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辑）
2009-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迎胜主编
189
无
元史研究从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题忽必烈的“世界主义”眼光与高丽国的命运元代巩昌汪氏家族成员仕宦考论试析元朝宦官的几个问题民族、宗教与边疆研究秦汉时期的北疆回鹘碑文所见八世纪中期的九姓达靼佛经回鹘文跋文的cungdu“中都”所指的时间与地点——探讨TM36(U4791)的年代及TⅡT623(U 4217)的缘起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读书札记明代回族历史六题研究综述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赛典赤研究综述
插图：忽必烈自然而然地将高丽列于“内附之国”。这是忽必烈对高丽的定位。他对高丽所作的一切决策，都基于这个定位。不过，我们还可以追问，蒙古传统灭人之国事例更多，高丽此前对蒙古侵掠进行激烈反抗，根据蒙古惯例，更应该视为敌国，予以严酷的消灭。事实上，大蒙古国时期的前四汗就一直执行此政策。忽必烈为何只满足于高丽“内附”，而不是趁机将其消灭?蒙古人的政治性格非常实际，忽必烈的高丽政策自有其实际的考虑。这一点，我们从忽必烈对脱朵赤等人的任命中可以看出端倪。脱朵赤在崔坦之叛中是关键人物，崔坦正是通过他内附的。《高丽史》称他为“蒙古使者”，②至元五年他就来到高丽，使命是督促高丽造船以征日本。王植在至元七年请置达鲁花赤，脱朵赤被任命为达鲁花赤，成为忽必烈在高丽的代表，其地位似在忻都之上。高丽达鲁花赤与高丽王在礼节上分庭抗礼，而实际地位或许还高过高丽王。由原先督造征日兵船的脱朵赤担任达鲁花赤，其用意自然十分明显：继续胁迫高丽，使之成为征日的基地和跳板。至元十年，元廷占领耽罗岛并驻军，其主要目标也指向日本。事实上，自从至元二年忽必烈从高丽人赵彝那儿得知关于日本的若干情况后，就开始对日本归附产生异乎寻常的渴求，并有计划、有策略地采取种种有力的措施，高丽成为其整个“东亚计划”关键的一着。忽必烈的眼光越过朝鲜半岛，正对日本列岛虎视眈眈。而“东亚计划”又是其“世界计划”的一部分。正如高荣盛师所分析的：忽必烈无疑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眼光看待和经营已臻达鼎盛的大蒙古国的。其向海外拓展帝业的动机和方式是一种蒙古式的“世界主义”。对高丽、日本如此，对安南、缅甸，以及占城、爪哇也是如此。③从这一点来看，高丽国的命运其实早在至元二年就被决定了。至元六年的林衍之变不过是为忽必烈推行既定的东亚政策“适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契机。高丽作为内属之国，世尚公主，付出的文化成本之一是最高统治层的蒙古化(沈王似乎是一个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高丽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失范，而成为日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愖，这位最先主动蒙古化而使乡邦父老悲痛的高丽王，④却因为蒙古化被忽必烈教训、责怪。⑤忽必烈更乐于看到代表不同文化的万邦来朝。或许这也可以算作一种“世界主义”眼光吧。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