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碑刻.一
2009-9
湖南美术出版社
刘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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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的发轫时期，甲骨上所刻的文字，大多是“方”、“尖”的形状；而商周的钟鼎所铸的文字，则主要是“圆”的形状。西周晚期，铭文趋于统一成熟，其文字之俊秀，点画之圆浑，结构之严谨，体势之雍容，风貌之古朴，风格之多样，造就了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基本格调。甲骨文和金文都有着自己的特殊风格，这对于培养碑刻艺术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独立性和多样性，成为碑刻艺术发展的源头。 初始碑是没有文字的，其用途有三：一是通过太阳运行的影子来观察时间；二是竖在宫庙，祭祀时用来系牲口；三是设在墓地，碑上有孔用来贯穿绳索下棺。早期的汉碑大都保留着圆孔，名日“穿”。1986年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四座巨型墓碑，为引棺入墓之用。汉以后，人们在碑上镌刻文字，述德纪事，树碑立传，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形制。 碑刻在东汉时开始兴盛，碑的形制，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汉代的碑较为简单，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下有碑座。碑首有尖首、圆首、方首。尖首如古代的玉圭，如西安碑林藏的汉《仓颉庙碑》；圆首如汉《仙人唐公房碑》，碑中有穿，仍保存着施轱辘引棺下葬之遗意。方首如汉《曹全碑》，汉代的碑首有简单的纹饰雕刻，有瑞兽、四神等。至魏晋时，碑首演变为螭龙。
南岳摩崖石刻、永州碑刻(包括浯溪碑林)，构成了湖南碑刻主体板块。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首府长沙(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江夏黄仙鹤勒石的《麓山寺碑》、宋代何致摹刻的《岣嵝碑》等)，山势奇丽、万木葱郁的湘南郴州(有秦观作词、苏东坡作跋、米芾书写、史称“二绝碑”的《踏莎行·郴州旅台》摩崖等)，湘北重镇、风光秀丽的常德(有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李群玉等的《桃源洞》诗碑)，山势峻峭、景致如画的湘两(有《复溪州铜柱记》铜柱铭刻等)和险峰奇岩、碧水青山的张家界(有清代龙起涛《桑植凿茅岩记》碑等)等，都是历代名碑名刻集聚之地，为记载湖南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镌刻了宏伟的篇章。 《湖湘碑刻》一书，意在汇集上述碑刻的精华，弘扬兼容大气的湖湘文化，彰显独特诡异的湘楚艺术，揭示深厚的湖南历史文化积淀。
湖湘历代碑刻综述 一、唐以前的碑刻 二、宋元碑刻 三、明代碑刻 四、清代碑刻 五、民国碑刻碑刻作品 唐以前的碑刻 宋元碑刻 明代碑刻 清代碑刻 民国碑刻
傅念山，清咸丰、同治年问湖南著名的石刻工匠。 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碑此碑在泪罗市城西玉笥山屈子祠，与蒋防所撰《泪罗庙碑》同镌于一黑色大理石上。碑高185厘米，宽95厘米。碑文704字作楷书24行，现嵌在祠内左侧墙壁上，碑文仍清晰完整。原碑由安武军节馆驿巡官守京北府咸阳县尉萧振撰文，将士郎前守江陵府功曹参军柴圾书并篆额，建于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十月二十五日。原碑已毁，现碑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湘阴虞绍南重书，樊尹刻。 碑文以骈文体形式，首先指出楚怀王之昏庸与奸臣勒尚之进谗排斥贤能，使屈原遭放逐，长期流浪沅、湘。继而叙述屈原忧国忧民，政治思想无法实现，无力拯国家于危亡，悲愤投江自杀。而人民对他十分同情，纷纷以划船竞渡、角黍投江等形式祭奠亡灵。但早年宏伟的祠庙久颓败，后梁开平元年，楚王马殷向朝廷请准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并重修庙宇。文中对屈原极表无限思慕之情。 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碑此碑现在汨罗玉笥山屈子祠左廊壁上，字迹完整，碑文连跋共13行，高105厘米，宽70厘米，与戴嘉猷《重修泪罗庙记》共一石。碑文记述重建忠洁清烈公庙的过程，可窥知当时社会文化状况之一斑。刘行荣事迹已无可考。 该碑文最后刻有“致和元年月同治八年七月湘阴虞绍南重书 湘阴自康熙己酉（公元1669年）后，县志凡三修，此碑以字多剥蚀未著录，仅见朗川王氏《三闾大夫志》中，其文稍有修补，非古本也。己巳孟秋黄世宁跋古罗居士尹刻。”即原碑刻立于元代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已毁。现碑为同治八年即己巳年（公元1869年），由虞绍南重书，黄世崇跋，古罗居士尹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