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
1998-03
辽宁教育出版社
张荫麟
209
160000
无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早慧却也早逝的史学家。当他还未是满十八岁的中学生时，就因在著名的《学衡》上对“梁启超”才“证老子之失”提出驳难受到梁氏的常识与学界的注目，而他也不掩饰他的目无余子，曾在后来慨叹自梁之后，史学益衰，“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藉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盼望能够早日改观，并为之奋斗一生。 李书是张荫麟受聘为高中所编的教科书，为此他向清华告假两年，放弃教职，一心撰述。著者特别留意于材料的精审与文学的畅达。由于他治史强调从作长编入手，因而每能取精用弘，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抓住最有意味的关节，提取最为典型的事例；由于他具有通透的哲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因而每能把握历史事件的实质，再现历史人物的性格。正是有了这样丰厚的根坻，所以本书备受论者称道的文字生动、引人入胜的特点，每每是源自于著者足以取信于史林的深刻认识，而不是靠我们通常见惯了的寻了种只能取宠于庸众的浅薄噱头。
本书说明自序一自序二自序三第一章 另史黎明期的大势 第一节 商代文化 第二节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 第三节 周期的兴起 第四节 周代与外族第二章 财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第二节 奴隶 第三节 庶民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第五节 家庭 第六节 士 第七节 宗教 第八节 卿大夫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第三章 霸国与霸业 第一节 楚的兴起 第二节 齐的兴起（附宋） 第三节 晋楚争霸 第四节 吴越代兴 第五节 郑子产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 第一节 鲁国的特色 第二节 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 第三节 孔子与其时世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 第五节 孔子的教育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第三节 秦的变法 第四节 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第八章 秦汉之际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从前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天地剖判”或“混沌初开”说起。近来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星云凝结和地球形成说起。这部书却不想拉得这么远。也不想追溯几百万年以前，东亚地方若干 次由大陆变成海洋，更由海洋变成大陆的经过。也不想追溯几十万年以前当华北还没有给飞沙扬尘的大风铺上黄土层的时候，介乎猿人与人之间的“北京人”怎样在那里生活着，后来气 候又怎样改变，使得他们消灭或远徙，而遗留下粗糙的石器，用火的烬迹，和食余的兽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层中。也不想跟踪此后石器文化在中国境内的分布，传播，和进步，直至存在于公元前六七千年间具有初期农业和精致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渑池附近)所代表的阶段。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 严格的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商朝，略当于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中叶。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这期间的社会概况便是本章所要描写的。自然在这期间，并非没有社会变迁，而各 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这纵横两方面的变异，虽然现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将连带叙及。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有详情可考的时期。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 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 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名义上这整个的帝国是“王土”，整个帝国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镐京和 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计中，是约莫一千里左右见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个以上(确数不可考)的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 初年的武威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成了具文，尽不尽听凭诸侯的喜欢罢了。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内，诸侯在国内，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给许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区内政 治上和经济上的世袭主人，人民对他纳租税，服力役和兵役，听凭他生杀予夺，不过他每年对诸侯或王室有纳贡的义务。 周朝的诸侯国，就其起源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开国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给宗亲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国家皆属此类。第二类是开国许久之后，王室划分畿内的土地赐给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郑、秦。郑始祖为周厉王少子友，宜王时始封，在今陕西华县。幽王之乱，郑友寄家于郐及东虢，因而占夺其地，别建新国(在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新郑一带)。第三类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给商朝后裔的，属于此类的只有宋。第四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例如陈、杞等。旧说周朝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说曾有人怀疑。但现存东周的鲁国史记里确有这五等的分别。其中所称及的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许(今河南许昌)；属于第一类的多数为侯，亦有为伯的； 属于第二类的秦，郑皆为伯；属于第四类的大抵为子。 王畿内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国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国君的同族)；但至迟在前七世纪初这种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齐桓公(前六五一至六四三年)有名的贤臣管仲，和 景公(前五四七至四九○年)有名的贤臣晏婴都有封地，却非公族，晏婴并且据说是个东夷。晋国自从献公(前六七六至六五一年)把公族几乎诛逐净尽，后来的贵族多属异姓，或来自别国。秦国自从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从穆公(前六五九至六二一年)的时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终在秦国没有抬过头。但鲁、郑和宋国，似乎终春秋之世不曾有过(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这个差异是进取和保守的差异的背景，也是强弱的差异的背景。畿内小封君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姑置不谈。列国的小封君统称为大夫。列国的大夫多数是在国君的朝廷里任职的，其辅助国君掌理一般国政的叫做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别。大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级，但其数目没有限制。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却照例不是世袭的，虽然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开宗大夫的官职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为氏的；若开宗大夫为国君之子，则第三世以下用开宗大夫的别字为氏。下文为叙述的便利称大夫的世袭的家业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制：列国的卿，有一两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实施之时间空间范围不详。)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诸侯)构成这封建社会的最上层，其次的一层是他们所禄养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庶人，最下的一层是贵家所豢养的奴隶。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往往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 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的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是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总要把解下来，撤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传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乃王臧为 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威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 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遭，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奏给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薄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和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都向他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后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自序一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来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脚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妁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雹，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不确定的将来了。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报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 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满足。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吗?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这答案只把问题藏在习熟的字眼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须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实，摆在该物的面上，或蕴在该物的内中，可以仅就该事物的本身检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对于一特定的标准而言。什么是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呢?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