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男人
2008-08
浙江文艺出版社
（加拿大）盖伊·范德海格
257
赵伐
无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三百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式”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的美好祈
《走下坡的男人》是一部由12个短篇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把悲天悯人的目光投向一群走在人生道路的下坡路上的男人，他们大多在职场上失意，在家庭中落魄，被朋友视为怪物，被家人当成负担，但他们内心却自恃英勇，不甘沉沦，自豪然而却徒劳地试图改变每况愈下的痛苦人生。这12个故事相对独立而相互联系，描写加拿大现代社会中的男人面临羞辱、嘲讽、伤害、挫折、失败和死亡时的心态和情感。该书曾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英国费伯奖。
盖伊·范德海格（Guy Vanderhaeghe），加拿大作家，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就读于萨斯喀彻温大学里贾纳大学，深受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俄国作家的影响。处女作《走下坡路的男人》（1982年）当年便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其他获奖小说包括：《乡思》（1989年），获多伦多城市图书奖：“英国人的仆童》（1996年），获1996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另外，他还发表了长篇小说《我现在的年龄》（1984年）、《最后一次穿越》（2002年），短篇小说集《英雄的麻烦及其他》（1986年）、《事物真相》（1992年），剧本《我曾拥有自己喜爱的工作》（1992年）和《丹柯克的舞蹈》（1996年）。
前言看客团聚故事是如何结局的我从恺撒那儿学到的鼓手笼子去俄国体验完美离乡人的聚会跳舞的熊走下坡的男人山姆、瑟伦与埃德编后记译后记
看客 我觉得是因为肺有问题，让我打小就爱观察、爱旁观。“查理的肺跟我的一样，”妈妈总爱这么跟朋友说，“真是有问题。”她总要用力敲敲许愿骨，神情严肃地添上一句。我觉得没错。四岁的时候，肺炎差点要了我的命，是家里的经验救了我。那次，整整一个星期天，我都神志不清，出的汗浸透了床单。卡拉雷大夫去水库划船，不在家，怎么也联系不上。妈妈为这个，始终耿耿于怀，没法原谅他。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心里有了仇怨，便不依不饶，念念不忘。打那以后，每次提起卡拉雷大夫，他就被冷冷地贬低成“一个辜负大伙信任的家伙”。那次肺炎像魔咒一样笼罩着我。后来，我常常要犯支气管炎，常常要到四十英里外的福特恩镇去住院。看看身边的氧气瓶，还有插到我瘦骨嶙峋的身上的巨大针头，在家里走不成路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一边咳嗽抽搐，一边翻翻购物广告、看看漫画，看到脑子累实在不愿再看才作罢。吃什么东西由我随意定，热巧克力、全麦薄饼，配上黏黏的甜面包圈，一个一个不停地吃，直吃到再也塞不进去、肚子难受地上下翻动才停嘴。病情有点好转的时候，妈妈把我抱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她和收音机一起给我做伴。电热水壶跟在身后，在屋子一角很快烧开了水，把蒸汽放在空中，让我的肺保持潮湿柔润。那时，病情既不好也不坏，算是病得最舒服的日子。即便一直待在家里，也没觉得特别无聊，没觉得无法忍受。呼吸的时候，胸膛不觉得特别难受。松松的吸痰袋吊在胸前，说明还不用担心要回学校。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那时，家里还没电视。一生病，我的兴趣和注意力便都集中在周围的事物上。我想把周围所有东西都研究个透。我比一般孩子早知道，要是你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别像其他孩子一样总想让人注意自己，大人便会觉得你跟家具一样，比如就像个靠垫，既不重要，也没头脑。跟妈妈一起，我得以见识成人世界中常见的困苦与流言。六岁的时候，我还不懂“流产”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伊塔·汤普森已经有过一次。现在，她家的下水道堵住了。透过蒸汽弥散的起居室窗户，我能看到老处女库茨纳斯卡在挂洗好的衣服。看到她，我便能证实说她不愿穿内裤的传言。她弯下腰，在洗衣篮里摸索，我能瞅见她硕大的白屁股，在春天孱弱的阳光下发着光。我还知道（怎么知道的记不太清了），诺玛·拉格斯和卖酒小店有染。每天早上十点五十分，她总会经过我家窗外。早上十一点，卖酒小店开门营业，她会站在门口。十一点十五分，她会摇摇晃晃地回家，一手拿着一品脱冰淇淋，一手拎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藏着掺了烈酒的红酒。她脸上原本有红色的色斑，此时，却带着一层羞愧的红晕。“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地“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3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耷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妈妈生病不在家，爸爸心怀抑郁。他拿根破铅笔给她写很长的信，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后来，我不在家了，他每周都去看妈妈。他心肠太软，多愁善感，谁摘下帽子，谁家的猫死了，他都会眼泪汪汪的。他跟他妈、就是我奶奶布拉德利不太一样，他没她那么果断，也没那么硬的心肠。他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个老太太挺坚决，没把携带责任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细胞遗传给笨拙的子女。她的孩子一个个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一次次经受失败与灾难，即便往好的说，也总是一次次的战略退却。我父亲算是例外，其他孩子的事业与生活都不稳定。妈妈从他们身上，也没看到什么可资补救的希望。他们太爱喝酒，说话吵闹，养的孩子也没什么教养，像些堕落的魔鬼，毫无礼数。妈妈总有无数的例子教育我，怕我以后也成那样的人。“你吃东西像猪一样，”她会这么说，“跟那个表弟埃尔文一模一样，”或者跟爸爸说，“你没好好管教他，他会变得跟莫里的小儿子一样说话没礼貌。”布拉德利奶奶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各种问题摊在她门口。我堂妹克丽丝达十六岁，肚子被人搞大，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也没法指个罪犯逃逸的方向出来，让大伙声讨。她被送到奶奶家，生下了孩子。厄尔尼叔叔在奶奶家的农场戒了酒。埃德叔叔也跑到奶奶家躲了好几个月，为的是躲避几个买了他预制的、可以自行组装的农用飞机的人。家庭传统让我一定也得被寄养在奶奶家。当爸爸再也承受不了家庭的责任，而我又大声抱怨晚饭总吃煎蛋三明治时，他甩下脏盘子里变硬的、卷得奇形怪状的煎肉，跨过灰尘团随风滚动的地板，当即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农场。一旦爸爸坐在方向盘后面，他便成了冒险人物。他对任何长途行程总要严阵以待，觉得公路如同丝带般狭窄，风险密布。在他眼中，旅途中的危险无处不在。他双手片刻不离方向盘，眼睛始终盯着公路，还让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肺病折磨的人，给他不断点烟，小心地把烟放到他干燥的嘴唇之间。妈妈要是看到了，非杀了他。“你会喜欢待在奶奶家的。”他不断地说，却没什么说服力。“农场里的夏天，你会真正觉得自己像个男孩了。体力活能让你结实，也有好玩的。现在你还不知道，会有你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让我当个孩子，我都愿意。你会喜欢那儿的，那儿有鸡，啥都有。”他的话也不全是假的，那儿的确有鸡。但爸爸的那个“啥都有”——就像他话中极力想表达的那么包罗万象、那么引人人胜、那么乐趣无限——其实啥都没有。没有我心中的小马驹、小狗什么的。那儿只有鸡。奶奶一辈子都在农场过活，最后也死在农场，却并不怎么在意农场，起码对多养点家畜家禽没有兴趣。她养鸡是为了取蛋。她还承认，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她养的鸡唧唧喳喳、骨瘦如柴，整天在院子前面的泥地里打滚，不是把鸡蛋藏起来，就是像躲豹子一样飞跑，傻不啦叽的脑袋上，长着光亮无神的眼睛，抓到逃命的壁虎以后，便一脚踩住、几下子啄死。这些鸡里面，只有一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我还觉得有点可怜。它浑身脏兮兮的，腿上绑了带子，身后拽着绳子，不能到处跑。斯坦利囚徒一样可怜巴巴的叫声，让人心碎。母鸡在垃圾堆里翻吃的东西，斯坦利会贪婪地盯着，鸡冠绝望地倒向一边。奶奶把它绑起来，不许它跟母鸡交配，蛋黄里便不会有血块。我对吃的东西很讲究，所以赞成她的做法，但也会对斯坦利感到有点内疚。布拉德利家的农庄，也是爸爸嘴里那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实在不怎么样。两层的房子，虽然硕大坚固，也该重新粉刷、加固房顶了。厨房顶上的油毡有道裂痕，直通地板。纱门上也有一道口子，缝补过，用打过蜡的线封实了。院子里野草丛生，有大腿高，母鸡会躲在下面乘凉。屋子北面，防风用的云杉得跟蓟草抢水，都快干死了。常青树都不常青了，手随便一碰，干枯的针叶便会从枝上掉下来。院子后面是座废弃的谷仓，旁边是小山一样的两座粪堆。我还记得，每场温暖的透雨过后，那儿便爬满了小蘑菇。院子里满是垃圾，旧汽车、烂轮胎、坍塌的棚屋，只有粪堆还算有用。谷仓业已破败，雨水、冰雹、干燥和热风把木板上的油漆剥落下来，屋顶也坍陷了，像一匹疲惫老马的背。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夏天的谷仓危机四伏。空气呆滞，黑乎乎的，燥热湿重。一有脚步声，空食槽里面的老鼠便吱吱尖叫，四处乱窜；在房梁上拉屎、把房梁都染白了的麻雀，也惊飞起来，啾瞅的叫声像鬼哭一般。1959年的时候，奶奶六十九岁，她应该生于“快活的十年”，可活的时代却没在她的性格发展上留下印记。她身材健硕，差不多六英高，能背起一百八十磅的重物，不用猜她肯定是反对女人束腰的。她弯下腰，手掌能毫不费力地触到地面，还能把一袋八十磅重鸡饲料扛上肩头。她不把当地观念放在眼里，头发染成了红褐色。不戴顶帽子、不把浑身上下甚至牙齿收拾利落，她是不会去镇上玩纸牌的。奶奶喜欢各种不同的纸牌玩法。她觉得不喜欢玩牌的人，肯定是智力发育有问题。奶奶嘴里总叼根点着的纸烟。她一天能抽六十根。为省钱，奶奶把烟卷得很细，像织毛衣的针一样。夹在她肿胀的手指间，这些纤细精致的烟卷好像没有似的。除此之外，她说话也简洁直率。爸爸的栗色轿车刚从院子开出，我们还在院前台阶上向他挥手道别，她便让我知道了。“我们先把事情说在前面，”她跟我说，眼睛没离开正驶上公路的车子，“话我从不说两遍。要是你跟这儿的人一样，就会像个他妈的印第安人一样野。我的孙子孙女都不听话。你要长点脑子。我从不聊天扯淡，不听别人吹牛，也不瞎吹。你爸爸不乖的时候，我拿皮带抽他。我也肯定会抽你，明白吗？”“明白。”我心里一沉。爸爸的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左右摇摆，消失在路的尽头。“这些可恶的蚊子要把我活活吃了。”她拍着胳膊，“我进屋了。”我跟在她身后。她穿双破球鞋，鞋带都没了。房里昏暗，半明半暗的光在每个房间都会改变形状。客厅拉着百叶窗，散发出酒窖般的潮气。幽暗的空中，有苍蝇在翻筋斗。还有些苍蝇拿自己子弹模样的身体啪啪啪地撞向窗格。奶奶走到厨房，把壶放到炉子上，烧水喝茶。她点了一根火柴棒粗细的烟卷，透过蓝色的烟雾，问我饿不饿。“我身边的人一般都不抽烟。”我跟她说，“我的肺不好。爸爸为这个，从不在家里抽烟。”“这样啊？”她温和地说。她嘬着烟卷，脸颊深陷。我脑子里有个意象，似乎看到了她以后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你不太会喜欢这里，”她说，“我整天都抽。”我咳嗽几下，没什么效果，没人在乎。她不像妈妈那样重视我的咳嗽。“我妈妈的肺也不太好。”我说，“她现在在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听说了。”奶奶说道，起身去拿响起哨声的水壶。“噢，稍微休息一阵，她很快就能好的。肺结核不像过去那么厉害，有了那么多新药。”她想了想，“不过，你爸守着她这个病恹恹的，还会没完没了。在这种事上，梅波尔是个没用的笨蛋。”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从没想过自己活到这么一天，有人会当面骂我妈妈是个没用的笨蛋。“来点茶？”奶奶把热水倒进一只棕色茶壶。我摇摇头。“你几岁了？”她问道。“十一。”“也够年龄了，”她从架子上取下一只茶杯，“茶可以活动肾脏，把血管里的毒物带走。中国人就是因为喝茶才活得那么久，都能活到一百岁。”“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让我喝茶。”“你这小孩子担心得太多了，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问题我从没想过。我想说点别的，把话题岔开。“小孩子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我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问道。“嗯，我们可以玩纸牌。”“我不知道纸牌怎么玩。”她真的有点惊讶。“什么！你都十一岁了啊！”她叫起来，“你爸爸五岁就会玩了，我每个孩子都教过！”“我从来没学过。我们家连扑克牌都没有。爸爸讨厌扑克牌，他说小时候玩得太多了。”听到这些，奶奶扬了扬眉毛，“真的吗？哼！”“我不会玩牌，我能干什么呢，能玩点什么？”我故意做作地继续问道，以为这样才算有礼貌。“自己找乐子吧。我从不觉得玩是难事。发挥一下想象力。拿把扫帚扮宁录，也行。”“宁录是谁？”我问道。“猪一样蠢。”她嘟哝了一句，然后声音提高了些，冲着我说，“别问我问题，我也不会骗你。喝你的茶吧。”那时候，也就这样了。说自己找乐子挺容易，但到底该怎么乐却是个问题。有段时间，我是个很无趣的小孩。没人和我玩，没有马骑，没有枪打金花鼠，也没有狗陪伴左右。除了《乡村杂志》和《西部商家》，也没什么东西看。既没好看的事儿，也没有趣的人。我翻遍了奶奶的抽屉，结果和爸爸妈妈的抽屉一样，没什么让我惊奇的物件。那些日子很热，热得我的玩心都从身体里蒸发出去了。我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在房子里兜圈子，毫无生气，骨头散架一样，就像得软骨病的孩子，连自己都撑不起来。心情好点的时候，我想和那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交朋友，但也很少能成功。我一接近它，它便痛苦地战栗起来，在绳子一头拼命拖拽，把没被绑缚的那条腿从身下伸出，摔倒在尘土中。胸口处红色羽毛的下面，它的心急速跳动，黑色的眼睛闪着光，拉出一大堆的屎。最终，承受着鸡类所能承受的最大恐惧，它才让我摸摸黄色的喙，拨弄拨弄它的冠子。我对斯坦利做了囚徒感到挺内疚，好几次都想领它散散步，见见世面，扩大它受到限制的视野，但这种想法让它过于紧张。它总是扇动翅膀，尖声抗议，跌坐地上，我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把它放回自己的囚禁之处。这样，乐趣就像短缺商品一般，挨到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才有了件有趣的事情。星期一早上，天气晴朗。奶奶拿着锄头，在玉米地里挖水渠，我在门廊前把豆子剥到筛子里。一辆黑色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路上开进院子，离房子还挺远、差不多二十多码的地方停下来，好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主人的欢迎。过了一会儿，车门打开，钻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那女的穿件蓝绿色的自行车服，宽大的黑色高翻领毛线衣，一道猩红色唇膏划过白皙生动的脸。她是我爸爸最小的妹妹，伊芙琳姨妈。她穿着高跟鞋，身边的男人小心地扶着她的胳膊肘，帮她保持平衡，防止因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或是一只旧轮胎而崴了脚。这男人的胡子立刻让我注意起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大胡子。1959年的时候，还不怎么流行留胡子，起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还不流行。他的胡子乱蓬蓬，四处翘起，像山羊一样，还好长在他脸上，要是在别人脸上，会看起来很邪恶。他个子很高，太高了，显得和身体宽度不成比例，像是既违背自己意志又违背自然规律而被人拉长的。他生气勃勃，边走边说，空着的手在伊芙琳面前摆动、挥舞、翻转、跳跃，像蝴蝶逗引孩童，又像要先把她催眠，然后才穿过这片对于城里来的脚来说危险密布的院子。
《走下坡的男人》中这12个故事相对独立而相互联系，描写加拿大现代社会中的男人面临羞辱、嘲讽、伤害、挫折、失败和死亡时的心态和情感。《走下坡的男人》曾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英国费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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