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2004-3
齐鲁书社
林存光
463
325000
无
本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存光副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该项成果是一部系统研究和论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演进变化历程的著作。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资料性收集与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作者对从先秦到20世纪孔子形象的变迁历程、对历代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与论述，这是一项在系统性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有关孔子形象问题的研究成果。总计约30余万字，共包括四大部分和一个结束语，第一部分：作者具体地考察了几种世人对孔子与孔学的典型的读解范式，它们分别是理性批判或知性分析的、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还原论的和人格主义的读解范式。第二部分：该部分对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从学者到偶像化的转换变迁历程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第三部分：该部分对孔子与儒教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第四部分：该部分对孔子与儒教的现代命运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作者最后就20世纪的中国人在对待孔子与孔学问题上的几种典型的态度类型作了归纳性的总结。依作者之见，除了尊孔与反孔或批孔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这样几种态度类型，即弘扬孔子与孔学的态度，承认、肯定与表彰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的态度，对真假孔子区别对待的态度，把孔子当作过去的人物来对待的态度等。
林存光，1966年2月生，山东济宁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中国儒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旷世大儒－－孔子》（合著）、
第一部分 导论 一、“看”的方式 二、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走向人文时代 1.文化转型：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2.孔子对时代课题的回应第二部分 孔子：从学者到偶像 一、夫子自述 1.“述而不作”：一个诚实的学者 2.旷野呼告：一个失意的政治家 3.“学者为已”：孔门“道问学”的道德含义 二、夫子行状：东西南北之人 1.昙花一现的喜色 2.孔子贤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3.君子之学的固有义 4.孔门：一个亚文化群体 5.老子：孔子的第一个真正论敌 三、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的孔子 1.繁饰礼乐而崇尚无用的孔某 2.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 3.既仁且知而通体德慧的圣人 4.已逝而谬种流传的贤人 5.小结 四、一个历史性的反题 五、孔子的偶像化 1.通于时变世务：儒家精英人物政治态度的自我调适 2.董仲舒的“推明孔氏” 3.司马迁心目中的“至圣” 4.汉武帝“表章《六经》”政策的出台 5.纬书中的孔子神话 6.汉儒学术思潮的转向与王莽的空言慕古 7.孔子崇拜的制度化 8.孔子形象的延续与再生 9.小结第三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历史命运 一、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演进 二、文化的世俗化与孔子的政治命运 三、孔子学说何以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 四、儒教演生的逻辑与特点 1.以孔子为至 …… 五、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 六、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大变化 七、异端之声第四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现代命运 一、引言 二、孔子形象的裂变 三、孔子与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转折结束语：在尊孔与批孔之间后记
书摘 孔子本是一个温良、平实、谦逊的学者，然而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与神话；照理讲，他的温良与平实本不应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他卓然站在中国轴心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使他不仅生前历尽了磨难，而且死后更是命运多舛，有时人们对他尊崇过甚，有时又对他误解太深，以至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竟成了一个不是被人尊奉为神明至圣就是被人贬斥为乡愿恶魔而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但是，不管人们是把他捧上九天，还是把他贬入九地，他在人们的争议中又确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统制力的思想家。 一、“看”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被人评头论足，竟然津津有味地被评说了2500多年。如果说这2500多年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仍不过是倏忽旦暮之间的话，那可真是孔子一忽儿被人说成神，一忽儿又被人骂为鬼，说得痛快，骂得也淋漓，要生欲死，这“旦暮之间”似乎就孔子在唱独角戏。一家家王朝的兴衰更替已经烟消云散，但孔子却仍然是我们心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难题。这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也正犹如一幅可以从两种角度观看的“格式塔”脸谱，只因人的选择角度或“看”的方式不同，这样“看”孔子是神明至圣，那样“看”孔子则又成了乡愿恶魔。 然而，这绝不是说人们回头“看”孔子时在玩一种轻松无聊的观念游戏，相反，这对于历史上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实则是一项极严肃而直接关系着其生存路向抉择的大课题，来不得丝毫的含糊。我们不妨说，当人们认真地“看”或“读”孔子时，孔子也使人们无以逃避他的“轨迹”。 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弗雷彻所认为的，“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因为即使是恨，也还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你’来看待，而漠不关心则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东西看待。”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尊孔子为偶像的反面并不是诅咒他是恶魔，因为咒他是恶魔也还是把孔子当作一个权威性的偶像看待。而如果我们对孔子的历史命运作一番历史的反省与考察的话，亦不难发现：孔子正是在毁誉之间的夹缝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每一次的重压和挫折不但没有消除孔学的影响，反而引发了更为广泛而深入持久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在传统儒教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持续展开的动态过程。 在周游列国途中，孔子在与“愤世嫉俗”的隐者的遭遇中，不论是被给以同情的忠告，还是被讥讽与奚落，都不足以动摇孔子积极救世的立场而使其放弃其道德理想，似乎也没有对孔子造成多大的心灵震撼。但，耐人寻味的是，老子竟然赢得了孔子无限的崇敬，甚而他将老子比做高深莫测的龙，老子显然不是一般遗世独立的隐者。我想，仅仅因为老子对古代礼制十分精通，也很难对老子何以会赢得孔子如此崇高的敬意做出圆满合理的解释，因为春秋时人“犹尊礼重信”，仅仅是精通古代礼制似乎也很难对孔子造成心灵的极大震撼。在我看来，事实上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之情也许更主要的是基于他们之间思想取向的不同。虽然，两位哲人之间并未发生面对面激烈的论争，但在平静友好的会谈对话中却存在着思想倾向性上的根本不同与对立。当时是孔子作为一个虚心好学的青年学者去拜访而向老子请教，而老子作为施与忠告而富有智慧的哲人则给予了孔子诸多的训诫。据《史记·老子列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从老子施与孔子的忠告来看，老子尽管没有对古代的礼制提出 直接的尖锐批评，但是，老子显然对孔子对古代礼文化的学习与推崇颇不以为然，并以他那“大智若愚”、深于世故的智慧来劝导孔子明哲保身。虽然孔子并未听从老子的劝告，而终生致力于力行救世，但他对老子却深表无比的崇敬之情。依我之见，从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之情，可以说明老子除了给予了孔子诸多古代礼制方面的教导之外，更让孔子心仪的是老子还深具超乎孔子关注现世的人文理性之上的另一种哲学慧识。因此，由老子对古代礼制的精通也许并不能直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他持有与孑L子完全相同的对礼的充分肯定的态度与主张，而只能说明作为同时代的人，老子较之孔子更精通古代的礼制文化传统，而孔子欲学之以救世，但老子却未必作如是想，也就是说，孔老之间在礼学上同样可能存在着价值认知取向上的内在分歧。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今本《老子》中何以会出现上述激烈批评礼的言辞了，尽管那可能只是出于老子后学之口。 总之，老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思想取向上对孔学构成了真正挑战的哲学家。尽管还有诸多的疑案未解，即使是孔子真的曾学礼于老子，但孔子之所愿学未必就是老子之所主张，他们对自然、社会、人伦道德、治国之道各自进行着独立的思考，虽然没有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但他们思想倾向性上的根本分歧与对立可以说又使他们彼此构成为对方真正的论敌。而且，他们根本倾向性上的分歧与对立，不久便在他们各自的后学那里演化为一种思想领域公开的党派性的激烈对抗、论辩与斗争，甚至是诋毁与攻击：老子后学极力排诋圣人人为造作的仁义礼法，认为它是破坏人类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而孔子后学则不遗余力地维护圣人的仁义礼法之教，以安顿人生、培植道德文明教养、重整失序的社会政治秩序。 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国的历史的确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然而，“民国”乃至后“民国”时代的历史脉搏撤播出的并不是一串激情与理性、活力与节制交相辉映的和谐音符，而是充满了吊诡性的风云波澜。民主革命的激流勇进与尊孔复辟的逆流回潮交错激荡，中西文化的会通调和与异质冲突是非纷纭，正是在这种云谲波诡的现代历史风云中，孔子的功与过、孔教的是与非成为了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和评判一切价值的一大焦点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启蒙意义的思想革命，它正面拥护和大力倡导的是科学与民主以及白话文运动，而反面则向孔家店发起了集中而猛烈的攻击。何以在这个时候，孔教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直接的原因，即是对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回潮的一种反动，二是更根本的原因，即根源于伦理、文化上的新觉悟。兹分述如下： 民国建立之初，虽然“并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学校不准读经祀孔，这实际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和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学校的意味。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阐述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可用以说明南京临时政府对孔子与孔教的态度，即“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文中蔡先生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的新教育方针，并认为孔孟所谓的“义”、“恕”、“仁”实即近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亲爱（博爱）”等“公民道德”，而对满清时代所钦定的教育宗旨即忠君与尊孔，蔡先生则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见，蔡先生的态度，一方面是对孔子本人的学术持基本肯定的态态，而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由政府定孔子于一尊的“尊孔”。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祀孔读经的做法在康有为等尊孔主义者看来，无异于是将整个中国文明的根基扫除荡尽或彻底倾覆，此时的南海康圣人已由“戊戌维新之中坚”转身变为“民国之守旧与反动分子”了。在康氏尊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的倡议和感召下，一批尊孔社团如孔教会、孔道会等纷纷成立。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袁世凯亦通令全国尊崇“寄托”了他的“帝王之想”的孔圣，而且，不仅重新恢复了祀孔祭天的大典，还把孔子之道列入了“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另外，学校也重新恢复了读经。后来，南海康圣人与辫子大帅张勋还上演了一出尊孔复辟的闹剧。正是在民间与官方两股尊孔复辟势力的交相呼应鼓噪下，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历史逆流。但是，这股名为“尊孔”、实则厚诬孔子，并意在复辟帝制或使孔教与政治重新结合联姻的历史逆流，不仅没有使孔教重获新生，反而使孔教受到了颠覆性的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健将们正是针对上述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向孔家店发起集中而猛烈的攻击的。诚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 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然而，问题既已发生，问题所涉及的性质与范围却不单单是局限于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上了。如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所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那么，孔教问题既然涉及“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因此，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健将们对孔教之是非价值的重新评判和估定，又是在他们对中西文化与伦理问题的根本自觉或最后觉悟的意识之上而展开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意义层面上对孔教问题的评判和估定更具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
后记 本书缘起于一部写于十年前的旧稿，名为《孔子：从学者到偶像》，此旧稿只限于讲述和阐释先秦两汉时期的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与转换。书成后虽得一出版社应允出版，并已印出了清样，但后来由于该出版社内部的某种原因，终究还是未能出成。2001年笔者以《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获准立项，于是乎旧稿又得以重获脱胎换骨的新生，如今的新生儿已是大不同于旧稿了，其中有一小部分内容是在旧稿基础上修改、删裁或重写而成的，而主体部分的内容则是完全新写的。如今的新生儿虽是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已较旧稿大大完善、系统、深入和透彻了许多，因此，有一点笔者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笔者没有虚掷这十年的光阴，而是在读书求学中有了些许的进步。在这因生存的艰辛而显得有些漫长的十年中，旧稿几近废掉的命运，曾让笔者苦恼过，而如今它终于能以新生的面貌面世，令笔者倍加感动和庆幸。 2002年4月6日，笔者曾组织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孔子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大都是在北京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们曾就拙稿《孔子：从学者到偶像》一书的纲目及《历史上的孔子形象》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批评性、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我在写作《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一书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吸取了这些学者充满睿智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向这些可敬的学者和良师益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最后，笔者在此应特别言明并致以最深挚谢意的是，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和出版，一是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金的支持，二是得到了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的资助。特别是，在笔者申请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的过程中，曲阜师范大学的苗润田教授、杨朝明教授、李景明教授等诸多师友曾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没有这些学术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以及许多师友们的无私帮助，本书是无法顺利写成并很快出版的，故笔者深愿本书不会辱没了这些基金和师友们的深情厚谊。
无
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