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门
2007-11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
唐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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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艳，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在广袤的巴渝大地上，点点疏星般地散布着上千座老城寨堡。面对这些半圮而风雨斑驳的古道荒城，残缺而一身沧桑的夕阳故垒，遥想那金戈铁马，刀剑交鸣，旌旗蔽日，烽火连天的战场，耳边犹闻昔日颦鼓；又曾记这烟柳画桥，羌管凤箫，熙攘市井，参差人家的城镇，眼前依稀当年繁华。我们将从这里穿越千年时空，开启尘封往事，寻其迹，考其源，志其事，留其影，以飨读者。
唐冶泽，男，籍贯重庆，1959年10月生于四川乐山。吃过糠，下过乡，扛过枪（当了几天“基干民兵”），炼过钢（做过半年翻砂工），经过商（卖了三天羊肉串），写过几篇小文章（但无颜列出），其余行状未可张扬。现供职于重庆沙坪坝区委党校，一教书匠耳。
总序前言重庆城建史略“九开八闭”重庆古城朝天门东水门和翠微门太平门和太安门储奇门和人和门金紫门和凤凰门南纪门和金汤门通远门和定远门临江门和洪崖门千厮门与西水门佛图关历史悠久的巴渝古城江北古城合州古城铜梁古城与安居古城涪州古城忠州古城万州古城云阳古城奉节古城巫山古城与大昌古城巫溪古城黔江古城星罗棋布的古寨城堡钓鱼城白帝城皇华城多功城磐石城天生城龙崖城万寿山寨涞滩寨其他后记
插图：重庆市区及其附近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近年仅在江北、南岸的沿江一带，就发现近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史籍记载，重庆初名为巴，为巴国之都；秦灭巴后为巴郡治所，设江州县；后又改名垫江、巴县、楚州、渝州、恭州、重庆等名。作为川东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地，重庆历来都是郡、道、路、府、州、市的治所所在，历史上还曾三次作过都城(春秋战国时的巴国之都、元末明玉珍政权的大夏国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曾三次被列为直辖市(抗战时期为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解放初期为中央直辖市、1997年起又成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因此从古至今都保持着区域性大城市的地位；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大致保持着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重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与重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分不开。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部，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形如半岛，大体呈东西向，而尖端向北；东、南临长江，北临嘉陵江，西与陆地相接。从水路人川，重庆是必经之地，自此溯嘉陵江水路北上可至川北各地，向西沿长江经沱江、岷江可达川中、川西直抵成都，从陆路也有大道西至成都，往南也有陆路到达贵州、云南。因此，这里不仅是商业辐辏、物资聚散的水陆码头，更是扼控川东、屏障川西、关系西南的军事重镇。这里自三峡起便山高水急，峡多滩陡，关隘重重，险阻处处，其城又三面临水，一面依山，如果再加上高筑墙，广积粮，端的是金城汤池，易守难攻。即使强悍的蒙古铁骑，也曾被它阻挡达四十年之久而不得寸进，打破了蒙古军想顺江东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的计划，使南宋政权得以偏安一时。下面我们就从此事说起。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军攻人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州县失陷，遭到大肆烧杀掳掠。这次兵锋虽未及川东，但也促使各地开始加强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四川历来有两个军事重镇，一是成都，二是重庆。成都建于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自古一攻就破。而重庆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所以，重庆成了战略防御的重点。约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此人曾出使过蒙古，深知蒙军特点，因此上任后就开始筹划修筑重庆城垣。有人不同意，顾虑工程浩大，费力费钱。彭大雅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城在嘉熙四年(1240年)基本筑成，至少有四个城门，因为据记载彭在四门立大石，上书：“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之根本。”但在《元史》和《宋史》中，却提到重庆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五门。只是有些门的具体位置尚难确定。彭大雅所筑之城，是在大敌当前时仓促所为，只是在旧有城墙上进行维修并加固加高。其所依之旧城，一般都认为是三国时期李严筑的上城。不过其时距三国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又历经战乱沧桑，其城即使还在，应早已残破不堪，难以依峙。据记载，蒙军曾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F半年两度围攻重-庆，而彭大雅是在第二年初才将城筑好的。史籍记载彭大雅筑城时“披荆棘，冒矢石”，说明其筑城工程确是在边打边筑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重庆仅依靠新筑的半截子城墙就能抵挡住差不多是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所以这事尚有疑问。据分析，彭大雅是在原有版筑土墙外侧复以大砖护墙，并完善了城上军事设施。也就是说，在李严之后，彭大雅之前，应当还有史籍失载的筑城之事。解放初期曾在太平门附近出土一些有“宋淳祐乙巳东(西)窑城砖”字样的宋代城砖，乙巳为淳祐五年(1245年)。这不仅证明彭大雅及其继任者使用了城砖，而且证明宋代城郭至少已延伸到太平门以西了。因为彭大雅筑城“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督责未免苛严，遂遭言官参劾，谓其“险谲诈变”、“贪黩残忍”，故城成之时，就成了彭大雅削秩罢官之日。但后人对彭大雅筑重庆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西蜀之地能抗击蒙元大军达四十年之久，彭大雅功不可没。事实也确实如此，蒙元军多次侵入四川，都在重庆一合州一线受到顽强抵抗而无法前进，甚至蒙哥大汗也战死在合川钓鱼城下。因此彭大雅死后被迫谥为“忠烈”，老百姓更是立庙祭祀他。这正是功罪任人评说，天理自在人心。三国时修筑重庆城的是李严。李严，字正平，汉末南阳人。初为益州牧刘璋将，刘备人川后归之。刘备I临死前在白帝城托孤，他是与诸葛亮一起接受顾命的大臣之一，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白帝城)专事防吴。蜀后主建兴四年(226年)春，李严移驻江州。这时的江州城，大约因人口滋生而显得城小地狭，西汉巴郡太守但望曾说过，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东汉有一段时间甚至将郡治迁到了北府城(今江北)。再从军事上看，此前的江州城主要建在半岛尖端及长江河谷一侧，陆路易被居高临下攻击，不利防守。所以李严扩大城池，修筑了周围十六里长的城墙。汉代一里的长度，据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为414米，十六里则有6624米。大城主要是向西扩展，把城墙修到了重庆半岛的山脊上。当时可能只有两个城门，一名青龙，一名白虎，从名称看应是东、西二门。另外又在城北储粮之地修了仓城。这基本上就把重庆半岛东半部分的主要险阻地形都包括了进来。不过，这次所筑城墙之遗迹也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踪影，故其具体位置还难以确定。在李严之前约540年，史籍中记载第一个在江州筑城的是战国时期的张仪。张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他是鬼谷先生的弟子，与苏秦是同学，后被秦惠文王用为相，为秦国的崛起立下大功。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蜀王伐其弟苴侯，苴侯跑到巴国去寻求政治避难，巴王没有能力保护他，于是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张仪与司马错率军伐蜀。灭蜀后，张仪见巴地富庶，又派兵直取巴国，将巴王俘虏，巴也就此灭亡了。这真是引狼人室的千古教训。巴亡后，秦在原巴国统治地置巴郡，在原巴都置江州县，为郡治所在。张仪在江州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不过，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个字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巴志》中的“仪城江州”，因此其详情不得而知。但据考古发掘，在半岛尖端一带发现多处战国至西汉的古井、陶器和瓦当，可知这里当时有居民聚居。据有人推测，张仪所筑的城大约在今千厮门一小什字一东水门一线的北面，而且主要部分在山脊之东的长江一侧。如果再往前推，有关重庆城垣的情况就只有间接的推论了。因为巴国没有可识的文字流传下来，又僻处边远之地，中原典籍极少记其事迹。大家都知道巴蔓子将军的故事：巴国发生内乱，蔓子许楚三城而请楚出兵平乱，事后蔓子拒不与楚城，而以头谢之。这三城不知是何城，但肯定应是近楚的边城。既谓之城，当有城垣。以边城而有城垣，作为巴国国都的江州，又岂能是不设防的城市？不过，当时的巴都(包括张仪城)究竟建在哪里，实际上至今仍未真正弄清。后世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建在今重庆半岛上，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但其中又有认为在半岛尖端一带的，也有说在半岛靠中间一点的；二是认为在今江北嘴，即与半岛尖端相对的嘉陵江北岸，不少专家持此看法；还有一说是在巴县西或西北，见于一些古籍记载。但这些说法都带有相当大的猜测成分在内，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须今后加强城区考古发掘来证明。在彭大雅建城之后，还有一次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这就是明初戴鼎筑城。据清乾隆年间王尔鉴修《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宮八卦。”根据这段记载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筑城的时间是“明洪武初”。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共有31年，既言“初”，应不出前十年之外，否则就应该说是“洪武中了。戴鼎的官职为“指挥(使)”，这是军事卫所的最高长官。重庆置卫据《明一统志》记载是在洪武六年，则戴鼎之任也只能在此年之后。因此，其筑城的具体时间，应在洪武六至十年，亦即1373-1377年之间。第二，城是“因旧址”而筑，可见是在原有旧城(应当就是彭大雅所筑之城)基础上加筑，其城市规模应当没什么大的改变。第三，是“砌石城”，可见此前筑城没有用石，最多只是用砖包砌土墙。第四，其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据考证明代量地，一尺的长度为0.3265米，则此城周长为8687.2米，与李严所筑城相比，长了2063.2米，也即戴筑城长度是李筑城长度的1.31倍。在几何图形中，圆的周长每增加n倍，面积会相应增加n2倍。这就是说，如果城是正圆形的话，“戴城”的面积会是“李城”的1.72倍。当然重庆城不是个正圆，史籍记载与考证的长度也并非十分准确，因此面积的增加不会这么多，但有所增加则是肯定的。据此可以说明由李至戴所筑城的大小有相当的差异，一千一百多年来肯定有明显扩大。第五，“环江为池”，说明三面都已环水，城墙除西边外都已建在水边，成为水门。而此前有的门可能离江边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如嘉陵江一侧的储奇门。第六，“门十七，九开八闭”。其中有九个门常开，另外八个却是“门虽设而常关”，并且其目的仅仅是从数字上讲“象九宫八卦”。古人动土修造最讲“风水”，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如果一个地方多年没出举人、进士，人们不说是教育出了问题，却怪有什么东西妨碍了风水，于是或修一座塔来镇压，或架一座桥来补偿。反之，则只认为是风水好，不敢轻易动土以免破坏。近代重庆教案，起因于西方教会在城内外制高点或关隘处修筑教堂，而百姓绅商们群起反对的理由，不是从军事上考虑失险于外人，而是仅以重庆“龙脉”被占、被毁为借口，怕破了重庆的风水。古人修筑城垣，自然是为防御敌军，如果把城修得像传说中的“九宫八卦”，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那该多好！但城墙只能四围，不可能复杂到像阵式一般，所以只能从数字上取象。想来戴鼎是个迷信阴阳堪舆之术的人，要不就是相信了风水先生的鬼话。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东西，古人却觉得很有创意，而在以后的记载中反复提到它。可修这么多门却又关着不开，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而且有些门相隔得太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完全是劳民伤财，徒耗工费(修城门比修城墙复杂多了)。再从军事上讲，门是防守的薄弱部位，门多就意味着薄弱环节多，为加强防守又会分散兵力。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作法。也正因为如此，这八闭之门后来逐渐封堵，仅存地名而已。
本书是一本介绍重庆地方历史风貌的读物。作者在参考大量他人著作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认识与研究，本书也使用了许多公开出版物中所发表的照片，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还请谅解，并致谢意。本书由冯庆豪同志选点和拟出提纲，并提供了许多资料，然后由唐冶泽同志执笔写作完成。因时间仓促，资料有限，许多地方也未能进行实地考察，所以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将来若有机会，当作认真修改。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周围许多人的各种帮助，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无
对重庆历史上的老城门概括的很全面，总体上感觉不错。
这一套书思路好像一个人写的，大致类同的叙述，让人无法对重庆有深入的了解。不过还是有人写这个城市的历史了，还是个高兴的事
06年就想买了，终于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