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2010-11
花城出版社
叶紫
222
150000
无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中篇小说《星》成功塑造了一个从蒙昧中日渐觉醒，在驯顺中起而抗争的女性形象。农妇梅春姐一直在丈夫的冷淡和凌辱中过着逆来顺受的非人生活，直到革命的星火袭来，梅春姐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开始一步步觉醒，终于无畏地走上了抗争之路。小说通过主人公几经曲折的经历来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幻，将多变的场景、错综的人物和纷杂的情节处理得有条不紊。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与内心独白，突破了当时革命文学脸谱化的粗疏笔法，为文学史增添了浓酽的 叶紫以其悲壮而情感深挚的小说创作，理应在文学史上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关注。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现代作家。1927年父亲等家人遇害，开始流亡，1931年到上海。1933年加入左联，并开始文学创作，1939年病逝于湖南老家。著有短篇小说集《丰收》、 《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等。
星丰收夜雨飘流的回忆叶紫作《丰收》序叶紫的小说叶紫论叶紫生平琐记鲁迅与叶紫叶紫年表
激越的妇女解放呼号 叶紫十分重视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问题，也通过自己的笔锋来竭力塑造历史潮流中涌现的新女性形象。这是因为：一，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铸就的精神与物质的重轭，使中国妇女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牺牲，近现代中国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作家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妇女问题，叶紫亦然；二，叶紫自己独特的遭遇使然，因为他的两个姐姐都是大革命时代从事妇女运动的骨干：大姐余裕春当过兰溪女子联合会会长，后来还担任过短期的益阳县副县长；二姐余也民曾任益阳县女子联合会会长，在“马日事变”后英勇牺牲；三，叶紫一度在上海女子书店工作，曾为该店出版的《女子月刊》写稿，并为该店编印的“女子文库”撰写《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一书。女子书店的主持者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是两个进步的文化人，姚后来在抗战中殉国，《新华日报=》曾发讣文，黄当时是一个热心的女权运动鼓吹者，于30年代中期病逝。职业环境可能也促使叶紫对妇女问题倍加关切。 作为革命作家的叶紫，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考察妇女问题的，他正确地揭示：“社会的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动力，社会的经济力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总枢纽。要想把女子的地位提高，我以为应在这一方面着手。”（姻女经济独立与教育平等》）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并切中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叶紫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纵贯古今地指出：“中国的妇女，受了数千年封建遗毒的磨折，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即使智识妇女，也还有许多是脱不了樊笼的。她们所受的只有痛苦与压迫。国民革命以后的现今，又何尝不是一样呢？‘男女平等’还只是一句口号，痛苦与压迫丝毫没有解除。”同时对“农妇女工”等劳动妇女的厄运更是扼腕悲叹，同情她们“永远没有接触智识的机会”，愤慨于“环境和礼教的两面胁迫，间接的直接的剥削与榨取，无疑地已把她们打人人间地狱。”（同上）总之，叶紫对于妇女问题的正确认识，是跻身于当时思想界先进的行列之中的。 正是基于这样先进的妇女观，叶紫在创作实践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其中有舍生取义的伟大而无私的母性——刘螉妈（《向导》），其中有勤苦、坚忍如地母般忍辱负重的寡妇丁娘（《懒租》），其中有在污浊的泥泞中挣扎求活却又饱孕母爱的船妓秀兰（《湖上》），其中有纯真、娇憨、狡黠、自尊，敢于蔑视与戏弄地主少爷的村姑桂姐儿（《偷莲》，……作者对以上风姿迥异的妇女形象，有的景仰之情在笔端横滥，有的同情之泪在纸上流淌，有的则于悲悯中稍事批评，有的则于欣赏中复加赞美，然而都无不浸润着自己发自深心的爱，正是这种如同地泉般汩汩而涌的爱，再加上作家笔力的泼辣洗练，这些形象即使着墨不多也都血肉丰满，能促使读者为她的壮烈行为而感奋，抑或为她的凄苦遭际而悲泣。 叶紫笔下塑造得最凸现的妇女形象，则是中篇《星》的主人公梅春姐。《星》所着力表现的是农村劳动妇女如何在亘古未有的农民运动怒潮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激发，在窒闷滞重的囹圄中幡然觉醒，挣脱封建宗法与传统观念的羁绊，追求光明自由，投身革命斗争的历程。在30年代中期以前问世的左翼文艺作品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以劳动妇女作主角，以及试图反映革命潮流催化妇女命运剧变的大型作品，因而它的思想意义与历史作用不容低估。即从作品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效应看，它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星》刚在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9月）披露不久，立即就有评论家撰文指出：“这作品可说是1935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新人的作品。”①同篇评论还指出《星》与某些“太重事面的渲染而疏忽了人性的解剖”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迥然不同，梅春给读者的印象就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的化身，而是有强固的灵魂的血肉之躯站在我们面前”，进而推论作者构思中的梅春就决不是一个“空洞的轮廓”，而下笔时是“善于写人物的性格心理”的，甚至认为“人物是写到了独步的程度”，推崇《星》“好像孤耸在黑夜的大海上的灯塔一般，有睥睨一切之概”。以上评述反映了评论者犹如在草丛中发现一朵鲜花似的欣喜心情，固然难免有溢美之辞，但感觉与印象还是切实的、合度的。 梅春的形象给人以清新出俗之感，在于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为革命所孕育与推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农村中产生的深刻变革。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