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
201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简.古道尔(Jane Goodall)，(英)菲利普.伯曼
无
许多年前，也就是1974年舂，我游览了巴黎圣母院。当时游人不多，大教堂里肃穆恬静。硕大的圆花窗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我默默看在眼里，心中暗暗称奇。突然，教堂里响起风琴声：是教堂一隅在举行婚礼，演奏的乐曲是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乐曲开头的主题曲，我一直比较喜欢。这美妙乐曲在教堂巨大的空间里回荡，仿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仿佛进入并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一时之下，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永恒。它也许是我体验最深的如痴如醉状态，一种对神秘世界的陶醉。高高耸立的大教堂；教堂建设者们的集体灵感和信念；巴赫的出现；他那把真理变成音乐的大脑；能理解那无法解释的进化进程的大脑——当时的我就能理解——这一切都起始于原始尘埃的偶然旋转，这叫我怎么能相信呢？既然我不能相信这是偶然的结果，那我就得承认反偶然。我必须承认宇宙中存在一种引导力量——换句话说，我必须相信有上帝。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进行逻辑的、经验的思维，而不是直觉的、精神的思维。就我所知，我60年代初在剑桥上大学的时候，在动物学系工作和学习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不可知论者，甚至是无神论者。那些信上帝的人都秘而不宣，不让同伴们知道。 所幸的是，我上剑桥大学时已27岁，信仰已经形成，所以没受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我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力量，我将其称之为上帝。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各种信仰的接触，我逐渐认识到上帝只有一个，－不过人们使用的名称不同罢了：真主、道、造物主等等。在我看，上帝是我们借以“生存、活动和修身养性的伟大精神”。在人生道路上，我的信仰动摇过，对上帝的存在怀疑、甚至否认过。对如何摆脱人类给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也曾绝望过。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破坏性？为什么那么自私和贪婪？为什么有时候还那么邪恶？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地球上出现生命并无重要意义可言。如果没有什么意义，那岂不正如纽约一个愤世嫉俗的光头仔说的，人类只是一个“进化的东西”呢？ 不过，我产生怀疑的时候相对较少，情况也各不相同——比如：我第二个丈夫死于癌症的时候；在布隆迪那样的小国爆发种族仇恨的时候（我听说发生了残酷的折磨和大规模屠杀，这就使我想起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种种罪行）；我们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进行研究工作的4名学生被绑票并遭勒索赎金的时候。每到这种时候，我就问自己：面对如此可怕的苦难、如此深重的仇恨、如此巨大的破坏，我怎么能相信什么命运天定呢？可是我终究摆脱了这些怀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然而，如今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上帝、对人类命运所抱的信念和希望。 1986年以来，我几乎一直在四处奔波。我这样做是为简·古道尔研究所的环境和教育项目募集资金，并与尽可能多的人共享我感悟到的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信息涉及到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其他动物的关系。这是希望的信息—对地球上未来生命的希望。这些奔波令人精疲力竭。比如我最近在北美为时7个星期的旅行就很典型。我总共到了27座城市，上下32次飞机（而且在飞机上还要处理大量积压的文字工作），做了71场学术报告，直接听众达32500人。此外，我还接受了170次媒体采访，参加了许多业务会议、午宴、晚宴——甚至还有早餐宴。我其他所有外出讲学的日程安排也几乎都这么密集。 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件事成了我与他人愉快交往的障碍。这个令人尴尬、莫名其妙的障碍，在医学上称之为“面容失认症”，用普通语言来解释，就是识别面孔的能力较差。我一度认为这是思想懒惰造成的，于是就尽量去记我见过的那些人的面孔，为的是下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能把他们认出来。那些具有明显外形特征的人，比如面部骨骼与众不同、长着鹰钩鼻子、相貌特别俊或者特别丑的，都不难辨认。不幸的是，对其他面孔，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知道，有时候如果我没有立即认出某个人，他就会感到恼火，我自己感到恼火自不消说。由于感到很尴尬，我就只好暗暗恨自己。 最近我跟一个朋友交谈时偶然发现，他也有跟我一样的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后来我发现我妹妹朱迪也有过类似的尴尬。也许其他人也有过。我给著名神经科大夫奥利弗·萨克斯博士写信，问他是否听说过这种与众不同的情况。他岂止听说过——他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情况比我还厉害。他给我寄来一篇克里斯廷·坦普尔的文章，标题是“发展式记忆损伤：面孔和图案”。 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必感到内疚，但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我总不能见到一个人就跟他解释说，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许压根儿就认不出他了！也许我应当这么做？这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多数人会以为我这是故意替自己找借口，显然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他们感情上受了伤害。我只好尽力而为——通常是假装个个都认识！虽然这样也有很尴尬的时候，但总比那样好。 人们（无论我认识与否！）总是问我的精力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总是说我显得非常平静。他们想知道的是：我怎么能这么平静？我沉思吗？我信教吗？我祈祷吗？他们问得最多的还是：面对环境遭到如此的破坏，人类遭受如此的苦难，面对人口太多，消费过头，污染、毁林、沙漠化、贫穷、饥荒、残酷、仇恨、贪婪、暴力、战争，我怎么还这么乐观？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他们似乎在怀疑。她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对人生有什么看法？她的乐观、她的希望里有什么秘密？ 我写此书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也许对人们有所助益。这就需要我对生活中许多不堪回首、想来痛心的往事进行大量触及心灵、重新认识的反思。但我还是尽量实事求是地去写，否则还有什么必要动笔呢？作为读者，如果你走在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发现我的思想和信念的某些方面对你还有所帮助，那我的一番劳动就没有白费。
简.古道尔博士著述的《希望的理由》是一部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在这部鲜活生动、发人深省的著作中，她详细回顾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乃至个人精神上的漫漫旅途，自己的母亲、儿子和已故的丈夫，以及贡贝黑猩猩故事等。
作者:(英)简.古道尔(Jane Goodall)，(英)菲利普.伯曼(Phillip Berman)
译者的话鸣谢前言第一章童年生活第二章初涉世事第三章非洲之行第四章贡贝印象第五章孤身一人第六章十年变迁第七章失落之园第八章罪恶之源第九章战争前兆第十章同情关爱第十一章生离死别第十二章走出阴影第十三章道德进化第十四章皈依之路第十五章希望之光第十六章劫后余生第十七章新的起点后记关于简？古道尔人，动物与环境研究所
毫无疑问，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出生的家庭、我孩提时期所接触的周围世界，造就了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和妹妹朱迪（比我小4岁）都是在渗透着基督教伦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家里的人从来没有向我们灌输过宗教，也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教堂，我们也从来不在餐前祈祷（在学校的时候例外）。不过，家里人希望我们晚上跪在床前的地板上做祷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价值观的教育，懂得诸如勇敢、诚实、仁爱、忍耐的重要性。 跟伴随着电视和电脑游戏时代之前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在花园里一些隐秘的地方玩，学习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我对生物的喜爱受到大人的鼓励。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那种奇妙、敬畏的感觉，并逐渐达到精神上的悟性。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金钱也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买不起汽车，甚至自行车也买不起，更没有钱到国外去豪华度假——但我们吃得饱，穿得暧，家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笑声和欢乐。我的童年生活的确非常美好：因为每一个便士都是算着花的，像买一块冰淇淋、坐一次火车、看一场电影这样的额外消费都是一次享受，都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我想，要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童年，都能有这样一个家，那该多好！整个世界将会迥然不同！ 在回顾这65年的人生时，我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明白白。我母亲万妮不仅不干涉我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喜爱，而且还鼓励我。更重要的是，她还教导我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这就很自然地导致我1957年神话般地应邀前往非洲，在那里遇到路易斯·利基博士，并经他指点踏上去贡贝研究大猩猩的旅程。我确实非常幸运——尽管我母亲总是说，幸运只是部分原因。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历来相信成功来自决心和奋斗，“受制于人的问题……根源不在我们的星象上，而在我们自身”。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我一生勤奋工作——因为，只要有可能，谁愿意“受制于人”呢？——但我必须承认，“星象”似乎也起了作用。毕竟，（就我所知）我并没有为诞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作出过任何努力。再就是，我刚满1周岁的时候，父亲（莫蒂默·“莫特”·古道尔）买给我的礼物朱比利。朱比利是一个很大的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是为了庆祝在伦敦动物园诞生的第一个大猩猩朱比利而设计的。我母亲的朋友们见到这个玩具都很担心，怕我被吓着，会做恶梦。可是朱比利立即成了我最珍爱的玩具，我孩提时期的所有历险都有它的伴随。直到如今，老朱比利依然和我在一起。由于我的爱抚，它身上的绒毛已经所剩无几。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在我小时候的卧室里度过的。 对各种各样的动物，我都非常喜欢。可是我出生在伦敦的中心区，能见到的动物只有小狗、小猫、麻雀和鸽子，再有就是一些昆虫——在我们住处有小猫戏耍的小花园里。后来我们搬到市郊的一幢房子，当工程师的父亲每天来回乘车上下班。即使如此，我接触到的大自然不过是人行道、房子和精细管理的花园而已。 我母亲今年已经94岁高龄。她总是喜欢讲述我小时候如何迷恋动物、关心动物的故事。她最喜欢提的一件事就是：我1岁半的时候，从我们家的花园里捡了一把蚯蚓，把它们带到床上跟我一起睡觉。 “简，”她看着那些蠕动的蚯蚓说，“如果你把它们放在这里，它们就会死掉的。它们离不开泥土。” 于是，我赶紧把蚯蚓弄到一起，迈开踉跄不稳的步子把它们放回花园里。 此后不久，我们就到一个朋友家去呆了一段时间。这家人住在康沃尔郡，他家的房子离乱石嶙峋的荒凉海滩不远。我们到海滩上去玩的时候，我被潮水在沙滩上留下的小水汪和那里面的大量小生命迷住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放进小篮子里带回去的海贝全都是活的。妈妈走到我的卧室，发现鲜黄色的海蜗牛爬得地板上、墙上、大衣柜后面到处都是。她解释说，这些蜗牛离开大海是会死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当时全家人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一起帮我找蜗牛，为的是赶快把它们送回大海。 还有一件事她也说过许多许多次，因为它表明才4岁的我就已具有一个真正博物学家的气质。万妮带我去我奶奶纳特家的农场住了些日子（我发不好“granny”的音，就喊她“丹妮”…）。我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收母鸡下的蛋。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好奇：母鸡身上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洞能把鸡蛋生下来？看来谁也没有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肯定是想自己去找答案，于是跟在一只母鸡后面朝小木头鸡舍里钻——当然，我这一钻，把它吓得咯咯直叫，赶紧躲开了。当时我的小脑瓜肯定是这样想的：我必须比它先到。于是我就钻进另一只鸡合里等着，希望有一只鸡进去下蛋。我呆在里面，不声不响地躲在角上的稻草里等着。终于有一只母鸡进来了。它在我前面的稻草上扒了扒，然后就卧在这个临时营造起来的窝里。我当时肯定一动也没有动，否则它是会被惊动的。接着我看见那母鸡半蹲半立，从它两腿之间的羽毛里慢慢出现一个圆圆的白色物体。突然啪哒一声，鸡蛋掉在稻草上。那鸡得意地发出咯咯声，抖抖羽毛，用喙把蛋扒了扒，随即离开了。整个过程我记得如此清楚，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激动不已，随后便钻出鸡合，跑回家里。天已快黑了——我在那个令人憋气的小鸡合里呆了将近4个钟头，而且根本没想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找我。他们甚至向警方报告说我失踪了。尽管我母亲非常焦急，仍然在到处寻找，可是当她看见女儿兴奋不已地朝大房子跑去的时候，她没有进行任何责备。她看见了我闪闪发亮的眼睛，坐下来听我讲述母鸡下蛋的故事，讲述我看见鸡蛋终于掉在地上后的奇妙感受。P3－P5
1984年，菲利普·伯曼问我，是否能为他当时正在编的《信念的勇气》一书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写，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后，菲利普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展开来谈。我对他说我没有时间。可是他却提出我们出一本访谈录——以神学家与人类学家对话的形式出现。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编写过程中，书的范围和重点发生了变化。原先设想的范围广泛的访谈录变成了带有更多个人观点的书，变成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而且我知道这意味着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 在初期阶段，菲利普对我的采访有时候是在美国，有时候在我英国的家里，也有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者贡贝。他还采访了许多在我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接下来他就要着手对数英里长的磁带进行整理和编排。 写这样一本书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挑战。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人生中的机会之一，是抓住它还是放弃它，全在于我们自己。 根据菲利普所提供的结构框架和他对访谈的阐述，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如果我当时知道写这本书要花多少时间，有时候要深深触及自己的灵魂，进行那样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了。当时除了每年300来天在外讲学，其余所有时间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写这本书——那是是我惟一可以潜心写作的地方。为写这本书，我起早贪黑，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就这样，所花的时问也比我预期的要长得多。谢谢你万妮，你牺牲了那么多我们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时问。 在这本书里的有些段落是我从其他书里逐字逐句摘录的。我尽力争取用最佳方式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或者描述特别有意义的体验，有时候我所写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发挥。 现在这本书稿已经完成，照片也都已选定，书名也经商谈确定。 可是这个旅程却是永无止境的。
与简－古道尔在一起，就像与圣雄甘地一起漫步。 ——《波士顿环球报》 行为科学中的爱因斯坦。 ——《洛杉矾时报》 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之一。 ——普利策奖获得者温迪·沃瑟斯坦 简·古道尔对黑猩猩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毫无疑问，她是对我们的知识世界最有影响的贡献者之一。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缺少英雄的时代中的一位女英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希望的理由(古道尔的精神之旅)/大学译丛》编著者简·古道尔、菲利普·伯曼。 简·古道尔博士著述的《希望的理由》是一部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在这部鲜活生动、发人深省的著作中，她详细回顾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乃至个人精神上的漫漫旅途，自己的母亲、儿子和已故的丈夫,以及贡贝黑猩猩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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