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威先生
2009-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张天翼
288
无
抗战发生后，张天翼由上海回到湖南故乡，从事文化救亡活动。目睹某些文化官僚争权夺利的丑态，写下代表作《华威先生》，发表后引起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暴露作品的论证。以速写提示提供重大讽刺形象，标志着他新的艺术成就。他的冷峭、犀利的讽刺风格已成熟。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叫‘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张天翼中学时曾为“礼拜六”刊物写过滑稽、侦探类小说，初步培养了喜剧才能。张天翼这一笔名是于1925年发表散文《黑的颤动》时开始使用的。1929年，他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刊物上发表短篇《三天半的梦》，自此加入新文学阵营，开始他以揭露为宗旨的小说生涯。他的作品多以幽默轻松的笔触展示中国社会中下层的悲剧状态，被鲁迅视为是新文学以来“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他创作多产，此后十年间完成短篇小说近百篇。 时至今日，张天翼留传下来的作品最著名的除了此文外，便数他的童话作品。他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虽然明显带有阶级批判的成人内容，但却因其想象的荒诞滑稽而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建国后的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及《罗文应的故事》也很知名。
三天半的梦皮带仇恨团圆脊背与奶子包氏父子笑清明时节畸人手记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新生〕
三天半的梦 韦： 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停那么久。（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爱情影片”还无聊的。周围的黄色面孔，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坐在对面的先生，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首当其冲的鼻子，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轻松点，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 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门”，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高声地。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连“嗳，五香茶蛋”都大为减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话！ 杭州话，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杭州确乎可憎，不知道你对它如何，我想，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 “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记得你说过。“你的厌弃杭州，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这话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因而连“打公馆”的地方都觉得可憎。…… 谢谢老天爷，开车了：坐在车上，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 打住，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 如今到了K县。 妈的，真无聊。买来的一份《申报》，连广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 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一样的好天气，天空中缀满着各样各式的浮云，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天地都像一件补钉很多的衣；气候是一样的季节，人是一样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个去，一个来。 我想我这时的情形，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像：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我现在是空洞着，好像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不是自己的主意，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而且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我的抽烟卷，和喝过分的酒，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什么事，你当然知道的。）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并不是怕责备，虽然像我爹那么的躁脾气，可是他不会，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吃住。娘呢，她是个柔弱的羔羊，但她却会背着父亲，涕泣太息着劝我的：伙计，我怕的就是这个。 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他们是拚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全用到儿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至于儿子，儿子是，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前年他从北京回来，才住上一个月多点，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父亲心里在愤怒，但他不发出来，临走的一天，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娘也许哭过了，不过他未瞧见。 “长了翅膀就想飞。”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 （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居然能够接济老人，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他们过一点像人的生活，不说舒服。F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要仇视他们呢。而像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我也不会有的，我是对任何事件不曾淌过什么泪水。 车动了…… 笕桥。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 这封信算写完了罢，“且听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一进了家门，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我疑心走错了。 再进两步—— 父亲。 看见父亲了，他在看小说。 “爹！” “啊！”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悲哀，快乐，烦恼，欢喜，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 他的胡子白了许多，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我下意识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张开两臂，我们抱了起来。 在抱的当中，他喊母亲： “素，来看看，来了谁。” 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因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亲的怀抱，我到母亲房里，母亲坐在床上。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 “爹妈还是一样的康健，一样地康健。爹的气色还显得好了些。” “真的么，”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 其实，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 这位老太太像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但除此之外，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这表情，我就说不出是什么，勉强要说，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那败者的表情，也许像这个，但也不怎样像吧。 “似乎又长了些哩，”她说。 “还有得长么，二十几岁了？” “但还是不改孩子气，”父亲插嘴，“还是抱，还是亲嘴。” 母亲听了这句话，甜蜜地微笑着。拥抱和亲嘴，我是和他们干到了十几岁，父亲说过“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的话，可是现在虽成“大人”，“长了翅膀”，还是一样。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并不是做作，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 “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爹说。 “我的来是很匆促的。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到了S埠，那是礼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还有空，便在今早上了车。” 为了点什么小事，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 “那你还没有吃饭？” “没有。” “你要吃什么呢，面还是饭？”母亲问。 “饭大概还有吧。” “那就吃饭罢。” “你要什么菜？” “那你请了几天假了？”父亲又问。 “随便什么菜罢。请假？是的，请了一个礼拜。” “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连今天。” “李妈，少爷还没有吃饭，拿点开水泡饭，剥两个糟蛋罢，再买……” 仍然是那个老李妈，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她好像看见“少爷”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地。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旧，我觉得我在X都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个梦。 于是我们开始谈“闲话”了。X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X都的情况。我们又谈到在X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谈到X都的气候和人物，谈到房子，谈到李妈，谈到……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从到家直到我吃完饭，话还是源源地想了出来。母亲告诉我，家里的那只黑猫生了三个小的，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地不见了，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黑猫的小姐。她又告诉我，姑母来杭州的时候，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摔了一交，幸而不曾伤了什么。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生装做了几个钱。最后，父亲说，湖南来信，七叔快过六十岁，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说。 这所屋子的每间房，经了母亲的布置，都很洁净而整齐，但是厢房，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厢房虽斩齐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仆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厢房，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娘解释着。 “这自然不打紧，”我说。“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要是X都人见了，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 “是洪璧送的。洪璧才可怜哩，她上个月……”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 “爹呢？” “没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我在X都刚跑进那鸟中学，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所谓谈，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但这是不相干的，管他儿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便得了。 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 我说有时实在是忙，有时觉得无话可写。 “但是常寄信来，家里也好放心，”她和平地。“有时爹爹发气，说你不写信，叫人提心吊胆的。我说他一定没有什么事故，有什么事他倒要写信来了。” 她只说信的事，不曾提到钱，提起钱我也许要脸红的。平均算来两三月寄一次，每次最多八十元。他们是怎样维持下去的，我简直不曾想到要问一声。他们给我的信，永远不曾问我要过钱，有几次，父亲信上说：母亲是神经衰弱，见家里钱快用完，一急，便泻肚了，我便筹点钱寄去。 这回我挑战地说： “钱呢，我钱寄得少，爹爹也发气不？” “倒不。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来，问你可常寄钱回来。我说，自己赚的，他自己不用几个，还有什么乐趣呢。” 我似乎感到内疚：我的生活是比他们好得多了。但我解释着： “学校里老不按时发薪，今天十块明天五块地发，叫人不好预算，零钱是到手就花去的，所以就无从寄。并且还做了几件衣。” “这自然难怪的，”她道。“我是只怕你看见家里要钱，又筹不着，因此着急，所以从不问你要钱。” “家里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 “拚命地省，五十块钱够了。” “我没有寄钱的一向呢？” “借是还借得动的。有几回人家请爹写对子，送个十来块钱，但他的钱总是买了书了。这一向……” 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到隔壁一家酒店里去叫酒的，还叫了几色菜。这些酒菜，我想我来出钱，但是—— “已经给过钱了，”他得意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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