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的文化阐释
2003-1
齐鲁书社
易闻晓著/国别:
394
无
序 束景南 晚明是一个社会崩解、思想巨变的时代,公安派就是在这样的政教衰颓、心学禅化、传统儒学消解、禅风炽盛的文化语境与思想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前人对公安派的研究已经过多,而且似乎也有权威的“定说”,难以为继,易闻晓博士却仍选择公安派为研究对象,写出了这样一部观点全新、见解深刻的著作,我以为不是偶然的。易闻晓向来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的研究,他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修养,没想到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优势”,他把文学史的研究纳入到他的文化思想研究的视野中,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视角下把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开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记得1998年9月易闻晓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读博士,那时他对明代公安派已有自己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从那以后他又潜心研究明代的文化与思想,然后再返回到对公安派的文学研究上,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思想视野,能够突破历来研究公安派的固定模式,以深厚开阔的全新研究扫荡了文学史教科书上流行的旧说。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由于处在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笼罩之下,逐渐形成一套八股式的研究模式与“正统”的研究思路,由此形成的说法被奉为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说”。例如对晚明思想、公安派的研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根据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话语,先认定晚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必有“市民意识”、“启蒙思想”兴起,于是公安派便被看成是这种“市民意识”的文学反映,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解放思潮”云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姚斯在他著名的《作为挑战的文学史》中说:“最近以来,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名声越来越坏。”他说的话虽不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却也击中了历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弊病。文学史起来“挑战”了,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对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反拨。易闻晓的《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可以说就是“重写文学史”的一部优秀成果。 我觉得《公安派的文化阐释》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公安派进行文化还原法的文化阐释,揭开了公安派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真实面目。其实历来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及其文学创作的理解是肤浅的,因而对公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认识与定位也是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文化还原法是把文化主体(文学流派)放到多维文化的宏阔视野中,审视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观念、政治思想、文学观念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与文化心理,对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模式、文学现象的研究,就还原为对文化主体的人格心态、人格心理的研究。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实际就是把公安派放到晚明的文化语境和思想历史空间,即把公安派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还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进行文化心态、文化心性的阐释,通过对公安派群体人格特征、心理结构和心路历程的动态描述,把阐释对象的心性、学问、思想、文学视为一个有机完整统一和动态的内在精神性结构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把握到公安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显现出被遮蔽的公安派的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确实,公安派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出现在晚明的历史舞台上的,公安派的“性灵”文学思想与创作实际是他们的心性之学的文学转换,所以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首先从揭示公安派所处的晚明文化语境与思想背景切入,指明晚明“乃是一个否定的时代”,一个没有价值标准、没有积极追求、没有崇高境界的时代,道德堕落,心学佛禅化,儒家之学消解,道家精神弃失,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失落,自私自利的心性自适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主题。我以为这一见解是十分真实的,它至少要比那种简单把晚明说成是一个社会“天崩地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深刻得多,而恰正是这一点提供了我们认识处在这个时代的公安派的心性之学与“性灵”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由此易闻晓才得以进而对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作出了真实的全新的批评:公安派的融通三教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士夫禅学,其旨趣只在一己性情的自适,因而性情自适成为三袁及公安群体所追求的主要存在方式和“性灵”说的文学主题。如果说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是其心性之学在文学思想中的全面延伸和反映,他们唯一的文学主张就是愉情自适;那么公安派的文学创作就是其愉情自适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实践中的全面运用和展开。易闻晓看出了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同他们的心性之学的关系,真正揭开了公安派“性灵”说的文学思想的秘密。 ……
本书是对公安派进行文化还原法的文化阐释,揭开了公安派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真实面目。作者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实际就是把公安派放到晚明的文化语境和思想历史空间,即把公安派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还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进行文化心态、文化心性的阐释。全书以四种阐释模式对公安派文化现象作出深入细致的思辨性阐释:多层面立体分析模式、文化历史还原法与心态描述的“活的文化还原法”、历史关联中的横向考察、文化演化的动态描述。
易闻晓,1963年生,江西宜丰人,杭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任教于海南师范学院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浙江大学文史哲“董氏基金”一等奖等学术奖项。
序绪论第一章 末世的风情:历史文化的深层逆转 一、政教的衰颓:士人精神的世俗沉沦 二、心学的禅化:儒家之学的内在消解 三、智慧的沦降:宗门禅学的存在转化 四、复古的反思:文学本原的内向追寻第二章 袁宗道:公安派的全面定性 一、存在与解脱:“稳实”掩盖的自适渴望 二、心学的诠释:儒家之学的禅学虚化 三、立本尚达论:识见辞采的双向虚化 四、文学的自适:审美意境的严重消释第三章 袁宏道:自适的存在与存在的学问 一、自然与理性:自适存在的两难性 二、本然的放任:纵情适欲的华严禅 三、永恒的享乐:念佛往生的净土禅 四、消极的受容:安心任运的随缘禅 五、逍遥与随顺:自然精神的禅学化第四章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文学的自适 一、自然性灵论:本然生命的伸扬 二、人文性灵论:文士情怀的自适 三、时变新奇论:历史视域的消失 四、浪歌与遣兴:双重情怀的自适 五、快适与俚质:审美意境的沦降第五章 袁中道:公安派的整体反拨 一、忧患与决心:生死性命的存在逼迫 二、业习与净修:自忏自律的真实参求 三、己意与学古:即离而合的理论斟酌 四、才情与学问:依舍相妨的创作根本第六章 公安派群体:骤起骤落的文化狂潮 一、性情的交通:气味相投的文人集团 二、狂病的交煽:生死相依的性命之友 三、性灵的交融:同声相应的论文口号 四、真声的交鸣:类气相煽的创作风调余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书摘内面主义的纵深推进 岛田虔次尝以宋学出现以后的思想史为“‘内’同‘外’之对立斗争的历史”:程朱虽亦主“内”,然尚且坚守“外”的存在;而“把‘外’的权威完全夺给‘内’的人,是王阳明”(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82—8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阳明心学的本体论乃以“内面主义” (岛田虔次语,同上书94页)的纵深推进渐次消解“天理”等先儒所设儒学本体,而最终归于释氏“真心”的一片空无。 “儒家自始即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所“用”无非政教人事,而其体虽有多名,然无不推本于“天”。“天命”、“性命”,其说尚矣。孟子以“四端”明心性之善,是以“天”为最终根据,故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性”乃“天”所禀授于人的普遍道德品质。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 “天命”是谓天所禀授,人性之善盖出于此,于是“天命”即成道德的形上终极根据。应该看到,尽管在原始儒家的观念中,“天”的概念已被赋予道德的内涵,但“天”所本具的“自然”品格从未被明确地加以否定:“天命”形上观念的实质正在于将道德的普遍存在视为不容置疑而毋需证明的“自然法则”。“天”既被当作道德的终极根据,“天命”既被赋予形上本体的品格,则仁、义、礼、智皆由所出焉,孟子所言“四端”即是如此。唯其本体具有“自然”的实存性,其“作用”方可落在实处,而儒学作为“有体有用”的“人世之学”,才能实现其拯救世道的目的,在政教人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儒学自来就是一种“人事”之学,它的本体推究与形上预设也无非出于整治人事的用世目的,这是我们讨论儒学所必须明确的首要认识。 “宋代儒学复兴尤在体用并重上面见精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38页),它所体现的严谨思辨性与高度系统化的本体论建构,乃是为了抵御极尽精微的佛学向儒学深层的渗透与侵蚀;而程朱“天理”观的确立及其基于“理一分殊”思辨模式的“格物致知”之说就是为了防止儒学“作用”向释家“虚空”的失落。“天理”一辞盖出《庄子》,其所谓“依乎天理,批大邵”(《养生主》),是以“天理”为自然纹理。“天者理也”,程明道所谓“天理”即“自然法则的条理”(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天’’保留了其本自具有的自然实存性,同时“天”又承载了先儒加诸其上的先验道德内容,此内容又通过“德治”的形下降落,遂使“天”成为政治法则之本,于是“天理”“同时又是政治应该根据的天下之正理,而且也是人的内在道德的本质’ (同前)。由此而言, “天理二字的新义,恐怕就是‘理’这样一种贯穿自然、道德、政治的功甲” (同前)。总之“大理”作为新立儒学本体,乃是实体性的先验存在,它昂然挺立于理学之极位,顽强地抵制着儒学向佛家“虚空”的流行。 理学因其仍然坚持着道德救世的基本精神,故其本体伦理化在所难免,于是“天理”在朱子那里便成为“伦理人本主义”的“绝对命令” (参束景南《朱子大传》第十七章第三节);而其之所以成为不可抗拒的“绝对命令”,乃在于上所谓道德本质与自然法则的内在贯通。正是由于“天理”所提供的强力形上担保,建立于其上的理学首要命题——“性即理”,才能保证人性的普遍道德本质,从而得以遏制人性向“人欲”的沉沦。没有人会怀疑“存天理、灭人欲”是为程朱理学的既定目标,但承认“灭人欲”即必须“存天理”而维护“天理”的无上尊严,却需要站在理学的角度而予以思辨性的理解。 “性即理”的命题保证了天、人的沟通,而“理一分殊”的基本思辨模式则使先验的形上本体与实存的形下世界连成一体,从而避免了二者的隔阂与分离(佛学则斩截现象而唯认真心本体),既确保了天理的遍在性,又防止了客观世界的主观虚化(释氏则曰万法皆空)。由于一切存在之物都体现着天理,所以均具有存在的价值,它们被作为“格物致知”的客观对象,其缘由即在于此。诚然格物致知是以“修齐治平”为终极目的,但天理的自然实在性与理一分殊的致思模式却确认了物的自身特质(物物皆有其理)。作为一种“人事”之学,儒学以其强烈的历史意识观照世间的一切,其主张穷索事物之理的“主智论”乃是一种既定的传统,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论实为对这一传统的承续,它表现出研究事物以求经世致用的明确意识,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着事物的客观性质。朱子格物致知之说,实际上“开启了对事物客观认识的途径”(《中国的思想》,70页)。 由上可见程朱理学对“外”的保留与确认。这固然基于其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但它的严谨的思辨性却也保证了“外”的方面不至逃离它的理论视野。思辨的整合性不容忽略“内”“外”两面的有机联系;而且,思辨的严谨性与清晰性本身就隐涵着一种严肃的主知态度,对客观存在的肯定与研究、对天理实存性的坚持及其尊严的维护,无不与高度的思辨性相关。事实上, “思辨主义”业已被视为“宋学的第三个特征”而大加表彰(《朱子学与阳明学》,19页);而为了防止儒学陷于释氏迷惑与流人禅家空无的危险,也许“思辨主早”本身就是理学必须坚守的立场,尽管其思辨方法多取于释教华严之宗。 不可否认的是直觉式的体悟方法确使阳明心学最终走向了宗教神秘主义,它的进路就是“内面主义的纵深推进”,于是“外”被完全化解于“内”,这就是岛田虔次所谓“内同外之对立的斗争”。所谓“内”,即是“心”,即是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在王阳明这里,它已被当作“天地万物之主”(《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成为“体天地万物而不遗……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的绝对本体(《心性图说》),宇宙间一切现象,皆为“吾心”作用;而“良知”实际上只是“心”体的惯常称谓,它是“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造化的精灵”(《传习录》下)。“良知只是一个”(《传习录》中),是为圣学一切名目之“头脑”,所以唯认良知就是王学一门的坚定信仰,而黄宗羲且谓“先生恢复心体,一齐俱了”(《明儒学案》卷十一《姚江学案》)。 尽管不妨说良知得白天理、连接情意、渗入德行、遍在伦物而形成“万物一体”的普泛沟通,但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大体上乃基于一种直觉式的神秘感悟。而从形上学的思辨角度看来,则良知心体实已架空天理、隔绝事物,它以自在、自为、自足的品格傲然显示自己带有独断论意味的孤独存在:宇宙间唯良知挺立而已,别无其它。 一方面的情况,是“心外无理”的命题摆脱了天理的形上制约。诚然阳明自称“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答徐成之》,《王阳明全集》,印9页),依此则可谓“先验的道德律引入了心体”,因而“心呈现为必然的道德律” (杨国荣:公心学之思》,13页,三联书店,1997年);而其借自陆九渊的著名命题——“心即理”,亦在形式上肯定着天理的先验存在及其优先地位,但正是这一命题却将天理消释于“心”,从而悬置天理并使之弃失作为“绝对命令”的无上威严。“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诸阳伯卷》,《王阳明全集》,277页),“理”从绝对本体的形上地位降落为“心”的作用形式:无“心”则“理”失, “心”在则“理”存,是为“心外无理”。由是“心”遂得摆脱天理之“绝对命令”的形上制约而傲然自立为绝对本体,从而其心学也在根本上摆脱了程朱的可怕阴影而堂然自立为儒家门户。低俗与高雅的两面人格 低俗与高雅作为相反的两向人格目标,却统一于袁宏道的独特人格中。这种奇妙的结合取决于客观命定,与主观内因的内外合力,前者即前文所谓人的存在所无可选择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共存的双重性(参第二章第一节),它造成的感性情欲与理性意识在个体内在精神结构的对立互动有可能导致低俗与高雅的两面人格在个体生命中的共存:在现实物色世界中放纵本然感性情欲的渴望烈焰势将熔造弃失理性的低俗人格,而得自其社会性的理性意识在人文环境中的长期熏习则将造就深涵人文修养的高雅人格;如果某一个体既渴求本然感性情欲的自适而又获得了较为深厚的人文修养,则此个体就将兼具低俗与高雅的两面人格。 袁宏道就是此类特殊的个体存在,这也由于其独特的主观条件。就其人格的低俗方面而言,袁宏道具有特别旺盛的生命情欲与更为通脱的“性灵”及尤为充足的胆力,这些天赋的主观精神特性在其狂禅思想的鼓荡下越发如醉如狂地激扬飞动起来。由于狂禅的巨大张力,他的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自然感性情欲就有了自我放纵的强烈要求,这一要求使袁宏道的“本我”猛烈地突破“自我”的理性约束,并急切地奔向粗俗的物色世界。如此便成就了他的低俗人格。 袁宏道的低俗人格表现为情欲自适的强烈渴望,即对物色财货的身口享乐的坚执追求,其中好色尤甚。他公然宣称“我好色”(《别石篑》,卷九),明白承认“弟往时有青娥之癖”(《李湘洲编修》,卷四十二),一度推崇“入拥座间红”为“人间第一佳事”(《龚惟学先生》,卷五),可证其好色非假。在其所向慕的五种“真乐”即所谓“五快活”中(见《龚惟长先生》,卷五),色欲之乐乃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一快活”中,有“目极世间之色”的“目淫”一目;“二快活”中,、有“男女交舄”的诗酒调笑一项;“四快活”中,更有“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的歌吹戏狎的文士风流;甚至在“一身狼狈”的“五快活”中,也有“托钵歌妓之院”的“窥淫”之乐。 ……
序 束景南晚明是一个社会崩解、思想巨变的时代,公安派就是在这样的政教衰颓、心学禅化、传统儒学消解、禅风炽盛的文化语境与思想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前人对公安派的研究已经过多,而且似乎也有权威的“定说”,难以为继,易闻晓博士却仍选择公安派为研究对象,写出了这样一部观点全新、见解深刻的著作,我以为不是偶然的。易闻晓向来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的研究,他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修养,没想到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优势”,他把文学史的研究纳入到他的文化思想研究的视野中,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视角下把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开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记得1998年9月易闻晓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读博士,那时他对明代公安派已有自己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从那以后他又潜心研究明代的文化与思想,然后再返回到对公安派的文学研究上,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思想视野,能够突破历来研究公安派的固定模式,以深厚开阔的全新研究扫荡了文学史教科书上流行的旧说。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由于处在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笼罩之下,逐渐形成一套八股式的研究模式与“正统”的研究思路,由此形成的说法被奉为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说”。例如对晚明思想、公安派的研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根据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话语,先认定晚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必有“市民意识”、“启蒙思想”兴起,于是公安派便被看成是这种“市民意识”的文学反映,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解放思潮”云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姚斯在他著名的《作为挑战的文学史》中说:“最近以来,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名声越来越坏。”他说的话虽不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却也击中了历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弊病。文学史起来“挑战”了,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对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反拨。易闻晓的《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可以说就是“重写文学史”的一部优秀成果。 我觉得《公安派的文化阐释》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公安派进行文化还原法的文化阐释,揭开了公安派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真实面目。其实历来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及其文学创作的理解是肤浅的,因而对公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认识与定位也是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文化还原法是把文化主体(文学流派)放到多维文化的宏阔视野中,审视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观念、政治思想、文学观念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与文化心理,对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模式、文学现象的研究,就还原为对文化主体的人格心态、人格心理的研究。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实际就是把公安派放到晚明的文化语境和思想历史空间,即把公安派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还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进行文化心态、文化心性的阐释,通过对公安派群体人格特征、心理结构和心路历程的动态描述,把阐释对象的心性、学问、思想、文学视为一个有机完整统一和动态的内在精神性结构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把握到公安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显现出被遮蔽的公安派的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确实,公安派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出现在晚明的历史舞台上的,公安派的“性灵”文学思想与创作实际是他们的心性之学的文学转换,所以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首先从揭示公安派所处的晚明文化语境与思想背景切入,指明晚明“乃是一个否定的时代”,一个没有价值标准、没有积极追求、没有崇高境界的时代,道德堕落,心学佛禅化,儒家之学消解,道家精神弃失,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失落,自私自利的心性自适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主题。我以为这一见解是十分真实的,它至少要比那种简单把晚明说成是一个社会“天崩地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深刻得多,而恰正是这一点提供了我们认识处在这个时代的公安派的心性之学与“性灵”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由此易闻晓才得以进而对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作出了真实的全新的批评:公安派的融通三教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士夫禅学,其旨趣只在一己性情的自适,因而性情自适成为三袁及公安群体所追求的主要存在方式和“性灵”说的文学主题。如果说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是其心性之学在文学思想中的全面延伸和反映,他们唯一的文学主张就是愉情自适;那么公安派的文学创作就是其愉情自适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实践中的全面运用和展开。易闻晓看出了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同他们的心性之学的关系,真正揭开了公安派“性灵”说的文学思想的秘密。 ……
无
对公安派的阐释比较到位,也是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
原创的观点,但是有点太消极了
挺专业的,没有文学功底很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