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2003-1
辽宁教育出版社
[美] 伊格尔斯
279
195000
何兆武
无
有两点声明：尽管本书试图要对国际范围上的历史思想作一番比较考察，但它只限于我所能阅读的语种。因此焦点就聚在大不列颠和北美、法国和比利时、德语中欧和意大利，偶尔也提到波兰和俄国菱的译本。然而哪怕就在这些地区，我挑出来的作者们也必定是高度有选择性的，焦点主要在集中在那些可以阐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的历史学家们身上。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原籍德国。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8年起任纽约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布法罗分校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他曾有专著多种和论文多篇问世，且有不少
译者前言中文版序言序言与致谢绪论I.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 第一章 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 第二章 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滥觞 第四章 社会史学的美国传统II.中期阶段：社会科学的挑战 第五章 法国：年鉴派 第六章 批判理论与社会史：联邦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批判的人类学III.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第八章 劳伦斯·斯通与“叙述史学的复兴” 第九章 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第十章 “转向语言学”：历史学之作为一种学术的终结？ 第十一章 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结束语注释推荐阅读书目索引附录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和写作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然而并未摧毁古老的概念与实践的连续性。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转型中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有关工业增长、不断增加的经济期待和传统的中产阶级典范都已经动摇了。这一点已经反映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编纂学之中。历史学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随着新的注意力被给予了个人，历史学便再度采取了一种人情味的面貌，但这一次不是给予了上层的权势者而是给予了普通的百姓。有一派历史学家已经力图以他们所称之为的微观历史学来取代对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过程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小小的社会单元上。对日常生活文化的这种新强调，就把历史学和克利福德·吉尔兹的人类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马克斯·韦伯一道相信人是一种被悬挂在他自己所织就的那张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吉尔兹“就把文化当做是这张网，因此对它的分析就不是要寻求规律的一种实验的科学，而是在寻求意义的一种解释的科学。它是一种解说，……在诠释着表面上[是]谜一样的各种社会表现”，这便是文化学者们所追求的东西。因此，新的文化史也像古典历史主义的“解释学”一样，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说明（explanation）而是“解释”（“explication”），亦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的意义。 然而新史学的解释学不同于兰克学派的解释学。兰克学派研究的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主题，亦即在伟大的政治体制的结构中的领袖人物这一主题，而且还认为文本之中就包括有通过语言学的分析可以被重建出来的一种明确的意义。兰克及其学派一直相信历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哪怕是在主题上和方法上与各种解释科学的并不相同。而在新文化史看来，则国家的中心体制、教会和世界市场都已经坍塌了，文本的意义已不再是透明的，而是被打上了种种矛盾和断裂的烙印。 所有这一切都在支持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观念的攻击，它以扫除历史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二者之间的区别而告结束。然而对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学进行一番检察——这是我在本书中所从事的工作——却在提示我们：尽管历史学家们在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越发地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却是怀着这种信念在进行工作的，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中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心灵的媒介才能够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引人瞩目的是：就在后现代思想越来越发质疑职业学者的权威时，历史学的工作却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职业化压力。虽则三十世纪的晚期也有“历史学工作组”运动在号召大学以外有兴趣的公民们去寻找自己的根，但事实上新的文化史学几乎全都是在大学以内进行的。对历史学工作这种科学精神的挑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专业之外，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和批判家，他们希望把历史学搞成想像式的文学。然而可惊异的却是：一度是在报刊上写作的那些独立知识分子们的领域的那种文学批评本身，也越来越被囚禁在学院的牢笼之中了。不管哲学基本的重新定向如何，学院的文化——包括它要获得必要的证件以博取一席地位并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的标志在内——从19世纪初职业历史学在德国大学内发轫至今，一直是令人刮目相待经久不变的。因此，尽管号召要废除科学精神，但科学精神在实践中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这一点是有着本质意义的，假如我们想要有一种有意义的史学工作的话。历史学一直是一种博学的技艺。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历史学家们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了文化对于理解政治社会行为的重要性。于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就采取了一种新方向。在二十世纪中叶曾教会了乔治·勒费弗尔（Geoges Lefebvre）和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的那种对阶级与经济因素的强调，已经是被法兰梭瓦·孚雷（Francois Furet）、林·洪特（Lynn Hunt）、威廉·西威尔（William Sewell）和西蒙·沙玛（Simon Shama）在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著作中所格外强调的文化、语言、符号和礼仪所取而代之了。但是新的文化史家们终于也像他们传统的前辈一样，不得不进入了档案馆。虽然他们对早期的社会科学路线的前提假设是极为批判的，然而他们却要往往借助于现代计算机的技术，利用经验的发见来为他们对地区文化的解释性的重建创立一个基础。
无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伊格尔斯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历史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了影响,它着重描绘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上严谨历史学的挑战,由此揭示当代历史学应该采取的研究取向.就我而言,我从此书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历史研究应该要重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要探讨社会历史演进的微观层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学应该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的研究愈来愈要求历史学家借鉴多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从不同层面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