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与分流
2009-4
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姜玉琴
269
《肇始与分流：1917-1920的新文学》不是一部“大”而“全”的文学史，而是围绕着“深”与“新”的轴线，对新文学发生期最初几年的理论肇始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和研究，通过细读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确认了中国新文学在最初几年的创建中，便选定“文学为人生”的道路。
姜玉琴，女，出生于山东肖济南市。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工作。 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月刊》、《文史哲》、《江西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学术研究》、《南方文坛》以及《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或合著三部，另创作、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等多篇。
写在前面的话上编第一章 导论一 对文学史重写的再思考二 1917－1920：“重写”的学理基点三 相关概念与写作方法的说明第二章 《新青年》与新文学第一节 《新青年》：一份影响深远的刊物一 依仗实力：从上海迁往北京二 大权独握：一份“私人”刊物第二节 从“新青年”到“新人”一 “新青年”：何种范式的人二 “种”的退化与“人”的重塑三 “新人”：人性与兽性的合一第三章 陈独秀文学思想的来源第一节 法国启蒙思想与文学观念一 面向法国：接受与传播二 面向文学：准则的由来与形成第二节 “进化论”与文学史观一 接受“进化”：过于偏至的理论武器二 解读“革命”：迂回地切入文学本体三 解读“文学”：思潮意义大于文本价值四 解读“通俗”：弃“神”而重“人”第四章 彷徨与抉择第一节 奠基期的理论分歧与选择- 1917－1920：理论的发轫、探讨及初步形成二 “革命”大旗下的两大“改良”派系三 学术还是政治：文学改良意见的分歧四 阵营的分裂：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第二节 国民文学与“国民性”一 创作范式：国民文学二 围绕“国民性”的两种创作三 最后抉择：文学大众化第三节 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一 “富贵的人”：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划分二 平民与人：一个假设的价值等同第五章 反思与检讨第一节 “人”与“非人”：本体论上的一次认识失误一 悖论：个人主义与群体本位主义二 “人”的发现：农民与工人三 误读：文学价值与“阶层”第二节 对前期理论的检讨一 文学革命转向政治、文化革命二 文学无目的性与贵族精神三 整理国故与重提易卜生主义下编第六章 关于“新文学”第一节 诞生与发展一 考证“新文学”一词二 新文学、新文学史的确立三 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第二节 演变及特征一 由朦胧、含混到明晰、确立二 偏离与回归“新文学”三 “新”的含混中共同使用的称谓第七章 放弃与皈依第一节 一个最为费解的文学“符号”一 依附于狭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二 现实主义的发生与传播三 超越文学：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第二节 从西欧到苏俄：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追随一 关注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二 《小说月报》、《新青年》介绍的作家、诗人第三节 皈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 “两代”作家的碰撞二 转向：茅盾与前期创造社三 犹豫与接受：鲁迅与“革命文学”四 认可“唯物史观”的内在契机第八章 继承与错位第一节 直线奔跑的现实主义一 人生与人生观改造二 进化论与正确的世界观三 阶级论与现实主义第二节 两套不同的话语：胡风与鲁迅一 胡风：独尊世界“进步文艺”传统二 鲁迅：从未独尊现实主义第三节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再认识一 评估：“左翼”的理论体系二 理论文本：现代与反现代第九章 鲁迅与易卜生第一节 《国民公敌》与“反庸众”思想一 选择《国民公敌》二 “少数人”与“多数派”三 “独异”与“庸众”四 平常人·国民性·其他第二节 《狂人日记》与《国民公敌》- 1906－1909：最喜欢的作家易卜生二 故事、人物及结局三 从欧洲的“勇士”到中国的“狂人”第十章 鲁迅与尼采第一节 “狂人”与“超人”：两种不同的文化喻体一 “狂人”：新文学中的一个“原型”二 “超人”思想与鲁迅的小说三 “狂人”：中国化的“超人”第二节 “摩罗”精神：新文学的起点一 魏连殳：另一个“狂人”形象二 求缺不求圆的美学风格参考文献索引／261
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他认为把文学中的“人”分为“贵族的”与“平民的”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他说：“文艺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是全坏的。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①怀疑的原因是“离开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周作人否定“贵族的”与“平民的”孰是孰非，实际主要还是反对“两种阶级”的划分。他说：“拿了社会阶级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称号，照着本义移用到文学上来，想划分两种阶级的作品，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如何。我现在的意见，以为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种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他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进而，他在文中把“平民的精神”，总结为“求生意志”；把“贵族的精神”概述为“求腾意志”，并说：“我不相信某一时代的某一倾向可以作文艺上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腾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