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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二卷)

黄明喜 山东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部
出版时间:

2000-1  

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部  

作者:

黄明喜  

页数:

332  

内容概要

  近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无论在通史、断代史,还是在专题研究、人物评传方面,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更进而尝试从哲学高度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理论总结。①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教育哲学史(第2卷)》著作。有感于此,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学科点部分成员会同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决心对这一前沿课题进行开拓性探索研究,并经国家教委批准为文科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哲学史(第2卷)》应该写成什么样式,随着研究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入,一致认为:《中国教育哲学史(第2卷)》理应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切忌用西方教育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生搬硬套。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

作者简介

  张瑞瑞,1919年2月生于湖北巴东,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及该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主编及合著有《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史分卷》、《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等。  黄明喜,1964年9月生于江西上饶,教育学博士。华南师大教科院副教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人选,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参编的著作有《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等,并发表论文10余篇。  于述胜,1964年8月生于山东烟台,教育学博士,山东师大教育系教授。为山东省高校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研究方向的负责人。著有《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现代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参编有《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等著作,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

书籍目录

前言本卷引言第一章 魏晋玄学的教育哲学第一节 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一、对名教的本体论证二、“性其情”及其相应的教育理想三、寻言观意、得意忘言的教育方法论第二节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对名教的批判二、张扬意志自由的教育价值观第三节 郭象:“名教即自然”一、“名教即自然”的道德本体论二、“各安其性”的人性论及其义利观三、玄学化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方法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教育哲学第一节 “心性合一”的佛性论一、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二、华严宗的“性起”说三、禅宗的“自心是佛”说四、佛性的内在超越性第二节 从道体论到道性论一、成玄英的道体论二、王玄览的道性论与心性论三、吴筠“性命双修”的修道论第三节 韩愈、李翱:理学教育哲学的先驱一、韩愈:“务使合于孔子之道”二、李翱:“灭情复性”第三章 北宋理学教育哲学第一节 周敦颐:寻孔颜乐处一、以诚为本的圣人观二、以孔颜乐处为价值取向的修养论第二节 张载:“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一、“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的教育价值论二、 “民胞物与”:确立理想人格的本体存在三、“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方法论第三节 程颢、程颐:“天下之事,惟义与利而已一、辨“义”二、 “衣食足而有恒心”的教育基础论三、“出利入义”的教育目的论四、“敬义夹持”的修养方法论五、简论义利与理欲第四章 南宋理学教育哲学(上):朱熹第一节 心性论与教育价值论一、理·性·命一、心·性·情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四、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第五章 南宋理学教育哲学(下):陆九渊与杨简第六章 宋代的功利主义教育哲学

章节摘录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朱熹在理、礼、事三者的关系中来界定礼,视礼为宇宙本体、道德本体的外在表现,其意义在于通过将人类文化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而使礼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为礼一旦取得了宇宙本体的地位,人类的既定文化成果便自然具有了超越历史而亘古不变、万世不移的性质。在下面对礼的构成的分析中,人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朱熹所说的“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包含着对于礼之构成的说明。即作为理的礼和作为事的礼,前者即先验、普遍而绝对的道德原则;后者指与一定道德原则相适应的具体的行为方式,所谓“文为度数”,属于经验规范的范畴。如“事亲以孝”,这是先验的道德原则。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它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如端茶送饭、冬暖夏清等。这些仪节性的方面,即属于经验规范,从大的范围上讲,国家的法令、制度等亦属此列。道德原则如同天之命令一样具有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它横亘古今、贯通人我、万世不移。经验规范与先验的道德原则不同,它们因事而异、因事制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变的。故朱熹说:“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②当然,所谓可变,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制礼作乐。事实上,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只是有德有位的圣王之人,才有制礼作乐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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