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潜流
2001-10
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志田
343
无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选收作者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分“思想与社会”、“文化与政治”和“从内政到外交”三个部分论述中国民族主义和民国政治。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症状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东风与西风》（合著），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自序引论：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上篇 思想与社会（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针对“双雄标准”的世界主义祖国：你如何爱他？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从昌明国学到反传统余论（二）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上）反日运动（下）从外患到内忧（三）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新文化人认知中的文化与政治胡适与国共两党的早期关系余论中篇 文化与政治（五）四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余论：统一的愿望（五）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北伐前的南北局势南北与新旧南新北旧的具体检讨结论与反思（六）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称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主动呼应国民革命“白色恐怖”的刺激与“党化教育”的合离诤臣与诤友：“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下篇 从内政到外交（七）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引言：政治家或文章士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的语境反赤声中的章太炎余音：国士与遗民（八）北伐前期症状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几个背景因素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九）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国民党的革命外交华盛顿路线还是东京路线济南事件转折余论
无
再版序
我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向较关注。多年前曾蒙余师英时介绍，与台北三民书局签约，写一本从思想史视角考察民族主义的小书。后来书稿写得太长，而不少问题仍需进一步斟酌，乃接受王汎森兄的建议，将已刊发的一些章节和相关论文结集践约，是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近也再版）。这些年来，尽管研究题目时有转换，民族主义和民国政治，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重心，也曾写出一些文字，本书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十余年前在上海出版，合约将到期时，便开始有出版社陆续来商量再版之事，而谭徐锋先生最为执着，可谓锲而不舍。对于读者和各出版社的不弃，既非常感动，也十分感激！惟对重印这本十多年前的小书，个人始终有些疑虑。主要的考虑，是后来又写过一些题目相近的文字，若重新编排，使其集中，或更相宜。但这又牵涉到一些已入他集的文字，虽也承蒙相关出版社惠允相互“拆换”，然其书均已在我提及之前重印，似需待其售罄，方可一体重编。
迟疑之间，转眼就是一年。对一些较后始来联络的出版社，虽告以他社已先约去，却总未见书出，仿佛有推托之意。而我也确实听到有年轻学人希望再版的建议。本来，十多年前的文字，若稍有余暇，似也应略作整理。惟年来马齿徒增，虽学无寸进，却杂事日多，最近文债尤重。不得已，只能依旧版重印。对于错别字和个别文字误植，略作更正；其中一些重复的文句，稍作进一步的删削；余均维持其原来面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王波同学，非常细致地代为核看全书，纠正了不少错讹，令我感动！薛刚同学也代为核阅纠谬，谨此并致谢忱！
昔人常说的江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任何人只要成了社会人，都不能不对社会有所妥协。学界也是一种江湖，一入其中，每每身不由己。此前那本稍更系统的书稿，便久存箧中，无暇整理。其余已有半稿甚或大半稿的书，也都因为各种与时俱来的文约，一再延搁。然而林语堂以为，成熟者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真合己意，此乃幸福之所在，尤当珍惜。他又曾特别提示：
秋天来了，冬天也就不远。渐入老境之人，如黎明之既醒，昨夜好梦，已成追忆。春天的纯真，早已远去；夏日的繁茂，仅余音轻迴。当新秋时节，翠绿错落着金黄，哀怨与快活偕至，希望与记忆相随。凉飔徐至，树叶飘零。那随风而去的，究是欣喜的吟唱，还是销魂的挽歌，未必可知，亦勿需挂怀。不妨学学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
治学本含英咀华，厚积薄发。老之将至，亦正久积洋溢之时。善养浩然之气，可补锐气之不再。我也一直希望能缓和下来，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多读几本好书，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写几本自己想写也一直在准备的书。希望从明年起，能有更多读书、著述的时间。对各种文约，恐将不能不学着“说不”啦。借此旧书再版之机，略抒鄙怀。各路朋友，敬祈谅解则个！
2012年3月28日于旅京寓所
北洋中国长期不统一，导致知识分子思想激进极端化，是时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混为一起，民族主义成为民国潜流，谁把对方制造成反帝反军阀的被打到对象，则就获得人心。边缘知识分子组成的国共两党兴起，掌握利用了这一潮流，遂获得了天下！
但同时，以梁启超和章太炎为首的老派知识分子却对孙文和国党有极清醒之认识。章太炎论孙文之三民主义，东抄西袭。到后来变为联外（毛子）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孙文在广东的残酷赤化统治）“今日中国国民不堪命，蒋冯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
“国民党现在说以党治国，非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
“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国党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
广州政府擅加苛税，北洋则以借款代增税，不敢大规模增加税收，宋子文之广州财政则非之，然后者被打成卖国，前者却被认同为革命，实在是笑话
胡适等因新文化培育起来的新知识精英因弱于看透苏俄本质和国党的独裁本质，对北洋不统一而失望，故寄希望于国党统一，然国党统一后之高压党化独裁教育很快令其失望并反对之
而梁章辈旧知识精英一贯反对党化政治，非支持北方军人，实乃两者其害取其轻也。他们的眼光比胡适等新知识分子更有远见，49年时成长的胡也作了同样的选择
从清季以来，君主立宪、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种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什么能一以贯之，不过这背后仍然能找到一条潜流，便是民族主义。
罗志田把这条潜流划分出对外与对内两个层面，前者是因外辱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后者则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就是国家统一问题。
如何运用民族主义，特别是排外型的民族主义，便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处心积虑考虑的问题，运用得是否得当，也就决定了此种政治势力的最终成败与否。正如余英时所说：“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国民党在20年代运用得不错，便北伐胜利，不过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由边缘知识分子和游民阶层组成的某党将民族主义运用得更好，一边靠苏联的奶水补养，一边拼命宣传排外主义，便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知识精英在爱国问题上与普通民众脱节是最大的原因。胡适、章士钊、陈独秀这些人在当时都能算作世界主义者，也认同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在民族救亡的同时更重视启蒙的价值，良心和理性让他们不愿附和群氓的非理性情绪宣泄，更不会想着去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是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等于就是把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推给了由边缘知识分子和游民阶层组成的某党，精英知识分子反倒日渐边缘化。
罗老师旧学很好 所以读起来有余音绕梁之感
确实 读起来是享受
确实 这个词用成都话念听起来比较安逸哦
哈哈哈 你懂成都话
我是川东 重庆的噻
十年前读过，就很喜欢。终于再版，赞谭兄~
本套书 价值比较高的 是汪老师那本，学术创新之作
汪老师这本的确不错
在下 刚写了书评，估计不久发表。其实他的代表作是 民国史 战后卷 1945——47.完全可形成专著
行主义之争实则是行利益之争
“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
梁启超，《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制》，《国之保护与奖励》第一节，《晨报副刊•对俄问题专号（三）》，1925年11月17日
。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GC党主动，但GC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GC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饿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GC党机关——即饿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定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
《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1997，第733-734页
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
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GC党主动，但GC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饿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GC党机关——即饿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定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
《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1997，第733-734页
所谓国民革命以反革命罪镇压屠杀不同政见者，以杀土豪劣绅为名杀死包括叶德辉在内的不少湖南异见分子，实开历史之恶例。王国维自杀也与听闻叶德辉被杀有联系。此例一开，凡不认同主义领袖者皆可以以反革命罪套之杀之。
红党之利用贫民团搞土改，国民革命中所谓的打土豪，主持之人，往往是社会上最恶劣之二赖子，真正的劣绅，然以革命之名，随意处死异见和反对者，实开中国现代极端政治之先河
先有国民政府对刺杀孙传芳之刺客无罪释放，并视孙为党国敌人，理应肉体消灭。后视孙殿英挖满清皇陵不了了之。红朝开国后，大搞镇反运动，甚涉早年参加辛亥运动，而早就退出政坛之党国元老，亦无端杀之，一报还一报，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
Patriotism is the virtue of the vicious.
---- Oscar Wilde
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是个人信仰
争取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站到"正确"的一边来,是宣传
只管自己信仰的,是理论家学者
管宣传的,则是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了
有为,有所不为
不好从这个层面来讲知识精英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与民众脱节
对民初思想流派的分析,很值得读读
清季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重新寻回中心地位。然而，原先的边缘化群体——军阀、商人已经牢牢占据社会的中心，并凭借手中的兵权、财权，不为一般势力所能倾倒。中国亿万农民，不识字的农民占据着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又怎么比得上“打土豪、分田地”在煽动农民上的力度呢？
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也贯穿于近代，是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综合效应产生的，从鸦片战争是的三元里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从激烈的盲目到理性的吸收和扬弃，也是激励底层人民反抗和历史宏观影响者发动改革抑或起义的根源。
国民党在20年代运用得不错，便北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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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就是苏联把它奶大的，奶大后，却在英美人商团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反噬。这就为45年苏联劫掠东北，强割外蒙埋下了伏笔。
本书很能展现罗氏文章的回旋力。
发帖又赚5美分，你开心不？
看完到没想太多，只觉得内容庞杂无所不包。看了你这文章，才知道原来是有主线，有条理的，潜流即民族主义，分析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