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堡的婚事
2008年6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马丁·瓦尔泽
289
胡君亶，王庆余
无
《菲利普斯堡的婚事》是马丁·瓦尔泽的成名作，它由四个相关而又松散的故事组成。小说主人公博伊曼出身卑微，但一心想出人头地，大学毕业后，靠同学安妮的关系进入其父亲，一大企业主的公司供职，因工作出色受到赏识，被邀出席上流社会的酒会，又频繁出入某高级夜总会，结识了律师阿尔文、妇科医生本拉特和工艺品商店女老板塞西尔等名流。塞西尔是本拉特的情妇，多年来两人来往不断，某晚本拉特离开塞西尔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含恨服毒身亡，他深感悔恨。律师阿尔文也是个情场高手，一天在和妻子参加完博伊曼和安妮的订婚典礼后，邀塞西尔搭车，途中存对塞想入非非时压死了一工人，事后还妄想规避法律责任，丑恶心态暴露无遗。博伊曼随着地位的升迁，丧失了原有的纯朴品格，常同女人和“上层人物”厮混，还瞒着安妮与杂志社女秘书同宿。 小说通过一名穷大学生与大老板女儿的婚姻，揭示了那个社会人欲横流、醉生梦死的众生相；情节错综起伏，语言生动，讽刺辛辣。
马丁·瓦尔泽（1927－），德国作家。 在德国当代文坛上，排在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后的作家，恐怕要数马丁·瓦尔泽了。 瓦尔泽是一位主要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小说和戏剧，此外，还从事诗歌、评论、小品文、广播剧、电视剧的创作，迄今为止，已出版了20多部长篇和中篇小说，主要有：《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间歇》（1960）、《独角兽》（1966）、《堕落》（1973）、《爱情的彼岸》（1976）、《惊马奔逃》（1978）、《天鹅之屋》（1980）、《狩猎》（1988）、《迸涌的流泉》（1995）、《批评家之死》（2002）等。获得过的文学奖有：四七社奖、黑塞奖、霍普特曼奖、席勒促进奖、毕希纳奖、荷尔德林奖、书业和平奖等。
译本序第一章 结识第二章 死亡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第三章 雨夜订婚第四章 戏剧季节的试用期
第一章 结识 在挤得满满当当的电梯里，所有的乘客一个挨着一个，都在错开彼此的视线，将目光朝向一边。汉斯·博伊曼也很快感觉到，当人们如此之近地面对面站在一起时，是不能死死盯着人家的脸孔看的。他发现每一对眼睛都在搜寻着某处可以让自己稍事停落的地方：比如停在表示电梯载客量的数字上；或电梯搭乘须知中的某个条文上；或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脖颈上，其皱纹和毛孔间的泥垢，人们即使在几个小时之后仍可以凭记忆将其描述出来；或是停落在领边的发根上；或是某一只耳朵上，然后又逐渐地沿着淡红色的不规则的螺旋纹而慢慢地朝那个黑幽幽的小耳孔里望去，以此来消磨乘电梯的剩余时间。博伊曼不禁联想到旅馆里鱼缸中的鱼儿，它们那一动不动、生气全无的眼睛死盯在玻璃鱼缸的壁上，或是盯着它们的显然已经再也动弹不了的某一个遭受同样命运的同类的尾鳍上面。 和他乘同一辆电梯的大概是一些订户和广告经纪人、记者、摄影师和一些来申冤叫屈的爱好者，他们或是想去下面几层的《晚报》社、到五至九层的《菲利普斯堡日报》社去，或是想到最高处去，也就是上数第六层，正如开电梯的人所讲的那样，是《世界博览》社的驻地。而在最顶层——第十五层才是《世界博览》社主编哈利·比斯根的办公所在地。博伊曼上到楼顶以后不得不喘口气儿，他必须先平息心窝处和后背以及脸部那种针刺一般的奇痒的感觉——这一感觉是由于看到这座由钢铁和玻璃筑成的摩天大楼，并沿着它的脊柱乘电梯在几秒钟之内，不费吹灰之力、不声不响地就像温度突然急剧升高时，温度计中的水银柱迅速上升那样轻而易举地爬到楼顶所引起的。在比斯根的秘书室里，两位小姐正在用打字机嘀嘀嗒嗒地打着字。在她们沿着水平方向悠来荡去的胳臂上，像花朵一般轻柔地垂下两只手，玉指从手掌上轻柔地垂下来，在键盘上舞动着，显得十分轻巧。两张脸不约而同地转向他，上面挂着同样的微笑。其中一个问了他一句什么，然后示意他从由这一间秘书室通向另一间秘书室的门走过去。他进了门，看见那个房间里只坐着一个女人，一个已经徐娘半老、四肢短小、黄脸膛、黑头发、略有些斜眼儿的女人。她斜眼盯着他，问他有何贵干，是否预约过。他将他的教授写给主编的信递给她。她按了一下按钮，嘟囔着：有一个叫博伊曼的先生来访，他是州立大学新闻学院博韦教授推荐来的。从扩音器里传来的回答是：请博伊曼先生留下他在菲利普斯堡的地址，以便等待通知，此时此刻恕不能接待他的来访。博伊曼回答说，他必须先在菲利普斯堡找到一个住处。但是为了不出差错，他在主编的秘书室留下了安妮·福克曼的联系地址。这个安妮·福克曼是他的一位家住菲利普斯堡的大学同学。她大学没有读完。可能她现在仍是和父母同住一处。反正他早晚要去拜访她，看看她现在混成个什么样儿了。 当博伊曼走出大厦的玻璃大门来到大街上，也就是刚上了人行道上时，已近中午时分了。城市已经收起了她清晨的笑脸，因为马路上此时一条像发了疯的铁皮蛇一般的长长的车队，带着熠熠发光的肢体，一拱一拱地向前奔驰而过，将燥热的空气来来回回地劈开，然后将它的气浪冲击到行人的脸上。那夹杂着沥青味、橡胶味、汽油和灰尘味的热气流像灾难一样袭击着那些低着头、沿着他们的方向匆匆赶路的行人。他们想尽可能快地逃离这条灼人的幽谷般的主街道。 片刻之后，博伊曼已经不再抵抗这污浊的空气了；他也不再防备与其他行人摩肩接踵地相撞了，他的衬衫早在去大厦的路上就已经湿透了。他的双手已经变得黏黏糊糊。他的肺部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空气；大概在这样的一天里，空气只够维持到上午九点钟似的，紧接着黑夜就应该降临，交通停滞，路上空无一人，以便让空气重新变得清新起来。有轨电车像个铁皮制成的庞然大物的坚硬的背鳍，当它从博伊曼身边驶过时，发出尖锐的吱嘎吱嘎的刺耳的声音。他想：待在这闷热的罐里一定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大家汗流浃背地彼此观察着对方，还得伸手够向车厢上边的拉环，这样一来，无论人们把头转向哪一个方向，鼻子都不得不对准别人的一个大大敞开的腋窝。 博伊曼发觉自己已经拐到一条小街上来了。他真是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条新路一直向上延伸着。博伊曼走进一家花园咖啡屋，一屁股坐了下去。这里也同样燥热难耐。客人们一个个倒在椅子上，活像一只只已经泄了一部分气儿的气球。女招待们紧贴在栗子树的树皮上，急促而又粗声粗气地喘着气儿。她们的眼睛向下垂着，目光吊滞地盯着地面上的砾石。博伊曼好半天不敢叫服务员小姐，因为他担心被他叫到的那一个女孩子的眼珠儿会整个儿从眼窝里脱落出来，也许她的膝盖会不听使唤，整个儿身子会顺着栗子树干滑倒下去，然后一直摔进滚烫的砾石里，在树皮上则留下一道粘湿的痕迹。何况他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摆出客人的架势。他只是看到了花园、栗子树和椅子，于是他就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几乎没有被人察觉。偶尔也有某位客人的眼睛随着他转动，这眼睛就像一条躺在沙滩上的鱼的眼睛一样，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去弄清楚这样躺着是否有好结局。 后来，博伊曼还是去求助于一位被炎热折磨得要死的女服务员，他异常小心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这个女孩子挪离树干，脚底下有些跌跌撞撞，他赶忙伸过手去扶她，以防她摔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在小冰球之间插入一根麦秆吸管，这样就可以把下面的咖啡吸吮上来。渐渐地，他终于能感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感觉到，如此炎热的天气融化了许多隔阂。博伊曼想到：这就像灾难临头时一样，人们彼此之问贴近了许多，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遭遇。幸运的是，现在在这种燥热当中少了真正的灾难来临时所产生的令人悲哀的迸发现象，人们之间的凝聚力反而增强了。从女服务员的眼神中，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要是可以去吻她的话，她很可能是不会反抗的，而其他的客人顶多只是笑笑而已。难道不是所有的衣领都向外大大地敞开着，领子尖儿懒洋洋地耷拉在那儿，就像被打死的海鸥的翅膀那样吗？如果哪一个女人的衬衫滑落下来，她也懒得立即将它重新整理好。 博伊曼打算很好地利用这一天的时间。这是个在菲利普斯堡屁股不用挪窝儿的一天，再也没有哪一天会比今天更合适得到别人的陪伴了。不过，这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并没有人请求他伸出援助之手。不管他怎么卖力地盯着别人，也没有人表示愿意以“你”相称，没有一个人去赞美一声大家共同享受的荫凉。尽管炎热吞噬着整个儿城市，博伊曼仍是孤零零只身一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此而缩小。他去找谁攀谈呢？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整个儿世界都发生变化才好呢，而他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好事，他还不得而知。总之，这是燥热的一天。头脑发胀，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是一种与气温别提多般配、多适应的悲哀。如果天气极其寒冷，寒风凛冽，他也许会想让大家一起搞个露天舞会；或者设法弄到衣服，有了衣服他可以同时让许多人拥有一席之地和进行活动的机会。吃你自己的冰淇淋吧，博伊曼，为你自己找一个可以栖身的房间吧！因为你当务之急是要先在这儿安顿下来。最后，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应该停留在某处，而不奔来奔去。 他在东城找到了一个房间，这房间又窄又长，座落在一条只在一侧建造了房屋的横街上。这条冷清的街上一溜儿盖满了清一色的砖房，砖墙已经变成黑红色。人们只有靠越过数米宽的前花园，在狭窄的房门上的门牌号上才能清晰地分辨出各家各户。由于房屋的门一个挨着一个密集在一起，因此，在这条街上的门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显眼。不过，恐怕只有房子的主人才能清楚这一幢房子到哪儿为止，而下一幢又从哪儿开始。费贝尔太太将博伊曼带进一个房间，看来女主人对这间阴暗的房间颇为自豪，尽管里面既黑暗、又空空荡荡，没有摆设，但一切都是那么整洁干净。 她的丈夫——她指着摆在五斗橱上镶在铝制像框里的照片，告诉博伊曼。博伊曼端详着这张瘦削的棱角分明的脸，看出房东是个镶了假牙的男人，并且是一位胃病患者。他深陷的眼睛藏在一副圆框的夹鼻眼镜后面。他留着稀疏的板寸头。他是一个极易发怒而又勤奋的男人，他狂热地相信自己能取得微小的进步，但他却没有任何力量来承受那些不可预料的事情的发生，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会立刻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她的丈夫每天清晨四点半就去工厂，他是贵金属加工厂的工头；只要一提起她丈夫是干贵金属这一行的，费贝尔太太讲起话来就带着特别骄傲的语调。他每天下午将近五点钟回家。她一旦打开话匣子就说个没完没了。于是，她又接着讲起她的那个今年十五岁的大儿子，他在车辆厂工作，是个辅助工，可是真令人遗憾啊，尽管他极具天赋，在实践工作中颇有独创性，但是他们花不起钱供他去学点什么，因为他们是要自己花钱盖起这座小房子的。若是当学徒工，他几乎得白白干上三年，而作为辅助工，他现在已经可以每星期给家里挣回三十五马克了！这笔钱他们目前是不能放弃的，尽管家里几乎所有的活儿都是由她丈夫自己来干，尽管他是亲自到马路对面的废铁堆里搜寻所需的铁制零件——那是属于24号门的施普勒家的，里面堆的全是废铁、破布、烂纸之类的东西；他们不得不量人为出，是啊，做人要老实，要绝对老老实实，可不能像施普勒家的人那样，就在今天还又有警察光顾过他们家，因为老施普勒至今还向偷废旧金属的盗贼那里收买东西，竟然胆大包天地充分利用偷来的联邦铁路的电池，也许他把他自己的手指头已经仲进……费贝尔太太几乎连小声说出他们邻里之间的恶劣关系都不敢，汉斯·博伊曼面露吃惊的神情，表示不怎么明白她的意思。于是他从他的窗户口朝着还没有盖房子的街对面望去，望见那两座生满了锈的废铁堆，已经堆集如山，废铁堆之间放着一辆像个老姑娘一样的小小的三轮车，看来正是这辆车把这两座山驮到这里来的。费贝尔太太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解释。这个简陋的木板房已经不属于施普勒一家的了，而是属于施普勒的大女儿的丈夫的爸爸，他从老施普勒手里接管了这间木板棚，与儿子、施普勒的女儿和他的情人（一年前他已经与其妻子分居）在那里办起了生产人造石的工厂。新近他与他的情妇住到了木棚的后面的部分。这个女人现在居然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窗户大大地敞开，因为他们添置了一张新沙发和靠背椅。在另一问木板房里，那间更为壮观一点儿的，住着两名大学生——一个学化学的，一个学音乐的，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生产黏合玻璃门窗的黏合剂。而覆盖了马路对面绝大部分的圆木、水泥管、砖瓦堆、三脚铁贮仓和大容量仓库是属于一家很有实力的建材贸易商店的，因此人们无法抵制这家商店的装卸工作往往折腾至深更半夜而产生的噪音和灰尘。她丈夫五点钟下班回家，那么，他的整个休息时间就被毁掉了。噢，她现在必须马上出发了，四点钟她得开始在警察局大楼里做清洁工作，一直干到夜里十一点才能回家。不过，在这么长时间里有她丈夫照料两个小家伙；现在，五岁的这一个，她有时带到警察局，因为九点钟时她可以自己走回家。此外，警长并不反对这个五岁的小东西跟着来，甚至他还允许她将孩子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一直由她负责清扫，其他人清扫警官的房间、楼道和楼梯。费贝尔太太可以将她的莫妮卡带到警长的办公室，并且让她在地毯上玩耍。 博伊曼没有被吓住。这间房的房租适合他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超过四十马克，他目前就支付不起了。在他之前，有一个剧院的女人曾在这个房间里住过，是的，一个女人，他可以想象得出是怎么回事…… 两岁的霍斯特，三岁的埃莎和五岁的莫妮卡都在仔细打量着这位新来的叔叔，拉扯着他的裤边，给他拿来玩具，爬上他的膝盖；莫妮卡倚在他的大腿上，用小指甲沿着他的裤线滑来滑去。最小的霍斯特骑坐在他的右脚上，坐在脚腕子的地方，也就是鞋舌头处。博伊曼感觉到他的短袜、然后是他的脚怎样变得热乎乎、湿漉漉的。他试图友好地反抗，借口说某个孩子会在他身上碰疼的，他说埃莎抱着他的膝盖转，把脸埋进不论哪一个腘窝里面，说不定会透不过气来憋死的；而费贝尔太太，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是个被工作搞垮了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那厚厚的嘴唇总是向外翻着，里面直到嘴唇与牙床连接处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的牙齿杂乱无序、参差不齐，以致没有可能遮掩住整个口腔。这个善良而又勤劳的女人根本不为她自己的孩子们担心，恰恰相反，她一边同博伊曼交谈着，一边还一再鼓励着小家伙们说，她们应该与新来的客人很快交上朋友，新来的叔叔对此应受之无愧。孩子们应向他表明：他们为他能搬到这个住宅里住下来是多么高兴。 四点钟的时候，博伊曼有一点儿闷闷不乐地同费贝尔太太和莫妮卡来到大街上。埃莎和霍斯特被锁在家里。费贝尔先生回家以后会把他们重新解放出来，然后给他们洗手、洗脖子、洗脸，给他们吃饭，晚上哄他们玩耍，上床睡觉，然后他还要一个人在地下室修理一个围墙，给木棚的隔墙装上一扇新的门，再不然就是在三平方米的花园里往深里松松土，因为他要在屋前搞一个玫瑰花展览。费贝尔太太和莫妮卡极其热情地高声和博伊曼告别；她们这样做好像是想向所有的人——在屋前小花园的木箱上懒洋洋地坐着的邻居家的爷爷们、靠在窗子上清洗玻璃或者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缝缝补补的穿得很寒酸的女邻居们、甚至在最里间屋子里躺在昏暗当中的老奶奶们——宣布，她找到了一位让她引为自豪的新房客：一个年轻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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