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白散文选
2003-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沙白
354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横向坐标， 则五千年历史便是纵向坐标了。 一横一纵， 交叉会合， 无数人物， 生生灭灭…… 沙白初以诗名，文革后开始写散文。本书精选了他已经发表的部分作品，共分三部分：一类是随笔杂感，多缘于生活中的一事一物触发的感想，如《自题三杉斋》、《有感于厚黑学的兴起》、《病榻随想》；一类是诗话书话，多是平时读书作文偶有所得，整理而成的，如《为诗神造像》、《李贺与济慈》和《青史凭谁定是非》；第三类是游记、杂谈等，如《金陵王气》、《西施殿遐想》和《北国红豆辞》等。这些文章中，作者用典讲史，文采斐然，读来可以致知，亦可怡情。
沙白，原名理陶，1925年出生于江苏如皋。四十年代在学校读书时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当时报刊上发表。后因读工科大学和参加革命而停笔。五十年代中期调工厂工作后从新开始创作，1956年曾以鲁氓的笔名出版过一本反映纺织工人生活的诗集《走向生活》。1949年初参加工作，从事过新闻、工业、宣传、文艺等工作，曾任《萌芽》诗歌编辑。著有诗集《杏花春雨江南》、《大江东去》、《砾石集》等。
《沙白散文选》序 忆明珠金陵王气漫话“八娼九儒十丐”水滴·霸主·诗人远眺鹦鹉洲吊祢衡魏晋的风流哥儿们琴声·笛声·啸声也说唐明皇西施殿遐想话说醉酒说马闲话石头松花江情结北国红豆辞鹤乡·麇鹿湖山·擦痕花镜秋山红叶游梅花山记寒山寺的钟声风城小札橄榄坝乡情三峡随想录今昔才子辨自题三杉斋有感于厚黑学的兴起鼠的猖獗与猫的悲剧武侯祠断想想起“金不换”正月初五试笔悼《哥德巴赫猜想》病榻随想“衣服”和墓碑《诫贤侄》的联想知天命的年龄与野人夜话下海与下水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说“炒”上帝和钱包文风和家风有容乃大风和海滨小镇与刘罗锅叭儿狗的德性狗的闲话玄奘塔前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
三、殉道者的塑像 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被称为竹林七贤。其实他们并非一类人物，也难共同用一个“贤”字概括。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一日：嗜酒，七人均好饮酒，而且曾经同有“竹林之游”，一起到竹林地方的黄氏酒垆喝过酒，甚或不止一次。二日：性好老庄。他们都喜欢读老庄著作，但并不是同为老庄信徒。山涛是极关心仕进的，是司马氏手下的重臣，甚至是亲信；王戎出身士族世家，后来做官直做到司徒。他们虽口谈老庄的清静无为，行动上却是依附于司马氏的权势，官越做越大。正是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的“少称乡里，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一流的士君子。山涛与司马懿的夫人是中表亲，年轻时便有意仕进，家境贫穷，妻子有怨言，他对妻子说：“你暂忍饥寒，日后我当作三公，不知你当得了公夫人吗?”一副禄蠹面目。由于和司马家的亲戚关系，便前去见司马师，司马师让司隶校尉举为“秀才”，当上郎中，进而升为尚书吏部郎。他与钟会关系密切，同为司马昭手下红人。当钟会征蜀、进行叛乱时，司马昭亲自领军平叛，又怕留在邺都的魏国王公乘机作乱，特留山涛镇邺，对他说：“西蜀的事我自去了结，后方就全靠你了。”其倚重可见，说是心腹亦不为过。山涛长期掌管官员的选用，每一官缺，他都带上好几份名单去朝见，观察上意，然后奏请，其逢迎希旨若此。难怪后来终于登上三公要位。他原来和嵇康、吕安相善，对于嵇、吕这起大冤案，山涛未敢进一言为二人辩诬，他是始终站在司马一边的。 王戎是另一官场人物。十五岁时便与比他大二十岁的阮籍相交，得到阮的夸奖，从丽得名。稍长复以玄谈知名于世。袭父爵走上仕途，做到太守、刺史、散骑常侍、建威将军，直至吏部尚书、司徒。在职无特殊能耐，靠的是“苟媚取容"(《晋书》语)，而且“性好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王戎不仅是官迷，且是财迷，如何当得了一个“贤”字!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既是人格独立的宣言，又是与山涛、王戎之流的决裂。山涛在司马昭手下由吏部郎升任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推荐嵇康继任吏部郎的职位。嵇康复书山涛，坚决拒绝，表示决不阿附权臣司马昭。 文章一开始便说：偶然听说你升了官，便产生不安，怕你羞惭于自己独自在司马门下做官，要推荐故人来做助手，让大家手上同沾一份“腥膻”。接着说明出仕与否，人各有志，“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并说自己疏懒成性，不涉经学，又读老庄，“荣进之心日颓”，放任本性之情转笃，不识人情，阁于机宜。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是指自己无法忍受的礼仪法度；“必不可”者是不可以任用的理由：其一是常常“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教所不容；其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希望山涛不要背人天性，强人所难。以自己的爱好加之于别人，如自己喜欢“臭腐”，而用死鼠去喂养凤凰的雏鸟。 文中有一句与“非汤武而薄周孔”同样流传后世的名句：“思长林而志在茂草”。这句是说一头没有经过驯养的野鹿，“长而见羁”，常常不肯就范，即使饰以金笼头，给以好饲料，它仍然思恋丰草茂林中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表明嵇康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不堪礼法束缚的思想。亦即《幽愤诗》中所说的“守素全真”。他之所以要与山涛决裂，是看穿山涛之流，在本质上和自己并非真正的知心朋友，他是属于司马昭那个“假恶丑”阵营的。 嵇康对于司马集团的抗争，并非由于他是曹操的孙女婿，政治上属于曹氏集团。他与何晏不同，政治上并未参与反对司马的活动。钟会向司马昭告密，说嵇康有与毋丘俭互通声气之疑，仅是恶人的谗言而已。他与司马的抗争，实际上是真善美对于假恶丑的抗争。 司马集团是一个上层腐朽集团，一个阴谋集团。司马氏是河内最大的士族世家。司马懿依靠阴谋除掉曹爽，大权独揽。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政治上的主要目标便是篡魏自立。 他们一方面清除异己，曹氏亲族、部属诛杀殆尽；一方面培植亲信，亲信中不乏钟会、吕巽、贾充、何曾之流的丑陋。钟会是十足的小人、伪君子，数进谗言，与吕巽一起，制造了嵇康、吕安这起冤案；待到兵权在握，又图谋叛乱自立。贾充只知有司马昭不知有皇帝，是弑主元凶。何曾在司马昭面前斥责阮籍：“纵情、背礼、败俗”，并对司马昭进言：“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一副道学先生面孔。而自己“日食万钱，犹日无下箸处。”生活糜烂腐朽，是t足的伪君子。司马氏意在篡国，却又要以名教礼法羁縻世人．他们不敢言忠，提出“以孝治天下”。连名教礼法也都是为其篡囤阴谋服务的。司马昭集团可谓集假、恶、丑之大成者。名教礼法正是这个阴谋集团用来制约知识分子的工具，所谓名教中人、礼法之士，多数都是借仁义道德之名以售其私的“乡愿”，本质也是一个“假”字。 “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是一面离经叛道的大旗。政治上不肯与司马集团同流合污，坚持人格独立。思想上反对名教礼法的束缚，要求守朴全真，回归自然，回归人性，要求个性的解放。其核心是一个“真”字。嵇康“贱物贵身”，始终追求人生真谛，追求人情之真、人性之善、人格之美。难怪他对司马集团的假恶丑强烈不满，起而抗争。他不仅与上层腐朽集团抗争，还要与流俗抗争，与他处身其中的那个乡愿满天下的知识分子层抗争。并在抗争，乃至被杀中，完成人格美的塑造。他高高站在刑台上，“顾日影而弹琴”的形象，宛然是一尊真善美的殉道者的高大塑像。 四、醉乡的醒者 竹林七贤中，以醉酒闻名者有三人：阮籍、阮咸、刘伶。据《晋书》所载：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句话概括了阮籍、阮咸、刘伶辈嗜酒的真实原由。 …………
忆明珠 一个诗人的来龙去脉总有轨迹可寻，而且还可能有一道风景，始终伴随着他，映衬着他。 说起沙白，在我的印象中就会浮现出一幅杏花初燃，春雨潆淞的画面，他是从杏花春雨中向我们行吟而来的。这是因为他最初引起读者惊喜的那本诗集，有着一个《杏花春雨江南》的美丽的名字。而其中发表于一九六三年的《江南人家》诸短诗，以明媚轻快的抒情色调。确实为当时被政治高温烤炙得干枯欲裂的诗歌园地，带来了一种杏花春雨般的潮润与温馨。 六十年代最初的三两年——也仅仅这三两年——文艺界出现过一度稍见宽松的气氛，因而沙白的少了些火药味的《江南人家》之类的短诗，才得以问世。但是“以斗为乐”的痼疾是很难救药的，不管读者欢迎与否，沙白的这类作品很快就被扣上了“脱离阶级斗争”的帽子．这可是一声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啊!前几年沙白在《答(未名诗人)问》一文中曾感慨地说：正是这声棒喝迫使他“不得不改写政治抒情诗。”但“刚写了几首，就逢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诗，都成了罪证材料”，从此“被剥夺创作权利十年。‘文革’后，再拿起笔，已是半百老人”。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这一辈作者，多半是实际工作时间很短而曲折反复却很多。曲折的好处是促进思考，推动探索……” 好了，当沙白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曾经从杏花春雨中行吟而来的诗人，在他的古稀之年，为何又成为一个散文家的了。 诗与散文都是思想感情的结晶。思想感情之间虽然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却不是一码事。两者各有门户，各自为政，而又相互渗透，互为表里，难分难离。约略言之：诗主要以感情打动人，即将感情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以思想为后盾，这感情才有震撼力。散文主要以思想启示人，即将思想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有感情流动其间，这思想才具有生动的活力。年轻人思想单纯而感情丰富，大都曾与诗同行过一段路，故有“青春作赋”之说。及至年齿渐增，阅历渐深．感情活动渐趋平和稳定，这时候思想就活跃起来。曾经吃过哪些亏，上过哪些当，宠辱荣枯，升沉起伏，以至治乱兴衰，公道天理．都想来个寻根究底。否则，稀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还自以为是在完成着一桩神圣使命，岂不可悲!这就是所谓“皓首穷经”了!“经”者，经纬也，规范也，定律也，常道也，并非仅仅限于圣贤之典籍；普通人之所思所想，未必无真知灼见，又何不可以“经”视之呢!故“穷经”者，亦即屈子“吾将上下求索”之谓也。而沙白，既然命运在促进其思考，推动其探索，那不就是他在“穷经”吗?而他的这些散文，便是他“穷经”之所得了。 我不想条分缕析地谈论沙白的散文，现在我所想问的是：当沙白进入散文这一领域之际，回望来路，还看得到当年他曾倾心吟唱过的那片初燃的杏花，潆淞的春雨吗?在他现在的这些散文里，有的是充实、深刻、沉重、老辣……但那春雨的潮润呢?杏花的温馨呢? 然而美好的事物是生生不息的，是不会消失，不会被遗忘的。我总觉得沙白在他的散文中，仍殷勤地在寻觅着、惦记着他的那片杏花春雨。让我们且听听他在《画出来的窗》一文中所述说的一个故事吧：“据说‘文革’中有位画家被囚禁在一间没有一扇窗的屋子里。于是，他在墙壁上用笔画了一扇窗。这扇画出来的窗，本身就是一首感情色彩极浓的诗。有忿懑、有反抗、有期待……无尽语言，无尽感情，尽在不言之中，似幽默，却极强烈。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画。”沙白指出：中国画家常常在画上题诗，而诗，就如“画中之窗，一句，两句或几句诗，开一扇小小的窗，让你进入画的意境”。在这里，沙白由画在墙壁上的窗，想到中国画上的题诗；而我，由这窗想到的却正是沙白的散文。沙白当然是因为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着某种令人窒息，令人闷塞，令人忧愤的情形，就像一堵墙壁似地横阻在前，于是他才用散文的笔在这墙上画出了一扇窗子。他可能期望着这会引进一些光亮，但，我相信他一定也会从这窗口发现另一番更美丽的杏花春雨景观。虽然它距离我们也许还很遥远，也许，并不很遥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