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
2000-12-01
江西教育出版社
吕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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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其实质是如何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性转换。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近代社会变革服务。从魏源开始，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一时代课题，梁启超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通过对梁启超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剖析，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梁启超伦理思想的逻辑结构和思想体系，挖掘了其精神实质和理论特点，揭示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总结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精神旨趣。 《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第一，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以新民说为核心，新民说是其伦理思想的精髓和最富有价值的内容。他在社会改造的时代背景中提出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伦理道德的建设提升到社会变革、民族存亡的历史高度，正是这一独特的视角，才使得他的新民学说能够超越传统伦理思想而表现出特有的时代价值。第二，梁启超的伦理思想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对道义论的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批判，他从功利主义道德论出发，对伦理道德的实质和价值作了新的解释和规定，改变了传统伦理道理把道德作为目的，而把人作为手段的思想。提出伦理道德是促进人的生活幸福的工具，把伦理道德从绝对的天理转变为相对的原则。第三，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论述和改造方案的设计，是中国近代对适应生活发展变化的新的人格形象的第一次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并且标志着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从物质层面开始深入到人的改造的层面，触及到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第四，梁启超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是西方的，但其又凸现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本色。
吕滨，1956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1972年到岳阳当知青，1977年入岳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95年获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MBA）工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湖南师范大学哲学（伦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湖南长沙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团市委书记、郊区区委书记，湖南团省委书记、省青联主席、湘潭市委副书记、江西省吉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现任江西省吉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兼任江西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客座教授。在各级报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序绪论第一章 梁启超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一节 “四海崩溃”，空前的民族毹机和历史变局第二节 政治变革与伦理变革的互动第三节 伦理变革的逻辑讲路第二章 梁启超伦理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第一节 传统伦理思想的承传第二节 西方沂代学说的吸引第三章 德立于群的功利主义道德论第一节 道德根源于社会群体生活第二节 功利主义伦理观及其修正第三节 道德工具论第四章 惊世骇俗的道德革命论第一节 民性与国性第二节 传统国民之劣根性第三节 改造国民性第五章 “新民”国民道德改造的核心第一节 “破心中之奴，立精神自由第一节 新民之道德规范第六章 “新民”的价值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第一节 新民的目标模式第二节 新民的途径第七章 人和观和道德修养、道德教直思想第一节 制浩、讲取的人生观第二节 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观第八章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评价第一节 历史地位：“裂山泽以辟新局”第二节 深沅影响：“著论求为百世师”第三节 历史局限；“保守件与讲取性常交战于胸史”……
因此，忠道的性质也变了，不是国民要“忠君”，而是君主应该忠诚于国民“付托”的事业。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国家思想在伦理观念上的体现，是值得我们注视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受到专制主义统治，使得“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那些持束身寡过主义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成为冷漠的旁观者；而那些“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所以既要批评束身寡过主义，更要反对家奴道德，行道德革命就是要树立国家思想、群体观念，让大家以独立自尊的人格来尽“报群报国之义务”。他批判束身寡过主义的“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他认为，群有益于我，而我无益于群，就是逃避对群的责任。假若人人都只想享受群体的权利而逃避对群的责任，那么这个群也就难以成立了。所以他说：“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同上，第40页）这里，粱氏提出了公德是否具备与国家能否强盛的关系，即衡量公德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同上，第107页），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应考察世界的形势，“静思吾族之所宜”，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同上，第108页）。进而达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同上，第113页）的目的。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公德完全是出于培养符合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新民”需要，并把公德看成是强国之本，看成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道德动力源泉。 梁启超倡导“公德_即合群之德，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独立的漠视。他说：“合群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没有个体的独立、自由，就不会有群体的独立、自由。独立与合群、自由与社会规范体系应该是统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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