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外看历史
2008-05
花城出版社
邵燕祥
397
无
有人说老年人“老得，剩下记忆”，我原先还不愿承认，不承认“只剩下记忆”，也就是不承认自己“老”了，因为从年青时就看不惯“倚老卖老”，总觉得说自己老了，在中国这个提倡敬老的国度，便有让车上别的乘客给你让座之嫌。后来为了实事求是，承认已经老了，写过一篇《告别中年》，却让家人嘲笑：今天才告别，你以为昨天还是中年哪？转念一想，朱自清先生诗有“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之句，正是告别中年的宣言，但他那时才四十多五十不到，相比之下，难免“装嫩”之讥，惭愧了。 还是实证看说服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翻翻这几年写的东西，竟多是老人话旧，无非几十年来的个人记忆，有的沾点说史的边，也是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不免想起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不过我不是宫女，因而说不了宫廷旧事，平时不好交游，什么都浅尝辄止，记性也越来越差了，忆旧只是一鳞半爪，说史更是边角余料。虽可读，未必“好看”。人说，张中行先生晚年写的“负暄”三话，那样就很好嘛！那可比不得。张老先生学贯中西，厚积薄发j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我所“负”的，跟他是同样的“暄”，然而我连“献曝”都不敢说，这个词语已经演化成“出谋献策”的谦词，你让我给谁“出谋献策”？还是改说“献芹”吧，一把没有厚味的芹菜，爱吃的买来尝尝，不爱吃的掉头而去就是了。 为了避免同自己过去的书重复，变成“炒冷饭”，此集主要选取了2003年来所作。按照中国旧例以虚岁计年，我在2002年壬午已是七十。过去的画家有题“八十以后作”，“九十以后作”的，我这集子里的文章也可叫做“七十以后作”，不过现在活到七十并不稀奇，故不带炫示之义，标志而已。编辑时发现前两年也有几篇与历史记忆相关的，一并收了进来。 人在时间中总有一个落脚点。看来，春秋鼎盛的中年、壮年，当然是结结实实地立足于现在，继往而又开来；正在成长期的青少年，自然是一脚在现在，一脚迈向未来；而一入老境，一脚还在现世，一脚却无疑拖在过去了。 其实，我的写作从面向现实，到更多地回眸(如今人们爱用这个词，以代“回首”“回顾”“回头看”，我却总是由此想到《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哑然失笑；时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里姑且也随俗“回眸”)，信不信由你，是受了年轻人的影响。“50后”回忆上山下乡早就读得多了，“70后”回忆他们小时候玩些什么游戏，也津津有味，那时“80后”还未崛起，我想，我们这些“30后”“20后”，是不是也可以忆忆旧了？不然一旦“就木”(不，应该是“就火”)，岂不真的应了“往事如烟，，那谶言，让所有往事的记忆通通化为青烟吗？ 不同年纪的人，各忆其旧，是正常的。我这里写的，想来须中年以后人会感到一些兴趣。主要也是可以同他们的个人记忆印证一下，而不会有其他的效果。我不信什么“经验”之说，以我有限的经验，极少人能从别人的身上，从别人的记忆、别人的经历，得到经验和教训(这是老说法，经验指成功的先例，教训指失败的镜鉴，后来大概厌烦“教训”二字，改说“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了，如同命名所谓“反面教员”一样)。我看到的，是学坏容易学好难，帝王家的教育是最充分最规范的教育了吧，你看历朝历代的帝王，是不是把过去的“反面经验，，当tt正面经验”接受的多，以致一个一个走向败亡？ 从书本上学历史是一回事，拿书本跟现实生活对照着学，又是一回事，书本各种各样，其中的一类叫做教科书，更是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其实又何尝限于教科书，什么书不是如此？ 我这本书，更不例外，谨供参考，以至供批判，谁若说是“青少年不宜”，亦无不可。 因为我以为，供青少年读的书，总还是要朝气蓬勃，鼓舞人进取，而不是消极退却，不是让人做“两脚书橱”或盲目跟风随大流，而要习于独立思考，善于怀疑，敢于批判，宁可有一点偏激，万不要四平八稳……许多年前，我虽因性格和家教，总是回避矛盾，少攻多守，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倒也曾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碰了钉子，又沉默许多年后，一度重拾旧笔，便又跃跃欲试，然而，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的老去，无意中感到了“说理疲劳”，对自己全神贯注又仿佛舌敝唇焦的哓哓不休，终究有什么实效，从困惑而至失望。结果一是写得渐少，每每本有了些写点什么的念头，跟着就被自己给打断了；二是即便写出，笔下锐气尽失，棱角磨光，成了些可说可不说的废话。不‘免自哂，用五十年代的话说，很像是我最不以为然的“革命意志衰退”——我会不会变成当时的“典型”如刘世吾、马士元一流人物啊？ 电脑打字时出现的联想词组，都是程序设计所有，能使人省不少事，但我所用的软件，“一”字后的头一个联想是“一落千丈”，“日”字后头是“日暮途穷”……一不留神就跑出来；我并非一个忌讳多多的人，但对无意间带出来的这类成语，三天两头碰到，还是萌生不快。我想，设计这套程序的软件工程师，未必年纪很大，但心情一定不好，才会在潜意识支配下首先想到这么些不吉利的词语，表现了浓厚的暮气。想想我近来在文字中也不止一次出现什么“垂垂老矣”一类老气横秋的话，对人对己都是不良暗示。今后必须注意，别放任一己的暮气去侵犯读者，实在老化，就不如搁笔了吧。
《教科书外看历史》是一部讲说中外历史的书。所以不同于教科书者，一是自由选择史料，争取“片面性”，反对“系统性”；二，随笔写法，布衣便服，而无西装革履般的严密规整；三，摒弃“价值中立”，纵横议论，“意气用事”，然而论从史出，又绝非戏说。
邵燕祥，诗人，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出生在北京，北平中法大学肄业，后在华北大学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那时叫北平）一个职员家庭。1945年夏天，从小学进入中学。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的同时，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散文式的小说。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和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1955），收入50年代初期写的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读者的最初的声誉。20世纪五十年代即为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后转向散文，杂感写作。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其间，在1962年春有些解冻的迹象，他得以写了一个剧本，发表了几首诗和一篇小说；这年秋天，那篇写亲子之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的小说又遭到公开抨击。他在1979年初恢复政治名誉。从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八种诗集和诗选，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
前记重过莫斯科《梦醒莫斯科》序历史的感叹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普希金咏蝗虫诗日光之下无新事希特勒的伎俩白玫瑰：1943年的鲜血遥望诺曼底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声音被正史所遗忘的李纳《弱光下的留影》序北京的城墙也谈“坏分子”“秀才”可畏中国有个夹边沟读高尔泰二则研究一下“吴芝圃现象”说隐瞒女囚们的生活“群众专政”：回忆与思索清华园：雕像无言好书过眼大学分合史关于晚年郭沫若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巴金是属于民间的胡子和胡子以外为辛笛纪念文集作序说屈辱相见恨晚相别恨早赠蓝翎请你读一读，无论你是谁——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读后读《周思聪与友人书》《一个女播音员的命运》序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引言古之读书人已矣今之读书人如何游民文化拉杂谈说“禄”我们要回到辛亥革命以前吗？想起了经济民主从法律角度看毛泽东稿酬——读祖丁远《毛泽东的稿酬该如何用》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端阳的尴尬围绕一则广告的阅读笔记林凯《不受约束的思想》序罗大佑的歌词“不屑一顾”是何人？人和鬼读《“嗲”》“非礼”六则琐记新春试笔盛世二题辨义务，查《辞海》挑刺小随笔小随笔（续）《奥斯维辛之后》自序以诗代序
重过莫斯科 此身虽在堪惊 从1957年春天初访莫斯科，到2003年秋天重来，间隔了46个年头。在天文时间里，这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个人，却是“朝如青丝暮成雪”。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一生也没活这么长，契诃夫才44岁就病死了，普希金只在人间逗留了38年！ 而在人类历史上，这46年经历了太多叫人不胜沧桑的大变动。我们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出访苏联的中国记者团，又正当1917十月革命的40周年，赫鲁晓夫在接见时，让我们捎个口信：他们准备以盛大的庆典迎接毛泽东同志的到来。我在此行中写的组诗，就题为《第四十个春天》。诗集排好了版，没有问世。因为就在毛泽东率团去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同时，我正式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对象。这个政治运动，不仅像是斯大林时期所谓“肃反扩大化”的重演，而且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清除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斗争。我和我的几十万同案者们的命运，就这样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 其后，在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陆续发生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变。号称“牢不可破的友谊”而结盟的中苏两个大国，由互相指责的所谓论战而终于分裂。在我们这里，三年大饥荒，死人无数，十年大动乱，更是冤狱遍于国中；在苏联那里，一度说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然而卫星上天、军备竞赛和打击持异议者，都不能消解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最后出现谜一样的突变，曾以列宁斯大林为旗帜的政党、政权一朝瓦解。 俄国人也许从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特别是近年公开苏共档案以来，对几十年的历史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普通人，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大家离真正的庐山远得很，庐山远在万千里外的云雾之中，我们对历史深层的所知，正合着香港人爱说的：“一头雾水”。 照例到光线微弱的列宁墓里去看望逝世近八十年的列宁。鱼贯而行的不少是俄国老太太，神情凝重，只是注目为礼。倒是有些六十岁左右的中国游客，多半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绕过列宁遗体时，鞠躬如也，就像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似的。 在列宁墓外，跟他做伴的，尽是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头面人物。斯大林的遗体在1961年10月苏共22次党代会后从列宁墓迁出，焚化了埋在后面赭红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墙根。有一些苏联元帅和苏共总书记，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依次排列着；文秀数过来，发现没有赫鲁晓夫，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在总书记任上去世的，契尔沃年科虽只当了年把，死在任上时身份仍是总书记，而赫鲁晓夫虽当了十一二年的总书记，可没死就下了台，死时的塔斯社消息也只称之为“养老金领取者”了，故不在塑像之列。然而我们接着发现，排尾的一个是苏斯洛夫，并没当过总书记，置身于此，类乎破格，但他是几朝元老，据说颇有操纵一切的权力和手腕，他又是意识形态的主宰，多年来力图控制苏联人的精神世界。原来立像的标准是灵活的，出于某种需要，全在掌握之问。我和文秀相视而笑，不再追问。 不过，在这个显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参观的死者，都不得不跟他们的夫人分开。我就在新圣母公墓里，发现了苏斯洛夫夫人苏斯洛娃的墓，不远还有赫鲁晓夫的墓，布尔加宁的墓，以及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里惟一的妇女，一度风头甚健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的墓。这个公墓似有一个好处，只讲先来后到，不以身份为序，因此参差错落，也顾不得死者们生前的恩恩怨怨了。 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观光的人，差不多都被人领到这个公墓看看，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兹雪夫神父公墓那样。这些墓园也的确比我们国内的公墓好看，因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堪称艺术匠心之作。北京现在除了八宝山之外，也又开辟了些新的公墓，阔人和他们的家人子女，开始关注身后的阴宅了，日积月累，将会形成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吧。 高莽著的《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一书图文并茂，其中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墓前还是一幅照片，这回已经代之以她《天鹅湖》舞姿的立体雕像。公墓的另一处，又见一座全身雕像，当代职业妇女的装束，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在这里，她是新来的。 走出墓园，已近黄昏，骤雨微晴，有一线斜阳透过云层，一阵风来，梧桐叶落，不禁想起“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句子。不过这里一切清扫得干干净净，规规整整，没有词里那般的萧飒。 回想四十六年前，那“第四十个春天”，虽说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经过波兰、匈牙利接连的动荡，我们恍惚感觉到国际共运的某种危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一片玫瑰色，但我所受的政治熏陶，仍然使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传统，加上十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者“到莫斯科去”的浪漫行迹，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对“新俄”几乎天然地怀着好感，加上苏联画报、电影歌曲对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说起苏联，阳光与鲜花更像是无可更易的主调。我在当时团里算是年纪小的，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的人其实也都差不多。我们那次访问的政治色彩很浓，我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报道十月革命四十年的成就，藉以修补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绽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形象。我们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是辉煌、伟大、欢乐、幸福，纵的与十月革命前“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日子相比，横的与西方世界的两极对立和“垂死没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贫穷痛苦相比；这是既定的宣传要点，也是采访时的指导思想。 这回迥然不同了，我们夫妇只是私人游历，她是初来，我虽说是重游，却并不为了怀旧。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变迁，那些团结一致或你死我活的政坛人物一个个出局了，去世了，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依然在俄罗斯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着，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升起的真实生活。 我在四十六年前初来时，接待过我们的，我们采访过、接触过、邂逅过的朋友，满街上的行人，大剧院里的观众，其中中年以上的想必都垂垂老矣，当年四十多岁的人，如今还有多少健在的？反正我们记者团的成员，除了我和新疆的富文（他当时44岁，今已晋九），别人都不在了，有两位，刘克林和丁九，还是在文革中自尽的。 站在红场一角，不是凭吊一个政权，而是面对着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面对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想起我认识的和陌生的，那么众多的人已经不在，而我幸存，忽然觉得“此身虽在堪惊”！我得以苟活到今天，是怎样的际遇的偶然。 谁能自由呼吸 历史上，生活中，一切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从小接受替别人着想的道德教谕，学会“设身处地”，后来爱好了文学，这就转化成一种身份和境遇的假设。 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1957访问苏联，我倒没有想象自己在四十年前的1917躬逢其盛，那时候连瞿秋白还没有到“赤都”来，张西曼似也还只在远东海参崴一带，传说亲眼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则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确实想过，我若在1927年来到莫斯科，我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我的叔父年轻时，1926年在上海，即将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不幸被军阀孙传芳逮捕，从此改变了一生的道路。如果他那时成行，到了莫斯科，在尔后的年份里，他会跟着米夫、王明大抓“托派”、大反“江浙同乡会”等等，还是抵制反对，而被加上托派的罪名，遭到流放、监禁或遣返回国？简直全都不敢想象。 说到1937年，自然不会假设自己在莫斯科，而是想象我逃离沦陷敌手的北平，然后或从津浦路南下，或到平西平北投身抗日武装。到了1947年，真的参加革命的时候，是为“最低纲领”即为打倒蒋介石，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心目中却想望着“最高纲领”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乃是叫人神往的样本。那时候总是悄悄地哼着姜椿芳译词的《祖国进行曲》：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记得艾青有一首诗，说他行走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公路上，“像那些阿美利加人／行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大道上”一样，为此受到批评。说来惭愧，我哼着这首苏联电影插曲，就如哼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似的，仿佛我也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且以这是惟一可以“自由呼吸”的国度而“自豪”。这是40年代一个倾心于共产党的少年的心理。说来跟30年代把革命根据地叫做“苏（维埃）区”，以至刷出“拥护苏联”“保卫苏联”的标语，如出一辙。这种心理机制，由于《共产党宣言》论断“工人无祖国”，以及有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而更加强了。如果为自己辩护的话，可以说，这是因为生活在蒋介石国民党治下，实在感到窒息，难免向往着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罢了。 何满子后来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说：其实在那片国土上，当时能够自由呼吸的，大概只有“克格勃”。 克格勃的全称，应该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吧。安全机构是各国都有的，并无足怪。克格勃却因它把触角伸向“铁幕”之外的各个角落，而为世人所熟知；它在“铁幕”之内的作为，是直到斯大林死后才逐渐透露出来的。它现在已经成为包括它的前身“契卡”（十月革命后的肃反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曾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别乌”在内的一个代词。在漫长的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国土上有这样一支听命于斯大林的别动队，不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苏维埃之上，而且凌驾于苏联共产党之上，单是1936到1939这三四年间，就有一半以上的苏共党员，一百二十多万人曾被逮捕，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就不必说千千万万非党的苏联公民了。 回望斯大林时代，在第一线上冲锋陷阵，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搜捕，乃至动用告密、伪证、刑讯等非法手段，镇压异己、滥杀无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就是这支别动队。它罪无可逭地成为人民群众怨恨之所集。因此，当民怨爆发的时候，首先就把克格勃办公楼前矗立了几十年的捷尔任斯基塑像，套上绳索拉倒了：这个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亲密战友，被当成了极权统治的象征。 不过，十几年后，这回我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上，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艘货船，沿用着“捷尔任斯基号”的老船名。而且，据说他那被拉倒的石像已经另外择地重立起来。我不相信这是像有人说的，因为普京出身于克格勃，对这位契卡老领导、高高瘦瘦穿马靴的波兰人格外关照；而多半是由于在老一代俄罗斯人的记忆中，把他在革命狂飙时期的肃反行动，跟建立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区别开来，捷尔任斯基去世较早，没有参与过后来的事。而且，不但是捷尔任斯基，还有早夭的斯维尔德洛夫，若是一直活到30-40年代，能不能逃脱主要针对老近卫军的屠戮都很难说。 斯大林时期的恐怖行动，应该说从20年代反“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盟”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斗争已肇其端，到1937-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形成一次高潮，那两年里，以“反革命活动”罪逮捕了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96名代表中的半数以上（1108名），逮捕和处决了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8名，达到百分之七十。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以受审者百分之百的当场服罪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实际上所谓“清洗异己分子”没有就此煞车，更大规模地斩尽杀绝的行动指向了远不是什么反对派，而只是斯大林自己疑神疑鬼的，下面投机者告密的，更不用说多少表现出对其政策、做法有些异议的对象，几乎是所有他昔日的追随者、合作者。 即使是在他唆使下为制造恐怖出尽全力的人，例如在贝利亚之前，曾于30-40年代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亚戈达、叶若夫，也先后被斯大林除掉了。由此可见，何满子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就连“克格勃”也不能“自由呼吸”。 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门前有一座内森·黑尔的雕像，他是二百多年前独立战争中受华盛顿派遣，打入英军收集情报，身份暴露被处死的青年英烈，一向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间谍，受到人们的尊崇。我想，由于美国的政权稳定，总是按程序如期接替，从来没有翻天覆地颠覆历史的民变，加上内森·黑尔所标志的传统，是对外而非对内，为人们常情常理所能接受，因此，这座石像才得以屹立至今，安然无恙吧。 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反法西斯的隐秘战线上功勋卓著的佐尔格，虽是德国人，却属于苏联特工系统，由西欧转战东方，最先从日本军方获取了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尽管不幸牺牲，而他的大智大勇彪炳史册，赢得我们的尊敬。对中共特科的潘汉年，我亦作如是观。他们不是为金钱受雇于人，而是为理想而斗争，为理想而不惜赴死，尤其在二战中，不仅为本民族，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别，凡是称职的国际谍报人员，其智商和意志都必有过人之处。移之于其他的领域，也会另有所成。然而，在今天俄罗斯的高级公职当中，据说原克格勃人员占到四分之一的比例，这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教科书外看历史》作者邵燕祥，诗人，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出生在北京，北平中法大学肄业，后在华北大学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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