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身随
201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叶兆言
无
写在前面 1974年高中毕业,我得到了一台苏联查尔基4型相机。这是托母亲朋友从上海的旧货店淘来的,价格204元。在当时,是一架很不错的相机,镜头是F2,据说与德国莱卡的某款机型完全相似。我的堂哥告诉我,这相机搁在50年代,基本上就是顶级产品,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它的原材料,都是利用了德国战败的赔款。 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已经算不了什么。在当时,我是说在当时,起码周围的人,没有谁能拿出比这更高档的玩意。那年头常见的是一种双镜头反光机,是120的,镜头只有3.5,只能拍12张照片,不像我的这台135机器,每次可以拍36张,而且因为镜头大,成像效果极好。我的堂哥是摄影爱好者,尤其擅长于拍人像,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拍摄和洗印技术。 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成了我拍摄的模特。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拍好过什么照片,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耳朵边,常听到有人表扬我的作品。祖父表扬的一句话就是:“这张照片不错,我要放到我的相册里。”我在玩照相上花了很多时间,南京新街口有家摄影图片社,那里的放大纸论斤卖,可以买回来自己放大照片,成本要相对便宜许多。我自制了放大机上光机,用脸盆配制了药水,躲在暗房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记不清我拍了多少照片,相对于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当时,一干活就是一脸盆,一出手就是厚厚一叠照片,还真有些吓唬人。 我很快成了一名小工人,会摄影的名声很快传了开来,经常有人要我拍照。我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无限的摄影之中。说起来荒唐,那年头拍了那么多照片,现在要想找回当时的痕迹却很困难,除了父母影集留下了一些证据,大多数照片已无处可寻。你为别人拍了照,冲洗放大成照片,把照片给了别人,事情就完了,就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在南京绣球公园,我正为一位电工师傅的儿子拍照,那孩子才三四岁。大广播里说有重要新闻要广播,让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一边拍照,一边等候。终于把一卷胶卷拍完,从树林里走出来,我们听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对自己前程有什么影响,一切都是不知不觉,爱好摄影的年代突然中断,我渐渐淡忘了这门技术,开始去夜校读书,读机械制图,读高等数学。和摄影一样,我仍然没有把它们学好,很快,高考恢复,赶时髦似的跟着别人去了考场,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考上了,成了一名大学生。 本书的照片,是否珍贵很难说。我一向不喜欢被摄影,站在镜头前面,非常尴尬。真到了要出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实在太少了。很多老照片已不复存在,一次次的搬家,随便地送人,报刊拿去刊用以后再也没归还。也许,把它们放在书里,这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名与身随》为当代著名作家叶兆言的人生笔记,荟萃了作者的多篇散文、随笔及多幅珍贵照片,出身文学世家的叶兆言(其祖父是著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首次真实、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爱情、亲情、友情等;袒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
叶兆言,1957年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追月楼》荣获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001写在前面 001名与身随 005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016宝像引起的话题 019祠堂小学 022小资产阶级 024玩半导体收音机 026非法买卖 028难得有闲 030想读书 032家学渊源 034学日语 036学英语 039失去的老房子 043唱情歌的季节 048把钟拨快些 053等剃头 056自行车的前思后想 060电视的话题 065过年 079大学时代的体育热 081骑车旅行 084当不了和尚 088对母校的记忆 091宴尔新婚 096太太学烹饪 099对女儿的期待 101为女儿感动 104文学少年 112文学青年 119人,岁月,生活 137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142恨血千年土中碧 153纪念 173父亲的话题 178鹡鸰之痛 181人,诗,音乐 188红沙发 193郴江幸自绕郴山 214徐老师 217陈瘦竹先生 219不肖弟子 221纪念一个朋友 226回忆两个人 233我编的几本书 241我写的几个旧派人物 249长征,众所周知的故事
版权页: 插图: 名与身随 阿成兄来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随笔”,二三千字即可,写什么都行。古人说,正欲清谈闻客来。清谈乃一大快乐。我喜欢清谈,所谓随笔,不过以笔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写到哪。 就说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好,说是再也用不到取笔名了。不像苏童和刘恒,一个叫童忠贵,一个叫刘冠军,拿来签在作品的上面,实在有些那个。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来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 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儿子的未来会是个作家。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虽然我们家出了三代作家,写东西在我们家却是一个犯忌的词汇。老实说,我从小最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亲当了右派以后,对写作已没激情,命里注定却不得不继续写东西,写那些自己毫无兴趣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剧团的编剧,好容易胡编乱造一个戏,请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员来审查,听一番似是而非不关痛痒的指示,然后开夜车,硬着头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脸发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烧香烟,房间里烟雾腾腾,谁进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称赞。要得到祖父的称赞并不容易,尽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认真。祖父取名字的特点是随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亲最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闹别扭,改成了至诚。祖父晚年和父亲闲聊,曾笑谈给父亲取名时的想法,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为祖父属马,大伯属马,大堂哥也属马的缘故。二堂哥一直懒得取名,小时候人长得胖,小名就叫大块头,这是南方对胖小孩的一种叫法,叫顺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惯了,再找个形状相近的字,小沫。最小的堂哥生于国际争取持久和平年,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名字。 我自己对取什么样的名字,在一段时间内,很在乎。十二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仅仅只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我最初发表3篇小说,用了三个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邓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梦里的谐音。年轻气盛,我想自己每一种风格的小说,都应该有一个笔名。 起笔名是一种自恋。我想到自己用过的笔名就想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和钱都沾亲带故。用的很多的是刘克,本来想用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后来想想,自己不嫌俗气,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用货币单位为笔名的还有梅元。
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经过十年“文革”,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革”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革”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革”。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革”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革”,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革”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
《名与身随》编辑推荐:著名作家、教育学家叶圣陶之孙,著名作家叶兆言的第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坦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诸多不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名与身随》精彩的内容会告诉你: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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