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留学
200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晓琳
365
无
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变数，这些变数给人以新鲜感，于是作者就把“中国人在外国的故事”讲给国内的朋友听。除了故事本身以外，作者期待读者体会到的，是作者对这些中国人的一种理解。 《永远留学》收入了作者近年来留学生文学创作中有代表性的8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发表的时候都曾在读者和喜爱留学文学分创作的作家法中引起关注。 作者本人就曾在法国留学多年，归国后，又在中国教授来华求学的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她的这些特殊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历和留学生活的体验，给了作者许多与众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除了涉及到生活的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还触及了中国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连同产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好看的故事。作者以其从童年时代起就产生的对于文学的爱好和修养，非常细腻自然地将这些感受表现出来。无论是从生活还是文学的角度，都是值得你注意的优美作品。
朱晓琳，1956年出生于上海。曾在法国里昂第二大留学，获法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走过午榭丽舍大街青春十字架爱情国境线里昂没有梦哥本哈根的雨永远留学葡萄酒贵族异乡的白桦树后记
巴黎索邦大学的足球场上人声喧腾，以巴利亚为首的联合法语学院队正与索邦大学队举行友谊比赛。巴利亚挟足球明星弟弟之勇，一人身兼领队、教练和前锋三职，他的同学连同任课教师米歇尔先生都赶来助阵。岳怡和博丽塔、佳妮娅挥动着纸做的花球不停地高喊“加油”，笃麻田和汤姆把校旗披在身上，人手一只小喇叭，只要巴利亚脚一沾球，他俩马上吹出刺耳的怪音给他鼓劲。可怜巴利亚虽有一身好功夫，无奈手下的兵将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乌合之众，坐在课堂上静静说法语没问题，一跑到球场上谁听得懂巴利亚在用西班牙话喊什么，队员们都各自为战，像群没头的苍蝇东碰西撞，全无章法，球门足足让索邦大学的正规部队轰开了六次。 比赛结束后，巴利亚像头发怒的狮子在场边跳来跳去骂人，岳怡递给他一瓶矿泉水安慰道：“下回让你哥哥把皇家马德里队请来，还它六个球不就得了。” 阿德琳娜两眼红肿着匆匆赶来，说是要请博丽塔、佳妮娅和岳怡去香榭丽舍大街喝咖啡，三人猜她准是又遇到麻烦了，便告别足球队员，沿着塞纳河向西走。自从在校长室示威成功后，她们四个人常常形影不离。 星期天的塞纳河边是岳怡最喜欢来的地方，这儿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书画市场，翻翻旧书画报，跟摊主聊聊天，买不买都没关系。街头画家替行人画肖像的地方围观者最多，政府首脑、国际名人的画像排成一列招徕顾客；要是愿意扔下一两个法郎的小钱，你尽可大大方方地听街头音乐家从手摇脚踩的老式风琴里奏出的古典乐曲，岳怡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情调和艺术品位，只是此刻为了阿德琳娜，谁也没那份好心情。 四个人挽着手穿过了协和广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内侧的林阴道向凯旋门方向走去，在爱丽舍宫近旁的一片草坪处，岳怡建议大家在此休息，她去一旁的自动售货机上买来罐装饮料和巧克力，她知道在香榭丽舍大街两旁喝咖啡很贵，她想替阿德琳娜省点钱。 一排大树挡住了来自大街上的人声，除了一侧隐隐可看到爱丽舍官墙外巡逻的警察，这里极为安静，阿德琳娜又开始流泪了。 阿德琳娜的家在里斯本，父亲是公共汽车司机，母亲没工作，她是家中七个孩子里的老大，中学毕业那年，家里供不起她上大学，父母有意让她尽早出嫁，正好有个已在法国定居的远房叔叔回葡萄牙探亲，就把她带来了。叔叔为她在巴黎一个法国家庭找到份工作，替一对银行家夫妇照看三个孩子，每周工作三.十个小时，主人家供她吃住并每月支付3000法郎的工资，阿德琳娜想用这份工资来完成大学学业，将来回葡萄牙也不至于因找不到工作而嫁人。 自从阿德琳娜进这家人家开始，女主人闭口不提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每周工作三十个小时的条款，除了上学，阿德琳娜根本没有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概念，连周末也有干不完的活。今天早上阿德琳娜本想去索邦大学为巴利亚的球队助威，女主人把一大堆脏皮鞋扔在她面前，让她擦完皮鞋再出门，末了又以皮鞋擦得不亮而从她本月工资中扣除了100法郎。 博丽塔没听阿德琳娜说完就站起身来：“走，别给他们干了，我现在就去帮你搬行李。”岳怡一把拉住她：“等等，博丽塔，你想让阿德琳娜搬到哪儿去呢？我们可不是法国人，凡事都得三思而行才好。”佳妮娅搂住阿德琳娜：“我说你就忍着吧，把法语学得好一点，以后凭着这张文凭，再嫁个法国丈夫，等人了法国籍，就不用再回你那穷家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法国的，我一定要嫁个法国人，再不回波兰。”岳怡劝阿德琳娜：“回去跟你的女主人谈谈这份合同，既然是合同，双方都有履行的义务，往后她让你周末干活，你就让她按小时付工资，不然我们去帮你找律师，法国人总该遵守法国的法律吧。” “怡说得对，她一个银行家欺侮打工的女学生，要是让旁人知道了，面子上总是不好看的。”佳妮娅赞成岳怡的办法。博丽塔又出了个主意：“我们几个轮番往你主人家打电话，摆出一副引你跳槽另找打工人家的架势，眼看复活节假期快到了，孩子们都得呆在家里，她立时三刻找人替你也来不及，急她一下。” 阿德琳娜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她同意照女友们的话去做。四个人又沿着大街向拉迪方斯广场漫步而去，广场中央的音乐喷泉喷出无数条几何线状的水柱，在阳光照射下，汇成形态各异的彩虹，令人产生无边的遐想，她们看得出神，在喷泉边坐了很久很久。 七 连续站了三个小时，两条腿又酸又胀，总算下课了，岳怡收拾起讲义，向宿舍楼走去。 夕阳西下，学生们正在大操场上玩橄榄球，五彩的运动服在绿草坪上格外耀眼。她走过网球场，有几只网球飞出了铁丝网，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她把它们捡起来，一一扔进场子，打网球的学生挥动球拍向她道谢。 走进自己九平方米的小天地，洗去两手粉笔灰，她在床上躺下，拉过枕头垫在腰部，今天她觉得特别疲劳。 复活节前要进行期中考试，成绩将计入学年总学分。她给自己订了计划，一定要通过考试，拿满所有学分，然后去考公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那样可以免费读书，而现在这所贵族学校的学费实在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米歇尔先生说，他在这所学校任教十几年，还没见过一个东方人能不经三年五载就毕业的。可是三年五载对岳怡来说简直不可能，她付不起钱也赔不起时间。她暗暗逼着自己在一年半之内拿下学士学位，当然她很清楚全班只有她一个人来法国前没学过一天法语，要实现这个计划，她除了拼命没第二条路可走。 夜幕降临了，她觉得饿，中午那个三明治早消化得没了影。这个时候学校餐厅已经关门，她走进公共大厨房想给自己做点吃的。 厨房里有台大冰箱，里面分成许多小格，同层住的学生每人占用一格。她打开冰箱，发现昨天才买回来的火腿、鸡蛋、黄油等东西全都不翼而飞，冰格里空空如也。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原先她虽说心里不高兴，但一来不知是谁拿的，二来法国的食品极为便宜，她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很长时间没做声。而今天她又饿又累，现在只能以饼干饮料充饥，压抑了很久的火气也一下子冒了出来。 她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她要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生气的原因，便在电梯旁最引人注目的留言栏上贴出一纸声明。她原想在开头称呼中写“亲爱的小偷”，考虑到该给拿东西的人留点面子，因为她本来也不希望生活中有太多的火药味，于是她这样写道： 亲爱的总是拿错别人东西的朋友： 一次两次，尚可理解；拿掉一半，也能原谅；全部拿光， 让东西的主人挨饿，则太过分了，希望下不为例。 113号房间主人 她回到房里，吃了几块饼干，又喝了半杯凉水，胃里有些不舒服，她顾不上那么多，还有两百多个语法练习题要完成呢。 不知米歇尔先生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练习题，每周差不多要完成上千个，全班也只有岳怡一个人是认认真真做完的，米歇尔先生改得也很仔细。岳怡总觉得自己像个先天条件不太好又想出成绩的运动员，必须加大运动量。 窗外传来几声狗叫，是看门老头牵着他那条宝贝狗在校园里巡逻，而且一定是深夜十二点，十分准时。已经伏案四个多小时了，她揉搓着越来越沉重的眼皮，推开窗户，想让凉风吹醒发困的脑袋。忽然她觉得嗓子眼里有股腥味，头一低，鲜红的鼻血涌了出来，滴在习题纸上，像一串省略号。她心里一惊，忙抓起手巾纸堵住鼻孔，又用毛巾接了点凉水敷在脑门上。她知道自己太累了，自从来到法国，她已记不得有凌晨一点前睡觉的时候。今夜她实在太想睡觉了，她恨不得把满桌的习题纸撕得粉碎扔出窗外去，然后睡它个几天几夜。然而这念头只在脑子里停了几秒钟，她知道自己没有理由这样做，就冲着这昂贵的学费，每一法郎都是教汉语挣来的辛苦钱，她也得对得起自己。’ 她翻开了备课笔记，作业做完了，还得备明天的汉语课。 八 “一百道语法题，三十分钟，请不要向我提出延长时间的要求，我不会多给你们一分钟。”米歇尔先生把一张张印制考究的试卷发给学生，他是本校公认的最优秀教师之一，当然其严厉也是出名的。谁在他班上三次不完成作业，他会劝你离开，他认为对不勤奋的学生来说，再优秀的教师也无能为力。 “残酷哪，又要给我们罚红牌啦！”巴利亚嘀咕起来。 “巴利亚，怎么了，不想做吗？那就不用浪费你爸爸的钱了，回西班牙踢球去吧。”米歇尔先生拍了拍巴利亚的肩，巴利亚头一缩不做声了。 “三十分钟做一百道题，太过分了，我们可不是法国人。”笃麻田摸着自己的短鼻梁叹了口气，他对岳怡挤挤眼，很想找个同盟军。 “笃麻田，中国人也是东方人吧，看看怡，她上次测验得了我们班上唯一的满分，二十分。”米歇尔先生回到讲台边拿过成绩登记册。 “噢，二十分，怡……”十来张嘴同时惊讶地喊了起来。 汤姆响亮地吹了声口哨，离开座位跑到岳怡跟前：“怡，你该不是有中国功夫吧，瞧，这样的，嗨，嗨！”他挥拳踢脚，摆了几套武功架势，全班大笑。 “怡，告诉大家好吗？你怎么会有这个二十分？”米歇尔先生看着岳怡。 岳怡沉默了。她想起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她在洗澡时不慎滑倒，右侧肋骨重重地撞在浴缸边上，疼得她几乎昏了过去，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下午上汉语课时，右侧肋骨疼得每走一步路都得倒吸口气，连右手臂都抬不起。她买了医疗保险，却没有时间去医院，因为她与中央大学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报酬是按实际课时计算的，没有人会来代她上课，她也少不了这几百法郎，差不多够她一个月的交通费了。那天她咬紧牙关，硬挤出一丝笑容走上讲台对学生们说：“想看看我表演用左手写汉字吗？”学生们鼓起掌来，她就这样用左手写字硬撑着上完了三节汉语课。 还有一回学校的秘书小姐来找她，说她已连续几次考试成绩优秀，按学校规定她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奖学金。她听了兴奋得差点跳起来，她正非常非常需要钱。谁知来到秘书办公室，她被告知由于她来自中国大陆，如想得到这份奖学金，还需要填一张表格，那是张承认自己与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或受过政治迫害的申诉表。她气愤得犹如被人打了耳光，没有丝毫犹豫就拒绝了这份奖学金。她对秘书小姐说，尽管她来自一个不富有的国家，但不愿说假话，更不肯出卖尊严。 可是有必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吗？毕竟谁也没有拉她来法国；谁也没有逼她来吃苦，这是她自己选择的。尽管有不少中国人一边读着催人泪下的留学生文学一边在外国使馆门外翘首以待等着签证；也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一边向国内控诉西方资本主义的冷酷一边却宁愿守着份救济金也不回国。而岳怡，她对自己已经作出的选择，只想保持沉默，不想抱怨。 她的日本同学笃麻田，来法国五个月换了三辆汽车，一辆比一辆豪华；美国同学汤姆常常逃课花大钱去看拳击比赛，因为他父亲拥有得克萨斯州的油田；还有那个动辄花几千法郎买法国时装的台湾人曾明俐……岳怡又有什么必要让他们理解她在法国的活法呢？ “怡，你怎么不回答我们，要知道在我手里得满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米歇尔先生说。 岳怡抬起头来，声音有点嘶哑：“我来法国读书不容易，我必须用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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