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2004-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胡国瑞
289
无
朱东润师再《读后感》（《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中说我“没有写序文耶没有提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好触动了我写这本小册子的隐衷，我就藉朱先生的宝贵启示表白一下，作为本书的补记。 解放以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朱先生所指出的“却被忽略了”，“成为无足轻重的”、“视同弁髦的废物”，心中觉得很不公平，尤其感到对祖国优秀的重要的文学遗产不应如此糟蹋，二古人已经过去，受损失的还是我们，因为没有让他们留下的珍宝对我们发挥出有益的作用。 通观祖国整个的文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这一时期，是文学本身自觉地再艺术道路上迈进的时期，文坛上呈现出崭新的特异的面貌。如赋和骈文，再继承前代的成就或滥觞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成为卓越的典范，甚至可说是绝响；诗歌，更以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代建立巍峨大厦打下广阔深厚的基础；其他如文学理论批评及小说，都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方面的诗歌，更是处于古代诗歌发展的不可阙遗的关键性地位。我曾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再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一文中详加论述，认为这时期诗人无论再创作精神、创作内容以及表现方法和手段，甚至对诗体的探索创造方面，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准备了优裕的条件，我并曾比方道，如果说唐代诗歌史珠穆朗玛峰，魏、晋、南北朝诗歌应是青藏高原这个基础，珠峰是无从矗立起的；而在这个诗国的高原上，还是奇峰林立，蔚为壮观的。可是对于这样重要的文学发展时期，再一般人心目中，不仅是无足轻重，因为没有像汉代的司马迁或唐代的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作家；而且认为形式主义风气笼罩文坛。这种态度，是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支配下所形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后，学术界真正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使我感到可以实事求是地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了。这可以说是我写这段文学史的总的目的。 我撰写这段文学史时，曾考虑注意了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我想通过对这段文学史的阐述，尽可能展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全貌，而不能无视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如过去各主义风气的，我都用专章加以较充分的阐述。因为这二者俱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重要方面，抽掉了它们，便大大损伤了这时期文学的面貌，会使人感到这时期文学内容的贫乏。而在这两种文体方面，这时期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艺术精美的作品，腾耀着这一时期特有的炫烂光辉，如将其弃同沙砾，是非常可惜的。 其次是关于体例的考虑。过去通行的几部文学史都是以时代为主，在一个时代里全面论述同时代每个作家各方面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们当初全面学习苏联而取法《俄国文学史》的产物，那实际上只是作家作品按时代的排列，读者只能了解到各个时代各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很难获得明确的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因此，我便一反过去通例，以文体为主进行阐述，注意突出一种文体或作家的某体传作与其前代或后世的源流关系，以及同时代不同文体或作家彼此的影响，并于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特点的表述中，注意作对照比较，使读者也可以从而了解某种文体在演变的不同阶段中的特色。
通观祖国整个的文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埋藏，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这一时期，是文学本身自觉地地艺术道路上迈进的埋藏，堃上呈现出崭新的特异的面貌。如赋和骈文，在继承前代的成就或滥觞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成为卓越的典范，诗歌，更以其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代建立巍峨大厦打下广阔和基础，其他如文学理论批评及小说，都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补记（代序）第一章 表率诗风的建安诗坛 第一节 建安诗歌的社会基础及其 盛况 一 建安诗歌的社会基础 二 建安诗歌的盛况 第二节 曹操与曹丕 一 曹操 二 曹丕 第三节 曹植 第四节 王粲、刘桢及其他诗人 一 王粲 二 刘桢及其他诗人 第五节 《悲愤诗》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一 《悲愤诗》 二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第二章 魏末及晋代诗风的变化 第一节 魏末的诗坛 一 魏末的政治局势、学术思想与 诗风 二 阮籍 三 嵇康 四 魏末其他诗人 第二节 晋代诗风的变化 一 晋代诗歌的社会背景及发展 趋势 二 陆机与潘岳 （一）陆机 （二）潘岳 三 左思 四 张协及同时代其他诗人 五 刘琨与郭璞 （一）刘琨 （二）郭璞第三章 陶渊明诗歌的卓越成就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及思想 一 陶渊明的时代及生平 二 陶渊明的思想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卓越成就 一 现实生活态度的表白 二 别开生面的农事歌咏……后记
书摘1 齐、梁之际，一方面由于声律之说兴起，作者更有意识地调节声音，使有抑扬错综之美。其方法大致是使每两句为一联，每联句末二字的音，平仄互异，而上下相连的两联，音节又相对立，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所揭示及其所自实践于这段文章中的声律，确为以后 骈文家所一致大体奉行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句法上因力求匀称之美而大体趋于四六。句子的匀称自以偶数为宜，而短句的四言和长句的六言是最为适当的，因为比四言更短的二言太急促，比六言更长的八言太冗漫，于是句法多趋向于四言和六言，把这两种句式以各种相间相重的方法运用起来，可使通篇的句法同时具有匀整和错综之美。骈文的形式，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具备，乃达到无以复加的完美境地。……书摘2 嵇康现存的诗歌不过五十多首，多半是四言，五言仅有十首，其中还有杂言十一首。他的诗歌，感情基本上和阮籍一样，也是在当时恐怖政局下的曲折复杂感情的反映。他的一首四言体的《幽愤诗》，是他的这种感情的最强烈的体现。这首诗乃因吕安事件被牵连诬网而被拘捕狱中时所作。所谓“幽愤”，即被幽囚而发的愤慨。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情绪，主要的是追咎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致遭受幽囚的摧辱，而叹慕人生自由生活之难重得。从诗中可看出他生活中的这许多矛盾：他爱好自然的个性使他极力想超脱现实，但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又激着他不能不明辨是非——“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因此，他虽力图避免人世祸患，而仍不能不招怨上身——“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也就因此，使得一个爱好自由的人，终于陷身囹圄而遭受重大的精神摧辱——“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日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而诗的后面所说：“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乃是他的痛苦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他之所以招致咎悔，即因享有高名而不能“奉时恭默”。因此，从这首诗中所反映的他的性格和现实生活的矛盾，表明了他的人生命运的悲剧性质。他的悲剧性的人生命运，正显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生活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的正直的人，其人生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嵇康的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则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规律。 嵇康还有较重要的诗作为《赠兄秀才人军》十八首，这十八首都是四言，各本并五言一首合为一组共十九首，题名略有歧异，当从鲁迅校《嵇康集》，将五言一首分开为宜。嵇康之兄名喜，字公穆，被荐举人司马氏的军幕，嵇康写了这十八首诗送嵇喜。诗的内容，多用比兴手法，大致先叙写兄弟相偕优游之乐，和别后独游时对其兄的怀念，以及独自放任于大自然界的畅适情调。嵇康以其与司马氏对立的态度，是不满于其兄之投身人司马氏集团的。他在诗中曾说： 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这显然认为嵇喜是弃芳洁而取污臭了。他在别后思念其兄时，想象嵇喜在军中的得意神气：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 生姿。而他自己的生活呢，则是：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在这首诗中，使人充分感到他那种纵心自然的悠扬高远情调，这种生活情调，与其兄的得意神气正是迥然对立的。从这两相对照的描写中，显示了他对这两种生活的评价，亦即表明了他对现实的态度，就是他以对清美的自然界生活的爱赏，寓托了他对司马氏当道的现实的蔑弃。另一首内容一致的五言诗，鲁迅的《嵇康集》校本题作《五言古意》，于题下注云“各本皆为赠公穆诗”，当是于十八首四言外重赠的，语意尤为警切。如云：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对于置身于当时政治旋涡中的危机，是警惕至深的。嵇康的四言诗，从表现手法到运用语言，都是从《诗经》的“风”、“雅”中吸取融炼出来，而于其中贯注着他自己的生活实感和高远情调，读来感到和谐流畅，不似汉初文人四言诗之给人以呆板滞涩奄奄一息之感。尤其是《赠兄秀才人军》十八首，借大量自然景物以抒发其真挚情感和旷适襟怀，使其篇章焕发出清美新鲜的色彩。 四言诗在汉代以后，由于句式短促，很难被用来表现后代较繁复的生活，汉初文人在这种文体的创作中，缺乏动人的激情，徒事形式的摹仿，所以很少有成功的作品，但曹操、嵇康和其后的陶渊明却都在这方面有较好的成就。钟嵘在《诗品序》中曾指出四言诗的特点是“文约意广”，就是文字简约而涵意广阔。但这种特点应是所有各种形式的诗歌所必具的，不过四言诗由于句子的字少而特别重要。还有一点，四言句式由于字少而且是偶数，运用起来很容易陷于呆滞，必须以充沛的感情驱动它。曹操等人所以有较好的四言诗，即在于他们能把握住这一形式的特点，而注以充沛的感情。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固然在选择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非绝对的，只要作者具有充分真实的思想感情，而能准确地把握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的特点，那种艺术形式仍可充分发挥其对内容的表现作用的。不过，由于五言句式灵活，在它盛行之后，作者更多地喜爱运用它，而渐少去注意四言了，但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四言的形式已经僵化，不能再被利用，嵇康等人在四言诗上的成就即可破除这种说法的谬误。当然，由于社会生活不断演进，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不断产生，对于社会生活，新的形式具有更优越的表现力，它就必然要取代旧形式原来的地位。魏晋以后的诗歌，五言之代替四言，成为普遍运用的诗歌体式，即明白体现了文学形式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
代序朱东润师再《读后感》（《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中说我“没有写序文耶没有提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好触动了我写这本小册子的隐衷，我就藉朱先生的宝贵启示表白一下，作为本书的补记。 解放以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朱先生所指出的“却被忽略了”，“成为无足轻重的”、“视同弁髦的废物”，心中觉得很不公平，尤其感到对祖国优秀的重要的文学遗产不应如此糟蹋，二古人已经过去，受损失的还是我们，因为没有让他们留下的珍宝对我们发挥出有益的作用。 通观祖国整个的文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这一时期，是文学本身自觉地再艺术道路上迈进的时期，文坛上呈现出崭新的特异的面貌。如赋和骈文，再继承前代的成就或滥觞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成为卓越的典范，甚至可说是绝响；诗歌，更以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代建立巍峨大厦打下广阔深厚的基础；其他如文学理论批评及小说，都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方面的诗歌，更是处于古代诗歌发展的不可阙遗的关键性地位。我曾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再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一文中详加论述，认为这时期诗人无论再创作精神、创作内容以及表现方法和手段，甚至对诗体的探索创造方面，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准备了优裕的条件，我并曾比方道，如果说唐代诗歌史珠穆朗玛峰，魏、晋、南北朝诗歌应是青藏高原这个基础，珠峰是无从矗立起的；而在这个诗国的高原上，还是奇峰林立，蔚为壮观的。可是对于这样重要的文学发展时期，再一般人心目中，不仅是无足轻重，因为没有像汉代的司马迁或唐代的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作家；而且认为形式主义风气笼罩文坛。这种态度，是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支配下所形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后，学术界真正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使我感到可以实事求是地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了。这可以说是我写这段文学史的总的目的。 我撰写这段文学史时，曾考虑注意了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我想通过对这段文学史的阐述，尽可能展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全貌，而不能无视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如过去各主义风气的，我都用专章加以较充分的阐述。因为这二者俱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重要方面，抽掉了它们，便大大损伤了这时期文学的面貌，会使人感到这时期文学内容的贫乏。而在这两种文体方面，这时期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艺术精美的作品，腾耀着这一时期特有的炫烂光辉，如将其弃同沙砾，是非常可惜的。 其次是关于体例的考虑。过去通行的几部文学史都是以时代为主，在一个时代里全面论述同时代每个作家各方面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们当初全面学习苏联而取法《俄国文学史》的产物，那实际上只是作家作品按时代的排列，读者只能了解到各个时代各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很难获得明确的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因此，我便一反过去通例，以文体为主进行阐述，注意突出一种文体或作家的某体传作与其前代或后世的源流关系，以及同时代不同文体或作家彼此的影响，并于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特点的表述中，注意作对照比较，使读者也可以从而了解某种文体在演变的不同阶段中的特色。……
魏晋风骨、竹林七贤、狂狷的文人、酒与药、隐士与游仙、清谈……魏晋文学以及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使那个时代成了一个制造文人传奇的时代。本书作者对这段时期内的文学现象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文学史的编撰，告诉我们原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应该是这样的……
无
一板一眼，内容感觉不够
書是很古樸的感覺 是一本非常簡潔但是觀點清晰的斷代史。沖著胡國瑞買的 書很薄內容很有厚度。不錯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