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边地与边民
2009-9-1
齐鲁书社
安介生,邱仲麟主编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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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于中国疆域研究而言，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是“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结项成果。《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对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三篇，内容包括：环境与生态篇，开发与转型篇，文化与移民篇。
写在前面的话环境与生态篇“瀚海”新论——历史时期对蒙古荒漠地区认知进程研究统万城下的“广泽”与“清流”——历史时期红柳河（无定河上游）谷地环境变迁新拐明代烧荒考——兼论其生态影响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木造林明代边地守战与生活用水开发与转型篇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雍乾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的“界线”——开发、环境、纷争清代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18世纪口北三厅的民族经济与城镇发展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的本土化开发西北近代经济环境的改善与畜牧业发展边外垦殖与环境渐变——基于清至民国时期横山县伙盘地的分析文化与移民篇土地与民族：历史上鄂伦春人对外交往之文化意蕴环境、外部干预与简单文化——清末民初鄂伦春人从农及“弃猎归农”始末明代大同地区的移民、屯垦与环境清代新疆“满城”时空结构研究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近二十年来西辽河流域环境史研究状况综述后记
插图：3.不区分主从犯的特殊规定唐律对一些性质严重的犯罪特别规定不区分主从犯，以体现从严打击的精神。《名例》规定：“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贼盗》就详细规定道：“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名例》中还有：“即强盗及奸，略人为奴婢，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对这些唐朝统治者认为严重威胁其统治秩序的犯罪，唐律认为所有的参与犯罪者的行为具有同样的危害性，也就不需要区分主犯从犯。唐律关于主从犯的规定较为庞杂，亦有内在的规律可循：即首先看犯罪的恶性程度是否在“十恶”的范围之内，若在，则不必区分首从犯，事实上全部是主犯，加以严惩，若不在，则先看看犯罪行为人之间及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有特殊的关系，如血缘尊卑、主仆、上下级僚属等，再结合具体的犯罪罪名类型进行主从犯的认定。①包括唐律在内的中国古代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及从犯的规定，对我国现行刑法共犯及从犯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值得参考借鉴。例如，主从犯可以触犯不同的罪名，对具有特殊身份者一般以主犯论处，不具有特殊身份者一般以从犯论处，对某些特殊性质的犯罪不区分主从犯，一律相同处罚（类似于均认定为主犯），在侵财性犯罪中，以是否分赃作为区分主从犯的重要标准，除了总则中规定共同犯罪之外，在具体罪名中对主从犯的认定作出详细规定，等等。“瀚海”，在中国古籍中原本作“翰海”，最早出现于《史记》关于元狩四年汉朝军队对匈奴的北征记载之中。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军队北征匈奴，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此次北征获得重大战绩，如（卫青部）“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真颜山（或称阗颜山、寞颜山），大致为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面的一支。又如“汉骠骑将军（即霍去病）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狼居胥山，为今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因为蒙古地区地域广袤，地形复杂，行程中所见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取的路径。据相关文献关于这场战役的描述可知，当时，在汉武帝的直接指挥下，卫青与霍去病所率汉朝军队兵分两路：卫青所率汉军自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出发北上，可称为“西路”或中路。又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卫青部又有“东道”之分。“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西汉名将李广当时跟随卫青北征，奉命自“东道”北行。“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结果，李广部在北行途中迷路失期，因此并没有深入漠北腹地，与匈奴正面作战。霍去病“出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右北平（郡，治今天津蓟县）千余里，直（匈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应称为“东路”。
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曾随同康熙皇帝巡行边塞，沿途君臣多有唱和之作。而笔者以为其中一首描述边塞地区时代变迁的七言律诗，以轻松愉悦的笔调展示出明清两代发生在北方边塞地区的沧桑巨变，相当精采，令人不禁反复吟咏，备感余味深长，这就是《随驾行兴安岭上》一诗。其诗云：横亘东西路几千，直从辽海控居延。尽消伏莽山无树，不断灵源地涌泉。群牧牛羊量论谷，诸藩庐帐列如廛。圣朝不画长城界，一道平冈是九边。众所周知，所谓“九边”，就是明朝为了抵御北方塞外民族侵袭而依托长城所建造的、规制宏大的国防工程体系。东起鸭绿江畔，蜿蜒万余里，直达西北的嘉峪关，九大边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互为犄角，巍然屹立，形成了一道漫长而壮观的边防阵线。然而，时至清朝初年，“九边”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昔日狼烟四起，刀光剑影的沙场，一举变成景致祥和、牛羊遍野、多种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好家园。昔日何等雄伟的边城防线，竟颓变成为一道平淡无奇、可以随意翻越的“平冈”，这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可以说，长城南北的边塞地区，无疑是明清两代变化最显著的地域文化景观带之一。笔者出生于山西，对于山西历史地理变迁充满了兴趣，然而，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不禁又为这一神奇地区所具有的边塞特征所深深地吸引。如在研究山西历史时期人口迁移问题时，笔者发现，山西地区是中国北方接受塞外非汉民族移民最多的区域之一。大批塞外的边疆民族在南迁之后，定居于山西地区，山西地区也由此成为民族构成异常复杂，民族关系变动异常频繁的“敏感地带”。
《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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