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2009-5
福建教育出版社
谢泳
158
无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作者努力从问题出发，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具有独特风格，曾在相关专业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西南联大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1985年到山西作家协会工作，2007年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储安平与〈观察〉》等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一个学科的消失：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为例“一二·一”运动中的三个教授叙永级学生的命运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傅斯年与西南联大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大普集：1940年代的“中国皇家学会”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再版后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①。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②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引者注：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①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⑧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④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九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 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①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是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曾被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很快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来概括，不过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所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名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①，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初步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晚出15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期。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问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这期间有两代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即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和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锺书、费孝通为代表）。上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锺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华的较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崇铵、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
无
在中国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也许并不太多，但是西南联大时期却成为今人永恒的向往。谢泳之前做储安平的研究，极为踏实。现在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更是从多角度来引领我们认识西南联大及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足之处在于这是论文集，而非专著，所以内在体系不强。
推荐之。
西南联大的校舍可能是中国大学里最破落的，可是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里程碑，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有骨气。
读之心驰神往。西南联大时期是每个知识分子的梦想国度，可惜再没有那个时代了
关注西南联大的命运啊
了解西南联大必看！
谢泳的文字不错，研究方法也耳目一新，小册子，物有所值。
谢泳的东西还是值得一看的，读过《教授当年》，很好。作者功力扎实。
此书装帧设计、印刷，都挺好。谢泳的作品读过几本，不过都是短篇文章，这本算是比较长篇的论述了。从我第一次读他的文章起，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他的作品有见地，又令人信服。好作品，值得收藏。
这是一本写得极为客观的评价当年知识分子的著作.
学点历史，从中看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早期轨迹，包括许多未实现的可能性
难得一见，写的较早，选题是很有眼光的
还没看。是为了搜集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脉络才买的。
书的质量好，内容感人。
书到手了。感觉很好。
是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这本书很对路
文字一般，内容不错，值得一看
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永存的校园，一个我们不会忘切的记念
服务挺不错
纸张不好，内容有待阅读。
长度刚好，懒得读太长的
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和兴趣源自谢泳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界，谢泳以两项研究著称,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 显然后者在今日的中国比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 这并非偶然，当文化和学术被曲解成一种显学流行于世，感性的表象比理性的观察更得人心，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目光去审视这座荟萃了20世纪上半叶各个领域一流学者的学府，沉醉于其......
这本写于九十年代初期的学术著作，在十几年后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蔚然成风的今天，或许许多史料、掌故已成老生常谈，但是，其学术价值以及著者谨严的治学精神时至今日仍无法让人忽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版的《再版后记》中，谢泳并不讳言其中史料的平淡，但是，诚如著者所言，当时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尚未起步，而谢泳先生闻风气之先，在浩瀚芜杂的史海里潜心钩沉，这份甘于寂寞和无聊的品格让人实为钦佩。 书中不厌其烦的对统计资料的罗列，其详尽正是一切研究之必须，没有这样基点做支撑的话，所有的研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比如为了阐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背景时，对当时联大教授群体做了较为全面的代际划分，对联大师生群体生卒年月、建国后去向和遭遇做了翔实的调查，还有对尚处于雏形的学术集团魁阁和大普集的挖掘，这些史料著者都给出了枯燥却具有无可辩驳说服力的数字和统计。虽然谢泳先生对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和臧否大多时候浅尝则止，但这也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毕竟，扎实的数字和统计资料的是一切学术的土地，在这之上才有灿烂的精神之花；同时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论述，尽管略显平淡，却也以其强大的说理能力和逻辑力量征服人心和理智。
没读。厦门教授谢泳谈西南联大的一些文章合集。
作为厦大教授，谢泳的书还是值得一看的。他还有一些关于西南联大的作品。但对这本书，我并没有想象中的满意，内容相对简单了些，论述也有点不痛不痒。稍稍有些遗憾。
从几个切片入手，探讨西南联大的人、事和历史，涉及教育制度、科研制度、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虽然篇幅不长，但史料翔实，论述严谨，注重细节和感受，可为今日高等教育和人文学科研究提供借鉴。
西南联大，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写西南联大的书，内容还不错
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中国曾出现过“世界一流大学”；
之后，我们努力了60年，终于，差距越来越大了。
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充满敬意和羡慕
书写的不错，值得当代大学反思和借鉴，看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啊，退后了很多
奔着作者来的 应该挺好的
几乎是一口气看完这本小书的。谢泳先生是致力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研究的先行者，其角度是自由的学术空气和教授治学的方针，造就了西南联大及其同一时期的大学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学府。当然也值得引起目前的一些高等学府办学的深思。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后继者进行充分借鉴和研究。
还以为是以前的黑马文丛的那本《逝去的大学》呢我记得也是谈及西南联大的这本书写得较简单也比较多的重复内容好在定价不高
有理有据，作者态度严谨，很好的展现了联大的真实历史
谢泳的书多少带有怀旧的味道，学术性不强，雅俗共赏。
除了少数几篇文章，其他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更多的文章更像是杂感，随笔性质的文章，所以觉得不伦不类。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史料挖掘还是相当翔实的。
书不错，值得一读，期待认真去读
因为想多了解一下西南联大的东西
喜欢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