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颠倒
2002-1
齐鲁书社
刘焕鲁
390
240000
今年3月10日，在济南召开了一次焕鲁同志的作品研讨会，来自北京和省内的著名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汇聚一堂，被媒体称作“豪华阵容”。 他的《别相信自己的眼睛》五个月前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读书人和评论界给予了很高评价。我本人在发表的一篇读后感的结尾说：“盼望焕鲁同志有更多的佳作问世。”这不，话音刚落，他的又一个集子《习惯颠倒》已经杀青。在就要付梓之际，焕鲁同志嘱我为之写几句话。虽固辞而不获允，只好勉为其难了。 收入《别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习惯颠倒》两个集子中的文章各100篇。此中既有杂文，又有随笔，还有特写。我个人认为其主体部分当是杂文，即在200篇文章中至少有170篇应归属于杂文。所以言者何? 诚然，文学的体裁一般都没有严格定义，对体裁多采“描述性”界定法，而靠人们自己去意会。一般地，也不会有歧义。从来不见有人把小说当成诗歌的，却有人把某些现代诗讥为“分行的散文”的。至于杂文与随笔，由于其分野不彰，就难免“这么说”或“那么说”，也是见仁见智，或就是各自的“意会”不同。 我的意会是： 其一，这里说的“随笔”不取“笔记”义项。作为文学体裁的随笔和杂文，都是散文之一种，表现形式都灵活自由、不拘一格，且都可以抒情、叙事或议论，篇幅都可长可短、一般是短小，都是古已有之的。这是二者的共性，也正因为此，二者时被混淆。其实即便混淆亦无大碍。要紧的是文章本身。 其二，杂文和随笔还是有区别的。这区别的最主要之点在于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引《辞海》)。“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态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锋利、隽永、富有战斗性为其特点”(引《汉语大词典》)。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有云：“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 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些既阐明了杂文的功能和特点，又廓清了杂文与一般的随笔的区别。 是故，杂文必有战斗性，舍之不能称之为杂文。而随笔不必有战斗性，有之则亦可称为杂文。 然而，所谓“战斗性”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推移可以赋予不同内涵的，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的。鲁迅先生那个时代，杂文“有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而焕鲁同志这个时代(即现时代、当下)，则是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以凝炼生动平易的文学表达，对“有害的事物”，揭微显隐，痛下针砭，讽刺抨击，即使未必是“刺向敌人”。 焕鲁同志的文章是有这一种战斗性的，因此其收入集子中的文章的大宗当属杂文。这杂文当然是焕鲁杂文。
当代文艺自私论人怕无耻猪怕“牛”书里夹个金笼子“标志”的责任“面子”故事不在乎口“臭”“典型”的不典型论有关女色小道理的大无知胆大与胆小人生有为忌狂狷物质苦“脑”人性负重的时间表格上源窒则下枯让他“财大气细”人本的垫付下无敬悚自放纵对命运说的诠解与建言为“浅”理寻“典”勒索“棺材本”同名姓的尴尬含饴弄“祖”朱元璋的“天下粮仓”书是什么?不能尽如人意的比例孤独中的辉煌习惯颠倒口论家丑臭家的解读推敲假新闻最了不起的是“不顾”应对送礼之漫说接受了“暗示”累煞人浅说职责造神的手段与目的座右与左右惊闻将有“不老丹”偷了自己不合算不可思议话“圈子”……
书摘 弗洛姆说：“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力。”对有些人来讲，却只是一种愿望。孟凡民为了“实现自己”，付出了几近少年时代之后的全部生命过程：因为作为人，人的科学“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种所特有的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思想史呈现出它特有的冲突和矛盾。人若有完善的人性与良知，以毕生做代价“拷问灵魂”，何其痛苦! 孟凡民的父亲叫孟树亘，早年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经历了浴血奋战后，李宗仁亲自召见授于他“抗日英杰奖章”。解放前夕，他准备率军起义时被叛徒出卖，幸得时任国民党某军副参谋长李湛功相救，二人终成莫逆。“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对老友均遭不白。孟凡民正上初中，当上红卫兵。为表“忠心”，与父亲“彻底决裂”。父亲也只能是理解后的无奈。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则使这位父亲悲愤难当，儿子居然出卖了自己的至交李湛功，被迫害致死。自此父子恩断义绝。妻亡故，也不通知儿子。可以理解又不可以理解的：人人都是社会秩序的傀儡。人从来都能适应不能令自己满意的环境，却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内在特质对不良社会与文化形态，基于陷于信仰迷信而产生叛逆的力量。不分年龄，身份，资格，也无从谈什么资格。 孟凡民再没回过家。他去云南插队落户，直至1998年回城当了工人，1980年娶妻生女。妻子吕瑞芬问他：“以后你就再没有想办法争取父亲的原谅吗?”孟凡民告诉她，返城后，他曾几次鼓足勇气走到家门口却没敢进入。一次，他看到父亲从家中走出，便远远地跟着步履蹒跚的父亲走到菜市场，父亲买青椒、茄子，当时他真想接过老人手中的菜篮子说：“爸爸，我们回家吧。”可又怕在大庭广众下造成尴尬，只好一步步跟着父亲。目送老人进入家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其间，由于政策没落实，孟树亘生计维艰。孟凡民夫妇因停薪留职开了一家五金电器行，便由妻子通过居委会以民政局救济名义，捎去1000元钱。但老人亲自查问，没这回事，故悉数送还。 1988年秋，年逾古稀的孟树亘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吕瑞芬对丈夫说：“爸爸不认识我，我就去那儿当保姆吧。”盂凡民说：“可琳琳刚4岁，你咋离得开呢?”困难总会克服，儿媳当了公公的保姆。用真诚的欺骗一次次搪塞，掩饰敏慧的狡黠。 1990年深冬，老人心肌梗塞。最好的办法只能到北京做心脏搭桥手术，可是费用极高。孟凡民夫妇商议后，决定抵押铺面。这种手术一般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但老人的血管已缺乏弹性。孟凡民请求医生从他腿上取血管。他不停地在心里祈祷：“上苍啊，请你赐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这就是人性的原本的真实，善良人所能开掘得到的本真的亮源。当他尚还不懂何为“出卖”的时候，因适应“奴役”而高呼万岁……然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早巳悟知了犯罪的朦胧。人能够适应迫近的压抑的生存环境，但父亲的临近死亡，使他再也忍受不了负罪的折磨，精神几濒崩塌，“挽回”就变成欲望。 手术成功。父亲安祥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父亲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看着看着，孟凡民的泪水汩汩而淌。住院期间，他只有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地陪伴他。他隐形于父亲的视力之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喃喃自语，呼唤着他的乳名。孟凡民奔出病房，不禁失声痛哭。 手术20多天后，孟树亘回到保定。住院费用12万，吕瑞芬告诉他“是社会上许多好心人一起凑的。”老人虽然疑云笼罩，明知是迷却难能破解。 1992年，上小学的女儿琳琳生病住院。孟凡民夫妇始终没有把爷爷的事告诉她。琳琳说：“妈妈，咱家雇保姆，你咋给别人当保姆?”这位幼女的心灵里一直充满疑惑。 1993年春，孟树亘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得解决，生活改善了。他为抢救历史资料劳累过度，角膜发炎终至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没有现成可供移植的眼角膜。 1996年，在生意场上忙碌的孟凡民却罹患不治之症：肺癌晚期。妻子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两个家。丈夫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住生命。孟凡民弥留之际，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命信，并把眼角膜留给了父亲。 2001年元月3日，早巳恢复光明的孟树亘咀嚼着儿子遗书里每一个字后的忏悔尾音，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的儿媳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 这是2001年《家庭》杂志第6期，题为《亲情无价》的一篇故事。它告诉人们的，不仅是亲情，而是人性的宣示。人性更无价。人性是德，“德犹如毛，民鲜克举之。”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儿媳……都是德，都是人性。这是一场悲剧，却也振聋发聩。儿子曾经对父亲的老友、对父亲产生的精神、理智和情感上的迷离，终告结束。疚愧排列的人性负重的时间表格，却实在拉得太久，太长；填写起来，却又太沉重，太凄清。人且莫失掉内心的乐园，那样会欲哭无泪。 为了目的而采取诸多手段也只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正是为了达到目的才不择手段的。朱元璋就是这样。说他“造神”，他压根儿不信神。神对他只是一种寄托，天也只是一种寄托，一种利用。对神与天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都不是一切强者相信的结果。信与不信却无不以目的性为取舍。朱元璋拥有天下之前与拥有天下之后就清晰地反映出来了。 人在想干一件事情之前，有的取一枚硬币，以反面与正面的“字”与“背”卜以决疑，是较不得真的。“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拥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不为民生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他正式登基那天，果然“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欣悦。”其实，就是那天是个猛风狂雨的日子，朱元璋也是决不会答应由别人代他登“九五之尊”的。那时即使他不造神，下边的一群人也是要造神的。不这样就达不到掌天下的目的，没有朱皇帝，何来明欠臣? 据说朱元璋一降出娘胎，“屋上红火烛天”，他本人就不可能见过；“天为罗帐地当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杜稷穿”，恐也是别有用心的人代他杜撰。还有“看见”石龟驮他走路的。“神”造出来之后，朱元璋点头了或者照着做了，任务也称阶段性完成。“太祖攻陈茔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警告，视之，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棲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之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 这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神物”的“类蛇之龙”几成了朱元璋帽子上的饰物了，他是“真命天子”也就毫无疑问了。这么一宣传，在迷信时代，能抵得上二十万兵力，“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这都是编造，借用“造神”手段而已。 诵为朗读，所谓“春诵，夏弦”；《论语·子路》有“诵诗三百”的说法；唱通吟诵，王勃《滕王阁序》说：“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韩翩的《送郑员外》也有“乐人唱卷中诗”之句。古人以诗词相唱和，曰“唱酬”；《宋史·沈辽传》中曾记载了“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的轶事佳话。屈原的《九歌》，十一篇诗皆是祭神歌曲的词；曹操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诸如王维的《渭城曲》、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乐工歌伎”代代传唱，甚至“童子能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字上也有对李贺诗“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的记载。文学与音乐结合，脍炙人口，能在读书中增加记忆力，似乎是古人喜爱的原因。其实，吟诵恰是简化了的“唱”，有如京剧的清唱，大可不必随身携带了京胡伴奏才叫“艺术”。 我国的经典诗文、唱和吟诵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切，在当代广大群众之中，似已相当淡远，就是在文化知识界的圈子里，也几无传承，这不能不说是祖国文化的悲凉。正如台湾的洪淑慧女士所言：“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失落了，很多人现在都意识到，不能全盘西化。展望21世纪，我相信儒家文化将是世界的主流，理应让孩子——未来的中坚分子从小受到古代经典的薰陶。”同时，她也指出：“根据现代西方教育研究，对语文敏感度高，记忆力强的儿童时期，精致丰富的背诵，能增强脑力，激发智能。尤其古代经典所载都是做人处世的原则，儿童心性纯真先入为主，越早读经就越早领会圣人的智慧，并且终身不移。” 这些话是人们应该深表赞同的。令人高兴的是，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人在推广吟诵古典名著。有人愿意这样做。著名电影演员、老一辈艺术家孙道临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屏幕出现，他吟诵的《岳阳楼记》，使人若亲临其境，感人之深，言未能及；而他身后的那群并列成排的小学生的伴诵，竟牵出了观众的热泪。中国文化实有醍醐灌顶之妙。前不久，南开大学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举办的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青年教师培训班——中国古典诗词及诗学词学暑期研讨班在天津蓟县开班，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和一批著名教授担任主讲，这是善举、义举，对我们整个民族也是功德无量的。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一直在宣示一种观点，即21世纪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顺乎自然”将融汇西方文化而“拯救人类”。照此说法，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补习经典”尚为时不晚，可翘首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