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全两册）
1998-3-1
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登原
756
552000
无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编撰文化史的热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论述我国文化史的专著，就是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硕果。在这些著述中，从上古一直论述到当代的我国文化通史，且对后来学界较有影响的，则要数柳徴先生所作的两部《中国文化史》了。这两部大作均以资料丰富，立论切当见长，都是后来继起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必须研读的经典性论著。 陈登原（1899－1975），字伯灜，慈溪人。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兼教于宁波商校、效实中学，后应聘上海世界书局苏州编译所，任教产书编辑。1930年后复施教，历任南京金陵大学讲师和杭州之江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起任西安西北大学教授，直至退休。除本书外尚撰有《中国田赋史》《古今典籍聚散考》《国史旧闻》等作，亦均以资料富赡见长，津逮学者良多。
本书说明 自叙上篇 卷首 叙意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之意义 一 国名诠释 二 文化诠解 三 史之解释 第二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四 中国史料之纷繁 五 主料与副料 六 推理与校雠 第三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七 因果的见解 八 进步的见解 九 影响的见解 第四章 何为治中国文化史 一○ 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 一一 中国文化在亚东之地位 卷一 上古卷 第一章 古代史止之难题 第二章 洪水时期与中国文化 第三章 周前文化 第四章 封建制度之崩溃 第五章 救世主义 第六章 平民活动之开展 第七章 上古文化之结束 卷二 中古卷 第一章 中古文化概说 第二章 郡县制度与天下为私 第三章 专断政治下之学术 第四章 伪复古运动 第五章 发明与承受 第六章 黑暗的先驱 第七章 文化史上之大风雨 第八章 南方新霁 第九章 北方开明 第十章 南北混合 第十一章 国力充盈 第十二章 郡县制度改进后之景相 第十三章 中古文化史之结束下篇 卷三 近古卷 卷四 近世卷 后序
书摘 章炳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云：“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木，舜居西城，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考华山，为汉儒所熟用。以此山代表吾国，其说当始于汉，犹之，以汉名吾种族也。《孟子》言“挟泰山以超北海”，《论语》谓“曾谓泰山不如林放”；秦以前人，以泰山自重；至汉都洛阳，其儒缀说《中庸》，始言“载华岳而不重”。可知以华山为号，汉以前未有此事。则就华山以定限者，未如就日月光华之义，以定吾种族之名也。 《经传摭余》(卷五)云：“《中庸》”，近人以为汉儒作。据‘载华岳’云云，子思胡不言载泰山?”(青照堂丛书本)叶庶山亦谓：“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托无疑。”(《秋雨庵随笔》卷上引)故不取章说。 盖以“华”自诩，犹以“夏”自称，犹以“中”自勉。国于大地，必有与立。中也，华也，夏也，亦吾先民所喷喷自诩，斤斤自号，黾黾自勉，而为文化之胚胎者。至于或称我为秦，或称我为汉，或称我为唐，穷本溯源，要皆人之称我，而非我所自字。故略而不论也。 然则以中华两字而言，吾民族固含有矜持其文化之义矣。 章炳麟言：“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一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是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大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盖就“中”就“华”，即知吾之文化，有其所以自诩及其所以自勉者也。 今考“文”之意义，盖有三解。就此三者以观，我国文化，果有可以自诩及自勉者耶? 文也者，犹曰“迹”也。《论语》(《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氏《正义》：“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检约，则不违道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吕氏春秋》亦谓：“仓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段注《说文解字》卷十五)此皆以文为迹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遗迹，有可观法者乎? 文也者，犹曰表也。文，《说文》作*。段玉裁云：“凡言文章，当作*彰。作文章者省也。”从彡，“以毛饰画，而成文章”。曹丕《与吴质书》云：“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魏志》二十一裴注)《左传》宣十五年《正义》：“文者，物象之本。”不曰物之本，而曰物象之本者，犹曰虎豹之文，盖取其外象耳。试问吾中华民族之象型，有可称道者乎? 文也者，犹曰敏也。《诗·大明》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叙曰：“文王有明德。”《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是则以文为明敏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明敏，果有足以当此“文”而不惭；立“文”垂制焕乎著明耶? 《论语》(《泰伯》篇)载孔子赞尧“焕，乎其有文章”，孔氏《正义》：“焕，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又《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颜渊喟然叹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处“文”字，皆合于上述三解者。又(《颜渊》篇)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则是以文为采饰，以质为本原，又具一义。 然文之意义，限于一平面上；至于“化”，则有“因袭其文”、“因时成化”之纵的意义矣。兹亦绎其三义，引伸于下。 一则曰：创化也。《易·系辞》云：“是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所谓“圣人”，即系创制之智者。如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如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由无而有，由隐而显，则化之意义一也。 二则曰，变化也。《论语》《为政》第三)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正义》曰：“此章明创制革命，因沿损益之礼。……子张问于孔子，夫国家文质礼变，若相承至于十世，世数既远，可得知其礼乎?夫子答以……虽多至百世，以其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皆可豫知也。”然则孔子所知之“百世”即在损益成变，即所谓因穷生变。变则能通，而又能久，此则化之意义二也。 《易·系辞》亦谓：“神农氏没，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孔氏《正义》云：“若黄帝已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变化，使民得宜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者，言易道若穷，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周易兼义》卷八)此释变化之起，基于穷：变化之致，致于通。所谓因沿损益，便是此意。 综上以观，则知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由此以征文化发生之景相，则更有三迹可寻。 其一，所谓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之说焉。《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之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然则冠裳之起，盖乃由于气候。如可文身，如可断发，则无需于衣服冠裳之造制也。 案如衣，于文从覆二人之形，段注以无贵贱均用之，故从两人。近人柳诒徵引其友顾惕森说，谓：“衣何以覆二人?义亦不可解。衣字之下半，当印北字。古代北方开化之人，知有冠服。南方则专治文身，故衣宇象北方之人戴冠者。”(《上古文化史》第七章)案北作爪，从二人相背，与衣字同在人部(《说文解字》卷八上)。解衣宇之从北，即文化由于环境说也。 其二，所谓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易·系辞》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谓由结绳以趋文字之化，完全由于圣人之作为。然按清张庆祥《黎岐纪闻》(页二)谓：“生黎地不属官，亦各有主。间有卖买授受者，以竹片为券。盖黎内无文字，用竹批为三，计丘段价值，划文其上。两家及中人，各执之以为信，无敢欺者。近日狡黠辈，颇纷纷以诈伪生争矣。”由是以观，则求治求察，结绳削木，所以进而为文字者，殆有诈伪等之困难，有以驱策之焉。 《论语》(十六)《季氏》章：“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注云：“困，谓有所不通。”不通者，固所以求通者乎?此亦因变求通之意。 其三，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北宋徐积云：“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盖尽中道者，圣人也；而中道不足以尽圣人。故必观于变，盖变则纵横反复，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贤人之所能。”(《宋元学案》卷一引仲车语录)《易·系辞》亦言：“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曲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曲，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斯皆释变化之期，期于通久；使文物进步，成为曲线形的进展焉。 然则所谓中国文化者，盖指吾民族创变穷通之事。而所以记载此创变穷通之迹者，则舍变安归?《说文》(卷三下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盖以记事包之。夫以“中正”而论，则所谓史者，诚有去取与舍，褒贬赋夺之义耶?以史为持中正者，虽为后起之义。要亦治文化史者所可准则者也。 王国维云：“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则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持筒形。’然中与筒形，殊不类。江氏永《周札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得其说。案《周礼》太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算。……是‘中’者，盛算之器也。……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观堂集林》卷六《释史》)由是观之，则“史”字之起原，乃系手持盛简之器，初无所谓“中正”。以史为持正，虽含删繁取要，博收约取，鉴别是非，审正美丑之意，顾其解乃起于汉人也。 ……
自叙登原作《中国文化史》，既成其上古卷，爰拨余渖，略敍其意。 夫史事烦重，调度不易；自古已然，于今更甚。若夫端临著书，虽有“鬼已先知”之誉；而《通考》自敍，尚生“何所发明”之憾!今以萤末之光，妄烛前古：斯则其难一也。 温公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处纂成。积稿洛阳，盈于两屋。“到洛八年”，始了六代；修史分属，各尽专材。今以乡曲末学，无师友为之扶助；妄谈往昔，斯则其难二也。 欧阳修以一代文人，烧烛拥髻之余，勒成五代之史。而后贤之论兵书也，犹谓其徒有笔墨驰骋之习，而无剪裁润色之功(详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三《五代史记提要》)，并恨其“取材未当”，“书法未审”，“掌故未备”。今以愚拙之材，欲于繁称博引之间，为体大思精之作，斯则其难三也。 虽然，属稿仅及乎一载，蓄志则实已有年：适得其下，而取法亦于其上，仅象于犬，而立意固希于画虎。略区其意，亦可列而为三：一则曰，有所不取也；二则曰，有所必取也；三则曰，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如近贤著史，动用《周礼》。燕石盈箱，赝鼎列座。订其工拙，何异抄胥?吾则耻而有所不取也(本书用《周礼》处，亦无非《考信录》“备览”之意，不依为定论云）。又加封建之制，近贤好缕述《王制》、《周礼》、《孟子》之异同。然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既不得闻详，吾人自不妨稍略。而以纵的封建而言，则俞理初之解君子，师服之记本末。所谓阶级社会，其确存于古代，固可谓考前史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吾则信而必取之也。又如井田之制，本属行之一区一时之制；而商君之任治地，明系节制贵族，奖励平民之法。旧史舍此不道，殊为失实。吾则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此登原属稿时区区之意也。 登原自十五岁以前，备受祖父容卿公之爱，不欲其远离膝下。即以此故，经史之义、象算之书，胥大人日训督之。其后大人菲饮节食，资送之以求学于四方。略能自立，而祖父墓木已拱(祖讳治裕，卒于民国二年，年六十)。幸大人健在，教导不废。即草此书时，凡经传之所记，诗书之所载，卷页翻寻，纲领提挈，犹大人之教导是赖。——然则此书之为书也，如有所短，固自惭于不学。苟有所长，惟私感于祖德。适值大人六十悬弧之时，而吾书亦成，因以附记之云。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余姚陈登原述
无
可以跟柳诒徵的同名著作媲美，可惜有缺货，订单又被取消了。
意外地在这里找到了陈登原先生的名著，还是1998年一版一印，心中不觉狂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了不少好书，像以前的国学丛书就很不错。真希望这些好书能够重印，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从在这里还能买到1998年一版一印的书这件事来看，读这类书的人或许不多吧。若真是如此，确属悲哀。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这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其中不乏好书，甚至是独家出版物，可是为什么在过了这么多年、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脱货的情况下还不赶紧重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