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2009-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姚鄂梅
238
无
方兵从小是一个袖珍的小公主，后来却身高异常。一次事故后，她惊异地发现自己能透视他人呈现在额头上的心理活动，她和家人极力掩盖这一“异禀”，但百密一疏，她说出了同学和英语莫老师的私情，同学失踪，她不得不离家出走，而父母为了传说中的升迁考察，没有找寻。母亲深夜独自长跑，孤独地大声哭泣，某日在路边离世。父亲挪用了客户50万，被捕入狱。方兵的妹妹方圆无法抵御觊觎财富的人不断的攻打，遭遇悲惨。莫老师失去教职，在窗外给方圆授课。几年后，方兵归来，利用自己的“异禀”奋力打进小城的上层，然而，偶然出现的客人将她的灿烂前途化为乌有。方兵被迫再次离开，走进了脑科学家的实验室，期望消除“异禀”，被科学家利用。当她的“异禀”突然消失回到家乡，却被视为蛇蝎，最后在精神病院找到了平静。父亲出狱，他为女儿攫取的50万就藏在护墙板中，但从未被发现，他携钱消失了，而莫老师事件的真相浮现出来……一切却都无法挽回。
姚鄂梅，女，做过机关财务、企业劳资、银行文秘，2006年告别职场，回家写作。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合同制作家，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曾获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佳作奖等，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以及各种选刊和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雾落》。
上部下部
上部 1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竿，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嗄地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声音照例在黑暗中咳嗽了一下，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蹿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戴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吗？概率，听说过吗？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吗？”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正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甬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请教，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甬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带，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扑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进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只有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吗？人活一辈子，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吗？这么说来，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命运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把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游戏。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两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除了跨上一层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上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会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辫子里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带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她吃饭，最好吃成本最贵的菜总是摆在靠近她下巴的地方，偶有疏忽，她没吃几口就一声不吭从专座上溜下来，谁劝都没有用。 她没有目的地大喊一声“我要洗澡”，就像电话来了总有人去接听一样，不管是谁，谁最先听到谁就默默地走过去，拿下淋浴喷头，架在她够得着的地方，睡衣放在盖着塑料布的篮子里。 还在秋天，母亲就开始酝酿去一趟山外，采购最最纯正的丝棉，姐姐个头娇小，普通棉衣会把她穿成大棉球，丝棉又轻又薄，又保暖，只是比棉花要贵出许多，不过，仅仅只给姐姐做一身的话，我们家还是可以承受的。 姐姐唯一的优点是把上学看得比天还大。她感冒，需要去医院输液，上课前二十分钟，她要求拔掉针头，母亲反对，她拿起盐水瓶就往墙上砸，母亲只得依了她。外婆过世，全家奔丧，我替她请了一天假，她冷笑一声，第二天照常背起书包，在门口和我们三个人分道扬镳，母亲只得强忍悲痛，安排父亲留下来照顾她。 到了四年级，姐姐想竞选班干部。我说：“你算了吧，至少别人跑起来比你快，站起来比你看得远。” 姐姐一点都不示弱：“是当班干部，又不是比体能。”她思考片刻，痛下决心，“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同学中有号召力，这是老师说的。” 我还是无法想象小蜜蜂似的姐姐，能在那群哥哥姐姐似的同学中当好班干部，我担心她会惹下笑柄，让我跟着难堪，就轻蔑地说：“不当班干部又不会死。” “是不会死，但会被人忘记。” 她精心准备了一篇竞选演说，她的目标是文艺委员，因为很久以前，一个客人曾经夸她嗓音漂亮，她便牢牢记住了。在我看来，她的竞选毫无希望，不光是她的身高有问题，她的演说稿也有问题，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简直是想入非非，她甚至许下这样的诺言：如果她能当上文艺委员，她将组建一支班级合唱团，带着同学们每天练唱，她要让这个合唱团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要让它的歌声蜚声海内外。我偷看过她的演说稿，千真万确，最后一句话的确是这样的。据说，当她在讲台上念到这句话时，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想，她的演说打动了他们，她的文艺委员十拿九稳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她输给了另一个女生，一个非常朴素的大眼睛女生。她回到家，高高坐在特制餐椅上，攻击别人，泪痕未干，又淌下新的泪水，但不妨碍她拿起饭勺。“脑后扎个刷锅把子，暗淡无光，一点都没有文艺委员的气质。” 也许是为了照顾她的情绪，老师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职务：班务助理。这在全校都是个创举，说到底，班务助理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小耳目，诸如观察同学当中有什么可疑迹象，替老师跑跑腿。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老师去了一趟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手绢，就像包袱雨伞我那个著名笑话里的和尚，“白底蓝花”四个关键字，姐姐是一路不停地念叨着跑过去的，那是暑假前的最后几天，太阳把光秃秃的街道烤得冒烟，姐姐终于把手绢和多余的零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脸上淌下的汗珠子已经浸湿了她的小小衣襟。 班务助理这个职务，让姐姐越来越爱“多管闲事”。有段时间，学校从某个地方接到某种指示，开始检查起学生的个人卫生来，每周一上午十点，做完课间操，全校在操场上整队集合，挨个挨个接受检查，衣服鞋袜之外，还要检查指甲长短是否合乎要求，指甲缝里是否藏有污垢，脖子是否搓洗干净，是否每天刷牙，头发丛里是否有皮屑，是否生了虮子。因为是预先有通知的检查，所以从来没人被查出过问题，直到有一天，姐姐抢在课间操之前去了一趟教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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