怎么办？”于光明顽固地问。 “如果最后查出这不过是一起普通凶杀案，我们也要去破。现在我们只是要提高警惕。局里将拨给调查小组一笔专用经费。如果需要更多的人手，陈队长可以问我要。” 陈超想，这也许是李书记的成功秘诀，嘴上是从来不离政治，但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所以，他从来不会忘记加上几句不那么政治性的话，几句有点实质内容的话。这使得他跟其他的党政干部多少有点不一样。 李书记开始了他的总结性发言。“你们知道，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用谨慎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不得对新闻界透露任何情况。任何可能引起的不必要的猜测，对我们的调查都将是不利的。” “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超第一次开口说话。“有张政委做我们的指导员，我们会全力以赴去破案的。” 会议结束后，陈超被李书记单独留了下来。 “我希望你能有出色的成绩．”李书记说。“这也许是一个棘手的案子，但打个漂亮仗，会引起上层领导的注意。” “我明白了，但是张政委……”陈超没有把话说完。 张政委在局里是公认的最正统的政委，属于老一代的政治强硬派。 “张政委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李书记说，“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生活水准的提高，要一个人靠退休工资是很难过日子的。所以党委决定对老同志采取一条新的政策。我们必须根据干部退休规定办退休手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只要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可以让他们做些适合他们这个年龄的日常工作。那样，他们还可以照旧享受全额工资待遇。‘顾问’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他只是提供些建议和意见，作为专案组的组长，完全由你说了算。” “那么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只要随时让他了解调查的进展就可以了。” “哦，我明白了，”陈超叹了口气说。 陈超太明白等着他的将会是些什么：每天要接到政委的四五个电话，更不用提还得听那充斥着领袖语录或是《人民日报》社论腔调的长篇大论，而且还不能当着他的面打哈欠。 “还不至于那么糟，至少他不是一个腐败的政委。再说跟老干部一起工作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李书记最后压低了嗓门说道。 当陈超回到办公室时，看见于光明正在办公桌上研究一组照片。陈超在他的助手对面坐下来。 “关红英有那么重要吗?”于光明问。 “一名劳模总是重要的。” “那是在六七十年代，比如雷锋那样的人物。” “是的，我们是听着那些共产主义模范人物的故事长大的。”陈超说。“实际上，这种概念和儒家学派不无渊源。孔子所谓的模范被称为圣人，而在二十世纪，他们被称为模范工人，模范农民，模范战士。即使在今天．我还会唱那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也会，”于光明说。“还有一首叫做《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有一天我在家哼起这个曲子，我儿子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六七十年代，这些歌曲在全国非常流行。雷锋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热心于帮助有困难的人，从来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中央将他这样的人树立为共产主义劳模，希望人们以他们为榜样，给予而不是索取，作贡献而不是发牢骚。但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些榜样的宣传作用似乎减弱了。 “所以，”陈超说，“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需要雷锋了嘛。” “为什么?” “当代社会两极分化。现在，一小部分暴发户过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奢侈生活，但是有那么多工人下岗——‘待退休’或是‘等待再就业。’许多人艰难地维持着生活。所以宣传一个无私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劳动模范。” “有道理，”于光明点点头。“有些高干和他们的子女，样样都不缺，还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宣传部门为什么非常努力地要树立当代劳模的原因。再说，关红英是个漂亮的年轻妇女。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陈超说。“你对这个案子还有什么想法?” “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桩政治案件。” “对。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
联想到辛笛先生诗中的一个比喻，人生像一个圈连着另一个圈。当时，我正在上海的一家宾馆。在深夜，校看我的英文小说《红英之死》的中译稿。 想起来，还真是绕了一个大圈，颇充满了反嘲的意义。窗外，众多的新建筑群一片灯光灿烂，仿佛与我相互纳闷地乏眼。十五年前，在这栋宾馆的原址上，好像是一所街道保健医院，记不太清了，不过我还确实记得，当时我正在赶译一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译稿后来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部集子中。1988年，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用英文写作，写推理小说。而且得了推理小说的国际大奖，翻译成十多国文字，还正由人翻译成中文。 这几年在美国读书界，读者们问我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一个原来用中文写诗、译诗的人．怎么会用英文写起了小说? 通常有一个简单的回答。阴错阳差，生活中，往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出另一件，再导致另一件，因果之链一环扣着一环，在最终的结果中再难辨认出最初的起因。 还有一个也相当机械化了的回答。九十年代中期后有机会经常回国，目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觉得作为个人抒情的诗很难对此描述，转而尝试其他的文类，试着在我已习惯了英文电脑上写，由于我以前没有写过小说，推理小说为我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成框架，可以在里面写入我想说的一切。 不过，还有一个在那儿不太经常作的回答。在西方，对中国的介绍好像总有一些倾向，在时间上要么是三十年代，要么是文化大革命，至于人物，一般都是偏僻乡间的农民，或充满悲剧色彩的红卫兵，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有一次看完电影，听一个美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是否在做爱的夜晚都要在窗口挂大红灯笼，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因此我想写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的书，背景放在中国的某个大都市，时间安排在九十年代，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写现代诗，也会外语，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也多少触及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我这样写，并非故意要去作什么反东方主义的尝试，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写我自己所熟悉的一切。 当然，从新批评主义的角度说，这很可能只是作者的意图缪误(!ntentjOnaifallacy)，作者自以为要在作品中说些什么，其实并不是作品真正所说的。这也涉及到读者反应，即不同的读者会在作品中读到不同的东西。因此，一个法国的批评家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美食传统：芝加哥论坛上的一篇书评认为作品涉及到语言怎样拯救灵魂的问题；一个意大利的研究者声称在书中看到了艾略特在中国的境遇．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则在一个捧着ViSLja0 Basic买大碗茶的小姑娘身上发现时代的反嘲，而Anrmett日ubinStein，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就读过她文学史专著)给我写信说，作品对当代中国的刻画，还算是“不偏不倚”。 不管怎样，读者反映或批评不是由我来做的；意图谬误或否，在国外写中国，我还要面对一个假设读者的问题(impliedreader)，即在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文化读者群的需要。如有些背景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对西方读者来说却会是雾里云里。（这可能也是翻译的中文作品在英美始终不是太畅销的一个缘故吧。）我不可能在文本中解释，只能通过叙述中有意识的处理，通过人物的对话，尤其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有关细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身临其境般地理解一个中国的故事。这一点其实不算太难，因为一些细节是我或多或少体验过的，都存在记忆中，自己也乐意一遍遍地回到记忆中去。或许，就像普鲁斯特说过的那样，只有回忆过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活过。 ……
“了不起……发挥了侦探推理小说的最大功能，捕捉住了日常生活的精髓，展示了丰富的细节……一颗无可比拟的珍珠。” “无与伦比的……才华横溢。” “逼真的历史，丰富的诗意和无法拒绝的悬念故事，被害人关红英，生前是一位年轻漂亮的著名女劳模，如何滑入堕落到孤独的深渊……” “绝对精彩。” “典型的罪案小说，备受欢迎，令人难忘。”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