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2004-08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韩起澜
139
152000
卢明华
无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以苏北人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原籍是如何逐渐成为汉族中界定族群身份的依据的，解释了籍贯怎样构筑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韩起澜，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滋分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卢明华系南京大学退休教授。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寻觅苏北 苏北其地 苏北：其理念 第三章 从移民变成族群 从苏北到江南 上海的客民 棚户区的斗争 争夺的领域：争夺上海文化 第四章 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 上海劳工市场的地区性质 籍贯等级结构的根源 第五章 有争议的族群：苏北人的自我认同 同乡会 自我认同 第六章 偏见政治 苏北人的团结 第七章 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后上海的苏北人 当代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不平等的结构 第八章 籍贯的族群涵义 参考文献译后记
无
我爷爷是江苏盐城来的，我外婆扬州人。所以我的籍贯是江苏盐城，算是第二代上海人。我从未去过苏北，春节上海亲戚聚会，会听我大伯和老一辈用苏北话交流，这大概是我的“家乡”对我的唯一影响。
对于苏北人的歧视，在我们父母这一代（我是勉强的九零后）依然明显，我妈妈在家里从不掩饰对于我来自安徽的婶婶的不屑，她也一再嘱咐尽量不要找个外地姑娘，最起码不要是苏北安徽的。
不过这种对苏北的偏见在我们这一代早已淡化，我读的大学里上海人只占三分之一，寝室里大都说普通话以免外地的学生不舒服。书里说以前那些苏北人至多在家里说苏北话，出了门都说上海话，以免受到歧视。而如今我身边的上海同学也早已习惯在交流的时候用普通话，上海话也最多在家里听听父母讲。
我寝室隔壁有个江苏盐城来的，比我们都富，穿衣打扮很是考究。作者在书的结尾说“籍贯”的存在，最多在一些大城市有些意义，而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我不知道象征苏北的籍贯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们父母来说，上海族群可以分为上海人（像他们这样土生土长但祖宗不是上海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土生土长祖宗也在上海的）。
而到了我们这辈，上海人不但和本地人没什么差别，和外地人的区分也早已没有那么强烈了。如果现在有人要写本类似的对于上海族群的研究，那可能只能写《上海人在上海》了。
偏见的政治—读《苏北人在上海》
钱霖亮
在学术界，以族群(Ethnicity)取代人种(Race)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当中不同的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的差异，大约是二战以后的事。在西方的族群研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即族群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争议在族群概念产生之时即出现，并一直处在族群研究漩涡的核心。参与争论的一方认为族群是社会化的建构，是在一定历史情境里，不同社会集团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竞争角逐妥协的产物。这种社会建构由此是富有伸缩性的，依据情境之不同会自我调适。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看，建构族群的核心与边界本身即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族群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与此争锋相对的另一方，即本质主义论(Essentialism)，则将族群视作先天产生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是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
这两大理论思潮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角逐。在后者的范围内，尤其在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社会建构论似乎逐渐占据了主流，成了讨论族群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亦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她所认为的“苏北人”这一族群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反复建构和延续的。
自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场域一直是关注中国的西方观察家和历史学家青睐的凝视主题。这些西方观察视角下生产出来的研究文本，集中于对这个城市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考察，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如此众多的研究中，韩起澜认为对城中居民的社会差异的探讨仍是相当有限的。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不平等乃至冲突的关系，而对基于籍贯造成的社会差异则着墨甚少。
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选取了其中一个个案，即上海人对“苏北人”的偏见为研究主题，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一个特定移民群体的历史经验，并试图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即“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是如何在上海的都市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持续建构起来的。
本书的导论点明了研究主题及其意义，阐明了作者所使用的族群理论概念的意涵，回顾了西方和中国社会中的族群研究的一些基本文献。在此之后，她也对上海都市历史与环境，以及定居其中的本地人和各类移民，尤其是“苏北人”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居住格局，就业机会，文化活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本章的最后，作者也介绍了她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第二章开始，作者首先讨论上海人/江南人口中的“苏北”所指涉的地理区域。她指出，这个名称的确指向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省或者县），但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客观存在，毋宁说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区域—它的地界和内核都极富争议。于是，作者倾向于将其视作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想象。为论证这一观点，她依次从地理、语言和文化标准来探讨，最终归于经济和移民的视角上，总结出作为想象之地域的“苏北”，是相对于“江南”的一个时空性质的象征/信念，而这个象征/信念的生产过程理应回归到以上两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回归到“苏北”移民和“江南”在地者长期互动的历史中去。
一个显著的例子即“苏北”这个名称在清代中期以前并不存在。清中期以降，直至19世纪，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崛起，大运河在国内经济贸易活动当中的功能式微，以及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改变了江苏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使大量移民流落迁徙到上海和上海周边地界，在地者和移民的长期互动生产出诸如“苏北”，“苏北人”这样附着贬义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要了解这些标签生成的背景，我们需要回到移民来源地和到达地之间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准这一更大的历史脉络；而移民与在地者互动的历史尤其重要地揭示出，有关“苏北”的地域界定源自于描述移民人口的需要，因此这个名称所指地域具有含糊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章深描了“苏北人”作为上海或者江南移民迁徙和定居的动态历史，同时也细心挖掘了迁移地原有定居者和政治、社会机构处理与对待这些新移民的态度及方法变化的历史（以棚户区和文化活动的争夺为个案）。从这种互动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冲突中，作者认为在地者业已形成对“苏北人”的偏见，但那些被认为是“苏北人”的群体自身，却未必承认接受这个一元化的标签。相反，他们可能形成基于来源地地方主义的群体意识，以及作为棚户区移民的一个共识。
为了论证族群可以作为“苏北人”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一个标准，同时也说明在地者制造出来的关于“苏北人”的流行偏见的作用，第四章对这群移民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者留意到上海劳动力市场当中跟族群有关的职业分工，譬如“苏北人”大多从事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较低的体力劳动有关的工作，如人力运输（黄包车，独轮推车），货物搬运工和服务性行业（理发师，澡堂工人，皮匠，粪工和扫垃圾工等），基本上处在整个社会职业分层的最底层。很少“苏北人”有机会进入制造业，即使能够进入，也大多是一些只需基本技能只提供最低工资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的行业，而且通常只是临时性的雇佣，经常会受虐待。对于“苏北”女性，即使是从事卖淫业，她们也通常被拐卖来的，被迫出卖身体的低级性工作者。除此之外，更多的“苏北人”从未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沦为乞丐和犯罪分子。这个族群在就业生活上的恶劣状况，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后，塑造并持续巩固了在地的上海人/江南人对他们的偏见，而这偏见反过来又限制了“苏北人”的就业，使他们失去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不仅于此，作者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转向讨论其他迫使他们从事底层工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私交与同乡关系的局限。对于后来的“苏北”移民来说，负面因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江南人长期控制政治领域，并在经济领域中占据高端行业，这使先到的“苏北人”在缺乏技术资金和社会网络的条件下未能进入上述领域，而后新的“苏北人”也就无法仰赖与前人的私交与同乡关系获得较好工作机会，反而再次被引导进行那些“苏北人”沉积的行业中，几个代际的移民都只能陷在上海社会的底层。通过展示底层工作生活如何持续地制造巩固对“苏北人”的偏见，偏见如何限制“苏北人”的就业机会，被限制的就业机会又是怎样使新的“苏北人”继续沦落进底层工作生活，作者为我们勾画出长历史时期内几个代际的“苏北人”在生命机遇(Life Chances)上的恶性循环。
在地的上海/江南人业已形成对“苏北人”作为同质性群体的偏见，那么所谓“苏北”来的移民自己是否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有共同身份的集团？作者在第五章中即探讨“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她通过对几个20世纪最初10年出现的号称是“苏北人”的同乡会的考察指出，用移民组织的出现解释共同族群认同的出现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些组织很多并不是“苏北”移民建立的，而且通常存在时间非常短，内在的凝聚力亦非常脆弱。更多的同乡会是以地方（通常以县为单位）为基础的，只能说明地方主义的持久性。
作者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实际上在“苏北人”的内部，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同样存在着偏见，比如“苏北”区域的南部人对北部人就持有轻蔑的态度。这种内部分歧，与上海/江南人和“苏北人”的差异一样，在文化活动，居住格局，职业分工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由此作者主张所谓统一的“苏北人”认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的，这些移民更倾向于强调自我的属地（地方）认同，以此来回应抵制在地人群污名化的标签，他们并不是上海都市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
第六章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时期，作者认为在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苏北人”的身份问题开始被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群体，由于其中的一些人被认定与日本人勾结，使得“苏北人”的群体形象更显负面。于此同时，这些被贬低的移民开始比以往更明确而激烈地反对污名化他们的标签，尤其是战时“江北汉奸”这个政治化的标签。在作者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移民内部抵制污名化策略的改变，似乎有一种“苏北人”的群体认同暂时形成了，至少是在移民精英中间。精英们强调群体认同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反击偏见和敌视的策略；一旦情况得到舒缓，这种群体认同变会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对于非“苏北人”的上海/江南人来说，将身份认同问题政治化，将敌对人群污名化，是在特殊时期解脱自我罪责的有效手段。
第七章讨论了1949年以后上海的“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问题的断裂和延续。这一时期界定“苏北人”的标准改变了，因为共产党政府户籍控制的政策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传统“苏北人”族群的再生产主要依靠定居上海移民的人口再生产，而要区别这些代际上新的“苏北人”和非“苏北人”只能倚赖说话的口音。另一方面，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很多来自江苏北部的党员被任命为官员和干部，他们使新的“苏北人”群体中也拥有上层精英。但本地人对“苏北人”的偏见在这一时期依然延续，无论在语言和大众文化上，还是婚姻和居住格局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然而从“苏北人”的回应上看，作者发觉，那些“苏北”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似乎开始承认“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但是否将它作为自身认同则出现了看似两极的分化。有些移民及其后代尽量掩饰他们“苏北人”的痕迹，比如在与外人接触时不讲江北方言；也尽量不吐露出地方口音；尽其所能地与“苏北”文化脱离关系。与此相反的，有些人则并不反驳“苏北人”的标签，但抵制它的负面涵义；他们认同自己作为一个苏北人并由此产生自豪感，下决心维护这种文化认同，并寻找和传播苏北和苏北人的积极印象。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强调平等的共产党社会中“苏北人”的偏见会延续下来。她从“苏北”移民后代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就业情况入手，指出产生“苏北”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在延续，“苏北人”仍在在上海地方文化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
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归到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作者强调籍贯在近现代上海的情境中是族群涵义的承载者，它可以是上海都市中不同人群用来建构社会差异和等级的工具。将“苏北人”理解成一个族群的建构，才能呈现出以籍贯为边界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社会分化的过程。根据作者的说法，事实上“苏北”和“苏北人”都不存在，它们是由江南人建构出来的，为的是捍卫他们的优越感(页112)。而在“苏北人”的标签之下，这些从“苏北”来的移民也不是被动的行为体，他们的内部也在分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江南人的他者建构。作者以此强调以西方族群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可以凸显出传统研究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可以揭示理解中国的籍贯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重要性。
在本书中，作者令人信服地使用“苏北人”的个案来阐述族群作为一种区分人群的方式，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利用一些元素（比如籍贯）加以实现的。对我这个读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长时间段的具体历史个案的研究向我展示了文化偏见是如何制造生产并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得以延续的。这对于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人群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遇并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以及结果提供可参考的理解途径。然而，瑜不掩瑕，我认为本书亦有相当多的不足之处，以下将一一提出疑问。
首先，在本书中，作者轮换使用上海/江南人或者江南精英这样的词来描述与“苏北人”相对应的人群。作者对“苏北人”这一富有争议的概念做了梳理，但并没有事先界定谁是“上海人”，“江南人”，“江南精英”，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同样的，在作者的研究中，她呈现了“苏北人”这个群体中内部复杂的多样性特征，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疑惑，难道“上海/江南人”没有复杂多样性，就是铁板一块吗？尤其是他们在对待“苏北人”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完全意见一致吗？
与此有关的，既然作者认为“苏北人”族群建构过程，和有关这群人的偏见主要是伴随“苏北”移民到上海后与“上海/江南人”互动后产生的，偏见其实是族群之间竞争的策略和结果。有关“苏北人”的移民史，作者可以远溯到明清时期，然而对那些没有清晰界定的“上海/江南人”，他们是否有迁徙的历史，有的话又是怎样的？尤其在第三章谈到“苏北”移民在找工作时与“江南”移民的比较劣势，作者本可以更为深入地讨论在具体找工作的过程中，“苏北人”与“江南”来的新移民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互动，而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对方。特别当这些“江南”移民并不一定是“精英”（所以如何界定“江南精英”是非常重要）时，两群同样在他乡同样在找工作的底层人物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这样的探讨将展示历史本身的复杂面和生动的细节。
同样是人群分类的问题，本书中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所谓“苏北人”内部的分化与衍生的偏见。在面对“上海/江南人”强势的偏见时，“苏北”南部人可以调适他们的认同，歧视来自“苏北”更北地方的人。然而作为读者，我十分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苏北”北部的人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苏北”最北的移民，他们会对“江南人”和“苏北”南部人的偏见，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些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找不到的。
作者在导论和结尾的章节都谈到上海都市的社会结构，其中也涉及在沪的外国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上海都市的历史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也承认这点，比如在导论中，她提到“苏北人的贫困落后不只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而且还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页11）；“殖民主义为苏北人类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国人有时成为建构这个类别的活性媒介”（页12），等等。然而除了在第三章关于棚户区的争夺中我们偶尔能看到租界政府和某些精英人士的活动外，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外国人在上海都市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的介入或不介入（但存在）对上海都市的族群结构有何意义，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大的缺漏。
与先前章节的历史情境不同，本书第七章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北人”族群问题。我理解作者写作这一章节的问题意识在于探讨，为何在共产党国家强调人人平等的口号下，基于籍贯差异而存在的偏见依然得以延续。这样的省思是非常必要的，作者也对偏见产生的原因做了杰出的讨论。然而从1949到1980年间，时间跨度依然很大；尽管笼统上说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作者谈论的很多造成影响的具体机制在这三十年间也会有经常性的变动。
尤其重要的是，笔者希望看到作者讨论的这些有影响的具体机制，和国家宣传的平等话语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与张力，而参与到偏见消除和偏见重构两个并行过程当中代理人(agents)和行动者(actors)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之间的张力的；而不是作者这般简略地，仅仅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族群偏见这一事实和它产生的一些静态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动态的历史中去，我们可能会发现，偏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许不仅是历史的简单延续和现有机制的静态产物，它们可能与作者描述清末民国时代的偏见一样，一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回顾全书，用长历史看族群身份建构与变迁的困难或许也正在于此。作者用不过百页的篇幅(中译本正文共117页)描述了近一百三十年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族群的演变历程；而塑造这一历程的宏大社会背景更是纷繁复杂，其中涉及的历史行动者又多种多样，这些都对作者掌握的研究素材和视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为如我辈后学者思考长历史的社会文化变迁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6月号第131期，第134-139页。
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的好，挖掘出了这样一个精彩的题目，既有历史意味，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固有的族群偏见是如何产生及形成的这是城市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论述有条理，饶有趣味，让我也了解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情况，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
199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一书后，为学界的苏北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林德•S. 贝尔（Lynda S. Bell）评价此书时说，“韩起澜著就了一本不寻常和非常重要的书。它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移民上海的来自长江以北的不同区域的苏北人，构建19世纪末到现在上海的部族结构……她的付出所换来的结果是……这项细致的富有远见眼光的关于上海的市民阶层、歧视现象、文化构成的研究得以完成。”来自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学者杰瑞•丹纳莱（Jerry Dennerline）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深入阅读的重要著作，是任何对上海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书。” 该书将苏北人界定为一个族群进行系统研究，从对地理、籍贯、方言、生活习惯、认同等方面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北人的身份是由上海的江南精英建构的。苏北人是仅仅存在于上海的一个族群。通过对这个族群的研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苏北人在上海生活的图景，韩起澜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族群内部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
对于上海或者是在苏南工作的苏北人的研究，在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热门的课题。如王树槐所著《江苏淮南盐恳公司的垦殖事业》一文，以张謇1901年首次组建通海垦牧公司为线索，揭示了20世纪初期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美国凯斯西瑞泽大学的伊丽莎白•科尔写的《满洲的市场及其对苏北纺织工业的影响》，以大生纱厂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纺织品市场的结构变化及其对苏北棉纺织产品供应的影响。此外还有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翰•布朗的文章《江苏南部和北部乡村妇女的地位变迁》、王树槐的专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美国坦普尔大学凯西•沃尔克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民的道路》等等。而韩起澜的著作与他们不同的是，她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关注了上海的苏北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境遇，可以说是将苏北研究推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新高度。利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
对于上海人来说，“苏北人”曾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词语，而且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苏北人”的研究都是从这个名词的贬义含义和苏北人在上海遭受歧视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出“苏北人”这一名词以精确、能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究其原因，“苏北人”是由上海人所建构的他者（other）的概念。对每个主体而言，一旦其认可了自己是上海人，那么他身上所没有的特质就可以看作是“苏北人”的特点。苏北人只是一种对于主体（上海人）的异质性的存在。
而从族群内部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地区性、记忆性和心理性乃是构成其的三个要素 。对于苏北人而言，这一称呼的出现和他们在上海所处的经济地位、居住区域、生活习惯、同乡网络、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韩起澜的著作便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韩起澜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是简介，提出研究的目的，第二章是寻找苏北，也就是明确研究范围和对象，第三章是从移民到族群，初步给出苏北移民在上海形成一个族群的脉络，第四章是讨论就业方面折射出的族群问题，也就是苏北人在上海的劳动力市场的生存状况，第五章是族群抗争，讨论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如何形成，第六章是政治偏见对苏北人的影响；第七章是无形的不平等，即苏北人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的生活情况与1949年之前对苏北人的建构的影响；第八章是讨论籍贯认同方面的族群认同度问题。
从此书的结构来看，“苏北人”这一名词的产生源自苏北移民涌入上海的历史事实，而对苏北人这个族群的建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并且是合苏北人与上海人之力完成的。
就苏北人的定义，在徐民华、李霞的文章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其通常和“苏南”相对，指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欠发达地区，比如连云港、淮阴、盐城、徐州、宿迁。与之相对的苏南地区，如苏州、无锡和常州，自清末开始就比苏北地区要富庶，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心中本能的认为苏北就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而富庶的苏南人在进入上海以后，也成为了上海的富商大贾，甚至可以说，上海早期的发展基本就是依靠这些苏南富商的力量，于是苏南人对于苏北人一贯的认识也就被带到了上海人的认识之中，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低下的群体 。
正是由于苏北人本身的贫穷，加之本身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职业培训，使得他们在进入上海以后可以找到的工作以苦力为主。对于苏北人的经济地位和其职业的关系，马俊亚在《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类型》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根据他的研究，当时的苏北移民在上海的工作以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为主， 并且聚居在水道近旁的堤岸，建筑棚户住宅。这使得自诩上海人的人、外国人、社会精英都将“苏北人”作为社会底层的象征 。尽管上海也有大量来自宁波、广东、苏南等地区的移民，但因为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商人，拥有较多的资产，容易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即是是其中的劳动人民，由于其工作多数是裁缝、商贩等一些地域流动性强的职业，使得他们没有形成像苏北人那样大规模的居住群落，所以在他者面对这些群体的时候，上海本地人不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族群概念。所以苏北人的职业、居住区给“苏北人”这个概念增加了肮脏、混乱、底层的意义。
语言对于苏北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苏南、苏北同在一省，却属于两个不同的方言区。苏北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区（又称江淮官话区），苏南和上海都属于吴方言区，其中苏州、上海属于吴方言中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 。江淮官话是北方方言和吴语方言之间的过渡产物，故兼有两者的特点。其元音数目比吴方言要少，接近官话，而辅音数目多，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母以及塞音韵尾，接近吴方言， 使得江淮官话听起来“硬”。在充斥着吴侬软语的上海，这样的声音显得很突兀。
上海人对于沪语的优越感，应该说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上海当时经济发达，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使得上海话成为了一种强势方言， 成为各地人模仿的对象，上海方言中的方言词也在那个时期大量进入了共同语的词汇中，比如大亨、沙发等等。并且，当时上海的电台充斥着沪语播报的节目，这也给人们学习沪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苏北方言作为在上海的弱势群体使用的弱势方言，必然成为了人们疏离的对象。这也给苏北人这个群体增加了为社会所抵触的色彩。
而苏北人的生活方式、处事习惯也和上海人大相径庭，使得他们被社会主流所遗弃。上海人精明而强调独善其身，苏北人身上带有燕赵之地尚武的文化色彩，且常常利用宗亲、地缘关系之便互相帮助。虽然其同乡会势力并不发达，但苏北人内部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且，在苏北人大量涌入上海的时期，正值传教士在上海广泛宣传基督教信仰的时期，上海本地居民中很多人以信基督作为一种时髦，而来自苏北的农民信仰的更多的是民间的宗教。加上很多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而来到上海，使得其本身对于基督教并无好感，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寥寥无几。 而卢汉龙先生关于上海移民的生活的社会学调查中，对这些移民的经济身份，教育程度，婚姻关系，方言掌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 。他的结论是，在上海移民中，苏北移民生活在上海的最底层，其文化和上海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共性也最小。
苏北人职业的相对单一性，居住的相对集中，语言和沪语的较强异质性以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上海人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于是形成了“苏北人”这一形象。而从族群分析的焦点来看，职业的单一性导致的居住相对集中以及来源地的统一，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地区性的族群。而其使用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又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拥有相同历史记忆的族群。加之上海主流社会中的苏南人对苏北人的相对排斥，使得苏北人在心理上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故而使得其内部有相同的心理，促成其构成一个心理性的族群。可以说，苏北人群体正是在地区性族群、记忆性族群、心理性族群交织下的一个产物。而未来对于苏北人群体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未来“苏北人”这一认同的变化，由此对这个族群后期的变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
参考书目：
1、[美]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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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汉超著，《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段炼、吴敏、子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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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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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玲，“战后苏北旅沪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05期，第44－49页。
6、孔祥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第102－107页。
7、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一期，第135－143页。
2006年5月30日
“盐城人”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好高= =
盐城与扬州都是典型的苏北地区亚。
上海据说以前对苏北人歧视严重，那样的话苏北人是不是算上海人可能还是个问题。
扬州不算典型的苏北地区吧
我能说苏南人为什么要歧视苏北，毕业以后总算知道他们什么面子了。翻脸不认人，只认钱不认人，不讲信誉，害的我去了两次单位，招呼都不打一次。那是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为了装苏南人连脸都不要了。
我是兴化人，也是苏北，时至今日，认识的同乡依然做着类似民国时的工作。搞运输，收废塑料，做小生意。我觉得教育是改变一代人，最好的途径。
晕，刊发 《二十一世纪》这么牛X的刊物啊。哈哈。看来我也搞一个。
这个刊物很牛么。。。
公知圈很牛。
好吧，在公知圈子里确实可能有点什么。这杂志最近刊载的文章也越来越有公知味了。。
早就是这样啦。
那可能是前两年我还比较右，所以没觉得什么。。
精致的书评。
苏北人身上带有燕赵之地尚武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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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指的是河北，离苏北貌似远了点
听闻徐州已经有此风气，但仅限我个人的理解，并未有详细考据和限定。谢谢指出。
苏北的徐州和连云港说的可不是江淮官话
苏北又不是建构的，现在江苏仍然存在苏北人的说法
上海以前的各地移民划分又不是只分苏北跟江南，只是苏北人的地位低一点罢了。哪有所谓“他者”的心态？
大家都是江浙一带的移民，还没有产生稳固的上海人概念。
“苏北人”这个称谓才是建构的，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是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叫法。民间普遍的认同里则是“江北人”，与之关联的社区是“江北窟”，“江北棚棚”。稳固的上海人概念也就在这波“他们”苏北人的政治正确下被激发出来，互相杂居的苏州人无锡人本地人宁波人成为“我们”上海人。当然现在不要说“苏北人”了，就是“外地人”都成了政治不正确的称呼，大规模城市动迁打散了江北人社区，江北人的第三代已经融入上海。
关于方言的问题，例外肯定是有的，这里我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差异确实不周，但苏北地区以江淮官话为主，这个说法应该能成立。
squchen所谓还没产生稳固的上海人概念或许不假，但苏北人是否是建构的概念，我相信楼上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今日苏北的概念和彼时苏北/江北人的概念已经有些微不同，我当时讨论的时候没有涉及到每个时代概念的精确定义，确实也是缺陷，但你现在所说的“苏北”这个叫法是地理上的事实和这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我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尤其你说“地位低一点”这就可以看成是建构成功了。
我觉得即使是构建，也未必是在上海构建的。
这个问题最好回溯一下江南地区历史。
而上海的江北或者苏北的概念，也似乎是以方言而不是严格以地域区分。江苏最北方的中原官话地区，明显不属于苏北范围。既然是本来存在的语言区分，似乎就不能说是绝对建构的。上海以前的山东人、广东人社区，是更加完全的“他者”，显然也不能一并归入此范围。
说到底上海人的概念牵涉到自我认同与他人承认两者。如果没有资料表明苏北人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以及其他族群对苏北人（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上海人”）的认同度，那么这种讨论有点空对空。我觉得以前上海人未必全然把苏北人排除出上海人范围之内，但是也并不是全然接受，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而且随着时间而变化。
这篇文章成文是在6年多前，之后我也没再搜集过资料研究，所以对于你最后这段说的问题我没法用资料来给自己做出合理解释，也不否认这篇文章里资料的欠缺。但还有几点可以跟你讨论下。
第一，如果说未必是在上海建构的，这也需要资料支持。再者，在其他地方的苏北的概念和在上海的概念是否完全一致？如果建构者是不同的，那就不能完全看成是相同的建构。毕竟概念运用所产生的特定意义，是在具体应用中，而不是完全由建构者决定的。
第二，在上海的苏北人是否是完全以方言区分的，就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举例来说，山东青口人在上海人的观念里是苏北人，这点我当时就查考过，对此说尚有把握。刚刚查了百度百科（抱歉我知道这不是非常可靠的资料，但手头也确实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查），他们用的是胶辽官话，和江淮官话也不同。据此，应该可以否定苏北人的概念就是按照方言确定这个说法。虽然我提到了方言的因素，但在前面的修正里已经谈到江淮官话为主而不是全部。这里就回到了上面第一条中谈到过的，即便“苏北人”的概念原生地不在上海，但在上海人的运用和定义里，和原生的就可能不同。可能你所说观念立足于方言差异这点在原生的情况里适用，但在上海的情况可能就是不适用。当然，这些我也没有扎实的文献作证，只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第三，苏北人对上海人认同的资料，以及其他族群对苏北人的资料，我当时认为用口述史的方法是可以收集到的，但后来并没有去做。至于为什么确认这种认同存在，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种认同冲突里长大的，只是没有用学术的方法来给出严密的呈现。至于上海人和苏北人的概念是否绝对互斥，我觉得你所说的灰色地带是没错，因为认同既然是建构的，就和事实有差异，概念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互斥，尤其不跨种族的族群观念，所涉群体有重叠性再正常不过。但对认同的讨论要建立在一组概念的基础上，既然是组就不存在对立，你的说法先设了二者是对立的，才会需要说明是否是全然排除和全然接受的问题。建构的概念的矛盾性就在于，差异是为建构而生，但非本质的。我当时可能还没说到，或者对这些也没理解成这样，不过现在的看法如此，供参考。
多谢回复。
我本人并没有这种地域对立的经验，因此对其没有感性认识。我所成长的年代苏北人与其它族群之间的分别已经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省份的外地人与上海人的对立，因此本书中的情况在我看来有夸大之嫌。而上海人身份认同，现在可以说根深蒂固，几乎可以挑战民族认同，比较难以想象之前的建构过程。
推荐看看蔡噶亮的苏北脱口秀，比较直观能接触到苏北人的自我认同。“上海本地人”一般是指浦东、松江、嘉定、闵行、宝山这些地方的农人，当时应该都不算在上海人里面吧，直接是乡下农民了。“苏北人”涵盖的这些人是在和苏南人、广州人竞争中落败了，因而被赋予了“上海下等人”的一层含义。
老实说，我不认为90年代前说吴语的“上海人”脑海里会对“江北人”这些“下等人”特别冠以“上海的”这个限定词。这样的限定更可能只是江北人自己的一厢情愿。一般而言，无论是“上海市区人”还是“上海本地/乡下人”都不会认为“江北人”（政治正确的叫法是“苏北人”）是“上海人”，甚至“江北人”也未必一定是“下等人”，即便有“上等江北人”，他们仍然不是“上海人”。要知道，太湖片吴语区普通民众对江北人的不认同由来已久，在“上海人”这个认同压倒对原籍的认同坐大前，无论是上海本地人，上海的苏州人还是上海宁波人，他们在“我是xx人”和“我是上海人”之间的认同或许有暧昧有骑墙，但面对“江北人”时，他们都会很确定对方_不是_“上海人”。
为什么我对这本书的理解跟楼主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