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名与不幸
2011-8
江苏文艺出版社
王人美
233
无
王人美（1915～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庶熙。原籍恻阳。1927年人上海美美女校就读。1931年后主演或参加演出《野玫瑰》、《芭蕉叶上诗》。所主演的《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两家春》、《青春之歌》等影片。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理事。
《我的成名与不幸》是“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
《我的成名与不幸》是王人美的自传，读后使人对王人美这位文化名人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王人美(一九一四—一九八七)，著名电影演员，湖南长沙人。十三岁进入上海“美美女校”学习歌舞。十五岁加入“明月歌舞团”。一九三一年十七岁时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吸收为歌舞演员，涉入影界，随即参与拍摄《野玫瑰》，以简洁粗犷、清新自然的风格一举成名。两年后主演《渔光曲》，公演时轰动上海，创造了当时国产片的最高卖座记录，并于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奠定了她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其后，曾主演《壮志凌云》、《风云儿女》以及话剧《孔雀胆》、《浮沉》等，并在许多影片中出演配角。曾任第六属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七年于北京逝世。
朴素的记录 善良的心声
第一辑 童年的梦
双亲的喜和忧
我第一次见毛泽东
我少年时的爱好
大革命失败和家庭人员星散
第二辑 黄毛丫头和歌舞
中国最早的歌舞学校
黎锦晖的代表作是什么
黎锦晖为什么写情歌
中国第一个赴南洋演出的歌舞团
第一次演主角和“四大天王”
第三辑 成名之路
他推我走上银幕
有声片种种
两个蔡楚生
《渔光曲》诞生的艰难历程
第四辑 明星的苦恼
风云变幻中拍《风云儿女》
影坛未名篮球队
我所了解的吴永刚
明星的苦闷和冲破罗网
第五辑 人生的螺旋
流亡生活中的泪和笑
十字路口
倔老头叶浅予
追求和遗憾
附：王人美年表
后记
版权页：插图：双亲的喜和忧我今年整七十，上了岁数，记性就差了，加上我犯过两次精神病，脑子更像一盆糨糊。你别惊讶，我是犯过这种病，当然比较轻微。为什么犯病？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也许看完这部回忆录你就理解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出生在长沙，原籍湖南浏阳县，小名细细，上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你该笑话我们家孩子成串吧！当时的人们脑子旧，再加上军阀混战、瘟疫猖獗，弱小的生命最容易被摧折，因此希望多生。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只有七个长大成人，婶子大娘已经非常羡慕了。我亲眼见到左邻右舍求神拜佛保佑家里人丁兴旺、无病无灾。我父亲比较开明，不信和尚、道士，可是家里也供着祖宗牌位，每逢除夕之夜他带领全家给祖宗牌位三鞠躬，大概也是希望子子孙孙能相继不断吧！你瞧我说话东拉西扯缺少条理。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噢，问我父亲的名字和工作。我父亲叫王正枢，号立庵。他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数学教员，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不但数学好，古文不错，连书法、医道也懂得一些。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经常看见他总是身边一炉香、手中一支笔，埋在书堆里读书。听长辈念叨，父亲的藏书中有不少珍贵的古籍，可惜全部毁于长沙大火。父亲待人谦和，不论是谁，求他开帖中药方或者写副对联，他都有求必应。他对孩子更是宽厚慈爱。我记得大姐、二姐有段时间看《红楼梦》入了迷，放学后躲进小楼里不下来，家里人左一遍右一遍喊她们吃饭，她们才磨磨蹭蹭来到饭桌旁，却是一副丧魂落魄的神气，尤其是大姐，可能是边看书边落泪，两眼老是又红又肿，活像两颗熟透了的樱桃。曹雪芹的《红楼梦》，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古典文学名著，倒退六十多年，长沙城里好些人家还把它当淫书呢。那些爱管闲事的婶子大娘听说我姐姐偷看《红楼梦》，就在我父亲面前絮絮叨叨，要他好好管教。你猜我父亲怎么着？他笑眯眯地洗耳恭听，就是不露一个“管”字。家里人说，这是父亲的老办法。我大姐、二姐出生在光绪末年，那时还兴女孩缠脚，婶子大娘跟父亲唠叨不休，我父亲也是不吐一个“缠”字。我两位姐姐都是天足，连家里雇请的老保姆易嫂也是大脚婆。提起易嫂，我又想起一件事。易嫂识几个字，喜欢背《三字经》，不过有时把“人之初，性本善”背成“人之初，本性善”。当我和三哥牙牙学语时，她就教我们背《三字经》，还洋洋得意地要我们在饭桌上背诵。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些易嫂的高足，背得磕磕碰碰，颠三倒四，惹得大家一片哄笑。我父亲呢？不但不笑话易嫂，还要嘉奖几句。现在想来，我父亲主张孩子们的知识面要广一些、博一些。当然，这有个前提，必须学好正课、学好基础知识。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大约发生在我三四岁的那年夏天。小哥哥和小姐姐刚上小学不久，受了半年拘束，好不容易盼来暑假，活像脱缰的野马，整天嘻嘻哈哈地又玩又闹，连暑期作业都丢在脑后。父亲知道后，让三哥他们搬来长桌板凳，放在天井的房檐下，还教他们做了个土风扇，用许多长条的布，系在木棍上，悬挂起来，木棍连有绳子，一拉绳子，布条前后摇晃，就有凉风。对了，我应该说明一下，我们湖南的天井，相当于北京的院子。父亲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命令三哥他们老老实实地坐在房檐下，上午亲自给他们讲书，下午督促他们做作业，除了晚上和星期天外，不许玩儿。整整一个暑假，父亲很少外出访友，也放弃了埋头读书的乐趣，陪着几个孩子复习功课，还常常替孩子们拉动土风扇的绳子。那时候，我也天天搬只小板凳坐在后面。你别以为我从小爱学习，不是的。因为上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跟我玩，上小学的小哥哥小姐姐又不能玩。我一个人闷得慌，只好跟来了。我有时坐在板凳上打打盹，有时蹲在地上拔拔草，不过，我很喜欢听哥哥姐姐背书，那声音忽儿高，忽儿低，忽儿快，忽儿慢，好听得很。听着听着，我也听熟了。有一次，我扯开嗓子跟着背“孟子见梁惠王”，想不到惊动了父亲。父亲走到我身边，把我抱起来。我看得出来，父亲心里很高兴，连眼睛也带着笑意。后来，父亲给我起了个学名，叫王庶熙。庶熙两字出自《尚书·尧典》里的“庶绩咸熙”，意思是许多事情都振兴起来。我体会父亲的心情是希望孩子们认认真真地读好书、扎扎实实地学些本领，将来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出力。父亲以为读书可以救国，发展工业可以救国，所以一心想送孩子去国外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马克贬值，用中国钱在那里生活比较便宜，因此父亲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以及临时挪借来的一笔款子，都交给我大哥王人旋，让他去德国求学。听说大哥临走时，父亲再三嘱咐他多学些外国的先进技术，回来发展民族工业，振兴中华。父亲真是一片苦心呀。大哥在留德期间结识了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朱德同志印象极深。他告诉过我们，留德期间，中国人开起会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发言，朱德同志很少说话，而会后却抢着干那些刻蜡纸、印材料一类的具体工作。后来他转到苏联学习，与乌兰夫、孙冶方同志合住在一位苏联老大娘家，不料被王明清党时开除出党。据说起因是他给俄国女教师的俄文教学方法提了些意见。你说可笑不可笑。
后记解波王人美，三十年代蜚声于上海影坛，而我四十年代才出生于黄浦江畔。我替她整理回忆录，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事情的缘起很偶然。一九八。年初夏，我和朋友们闲聊。有人提到，王人美患脑血栓，住了医院，不少人前去探望，其中有个叫五嫂的孤老太太，哭得像个泪人儿。重病的王人美扯开嗓门对她吼：“你哭什么？你放心。我管你，我养你，我给你送终。”好大的气魄！自己还在和死神拼搏，居然承诺了为别人养老送终的义务。我问王人美和五嫂的关系，朋友也说不清楚，似乎她们之间并没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件事铭进了我的记忆，时时翻腾着、催促着我去拜访这位豪爽的老人。深秋，我踏进了王人美的住宅。这是坐落在北京东城的普通四合院。院中藤树依偎，盆花散落，透出清幽静谧的气息。她，斜倚在床上，瘦小、单薄，前额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完完全全是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了。她知道了我的记者身份，不友好地嚷道：“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写的，真的。”追加的“真的”两字冲淡了不友好的语气，也引出了她的笑容。她弯弯的双眼里笑意一层层地增厚，显得那么甜美、那么纯真，几乎令人想起婴儿的憨笑。几天之后，她同意回答一些问题，一些关心她的读者和观众提出的问题。我们刚刚开始交谈，她就突然扔下我，自顾自地换鞋、穿大衣、找轮椅。她要干什么？我问她，她回答得干脆：“陪你去找黎莉莉。”找黎莉莉？这是什么怪念头？她见我迷惑不解，得意地边笑边告诉我，黎莉莉比较了解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噢，她要找老友共同回忆往事。那天下午，阴云密布，北风呼啸，病人根本不宜外出。我苦苦地劝她改日再去。没用，可真是个急性子、犟脾气。相处日久，我才懂得她的心。她生怕自己记忆有误，对不起读者，急不可待地、千方百计地核实和补充自己的回忆。推着人美的轮椅，走进扑面的寒风。辚辚的车声触发了我的思绪。听说人美爱骑飞车。一九七八年秋天，她已经六十四岁，又有高血压病，为了参与导演北影演员剧团演出的《雷雨》，每天骑车横穿北京城。她短发齐耳，身材娇小，像流星般地飞驰而过，惊得路人直叹息：又是个横冲直闯的楞头青！起初，我把这种事当作民间传说，现在，当我看她昂着头、抿着嘴，对刺骨的北风不屑一顾的神态，我相信了，完全相信了。之后，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上午和她相伴，记录她对读者问题的答复。我去的时候，常常赶上她用早餐，只见她靠抖抖索索的右手，艰难地、缓慢地拿勺舀粥，用小刀切面包。稍有不慎，粥便洒落在桌面上、衣襟上。我问她为什么不让人喂？她爽快地回答：一个人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不要依赖别人。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半身偏瘫的病人，一个从死神魔掌里挣脱出来还不到半年的老人。她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动，攥着暖气管道费力地蹬腿。她不愿躺在床上，她要争取照料自己，甚至还想着照顾别人。她家的暖气管道上了年纪，缺少热量。她见我身体单薄，怕我挨冻，好几次张罗着点什么煤气取暖器。我阻止，她不听；我要点，她不让。她一瘸一拐地取火柴、开开关，接着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划，不是火柴头没能划着，就是火柴梗脱手飞出。她硬是不肯服输，一根连一根，终于点燃了蓝莹莹的火苗。我在旁边除了赞叹之外，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的记录工作常常被来访者打断。她的朋友真多，不少是数十年的知交。比如青艺话剧团的路曦，四十余年前，是个明月歌舞团里的丑小鸭，人美管她吃、管她住，还管介绍工作。如今，路曦已是享誉京华的老演员，人美还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她。路曦曾给我看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路曦，今晚我们将来看你们的演出，带上西洋参少许，给你提提神，祝你演出成功、胜利。王姐姐。”那是一九八。年，青艺的老演员们复演夏衍的名剧《上海屋檐下》，六十五岁的路曦再度扮演女主人公杨彩王。人美派侄儿送去了祝愿和西洋参，又拖着病残之躯去看彩排。这是何等深厚的友情，始终不渝！我发现人美十分珍爱小纪念品。十年内乱，她失去很多、很多，怨怼却很少、很少。但是她十四岁时随明月歌舞团下南洋买回的小玩意，十八岁时大姐送她的生日礼物一把剪刀，也被当作“四旧”扫除。每每提及，她都非常懊恼、惋惜。半个世纪前，吴永刚曾送她一只黑洋娃娃，慰藉她新生儿夭折的痛苦。前几年，黑娃娃失而复得，虽然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她还是为黑娃娃罩上塑料套，恭放在书橱顶部。可以说，她把友情看得比黄金还贵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人美的朋友不限于知识界、文艺界，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比如那位五嫂，是北影厂传达室工友的妻室。据说，她是人美嫂子的姐姐的妯娌，一九五二年从湖南乡下进城，照顾过病中的人美。两年后，五嫂和北影厂工友老狄成亲，人美当了主婚人，送了厚礼。本来，事情到此已经画了句号。想不到在文化革命后期，老狄不幸病故，五嫂无依无靠，生活无着，人美不顾自己的处境，主动承担义务。先是每月从工资里抽十元钱补贴五嫂，后来又把一张存款单交给五嫂任意取用，直到一九八三年五嫂去世。这种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美原来的邻居，街道修车处的曾师傅，曾经养育过六个孩子，晚年却无人看顾。人美又主动承担照料的责任。每月从经济上接济他，陪他外出散心，替他熬药送汤，以至于如果曾师傅突然病倒，街坊邻居会打电话到北影通知人美，好像人美是他的亲属。人美告诉我，五十年代，她曾经受过批评，罪名之一是“大朋友主义”。大朋友主义？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顶帽子？发明者真该立功受奖！难道说朋友越少越好，友情越淡薄越好。同志之间，为什么不能少一些猜忌和争斗，多一些谅解和关心呢？可惜的是，病后的人美性格、脾气都有些变异，她不满意保姆的工作，甚至和老伴叶浅予先生也时有龃龉。她对叶先生向来体贴入微。远的不说，前几年叶先生病重住院，她喂饭捶背，跑前跑后，累得晕倒在候车站上，也从无半句怨言。现在是怎么啦？是脑血栓病对神经的刺激？还是久病不愈引起的烦躁？我也说不清。“答读者问”的记录整理工作结束以后，由于忙，也由于自己健康不佳，有很长时间我没去看望她。一九八一年的盛夏，一天，电话里传来人美的抽泣声，要我立刻就去。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匆匆前往。原来，她参加了妇联召集的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的号召，宣布了“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她弯弯的双眼变成了一对小红桃，哽哽咽咽地说：“我是在儿童歌舞班里长大的，我要出力，我要捐款。”我知道她感情容易激动，以往忆及底层人民的苦难，或是亲朋故友的凋零，都会潸然泪下。然而，今日，我体会到，她的泪是甜蜜的、欢快的、幸福的，她全身心都沉醉在崇高的愿望里。捐多少呢？捐一万元。她喜滋滋地亮出全部存折。天呀！拢共只有一万另几百元。她既然把事情委托给我，我不能不替她考虑，她年老有病，需要滋补调养。我费了不少口舌，她勉强同意捐赠伍千元。经过奔波、磋商，北京王府井小学接受了这笔赠款，为孩子们增添音乐器材。九月九日，学校为答谢她的盛情，举办了联欢会。我推着轮椅，送她去学校。茂密的树叶把阳光筛成无数珍珠似的光斑，跳动在她神情庄严的脸颊上，跳动在她蜷曲枯瘦的左手上，照亮了，清清楚楚地照亮了手背上的蓝墨水字迹“理想、目标”。我知道，她早早地就在思忖，该怎样和孩子们见面？该向孩子们说些什么？说什么？真的，说什么好呢？带上这盒录音带吧！让孩子们听一听自己五十年前唱的《渔光曲》。那时候，我的心愿是希望小猫、小猴这样的穷孩子能够温饱。如今，孩子们嗬！你们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和目标。看见了，看见了，她看见了等候在学校门口的少先队员们；听见了，听见了，她听见了稚嫩的喊声“王奶奶好”。她猛然探身向前，似乎想扑向孩子，力不从心呀，又重重地跌倒在轮椅上。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冻结在唇边。分秒之间，孩子们涌上来了。笑声、掌声包围了她、淹没了她。联欢会拖的时间很长，也许是连日来的奔波，也许是不习惯矮小的课桌。疲乏的感觉偷偷向我袭来。奇怪的是，人美脸上没有丝毫病容、倦态，她兴致勃勃地观看节目，全神贯注地和孩子交谈，唇边的笑意又变得那么甜美、那么纯净。她身上蕴含着多大的精力呀？想起来了，在她家里，我看到过好几个胶片编成的美丽灯罩，问她出自谁手？她笑眯眯地告诉我。“文革”后期，他们这些批判对象成天枯坐无事，又不许学习业务。她不愿时光白自流失，向别人学习编灯罩、织杯子套，没几天，她就能得心应手地编织出种种可爱的小物件。此外，她还学习糊顶棚、裱房间，修理电灯等等本应属于男子汉的活计。她哟，一辈子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如今，喷涌的精力被疲软的躯体所拘困，怎么能满意那些远非灵巧的手指操持的家务？怎么能不希图得到亲友贴心的抚慰和帮助？又怎么能不渴求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似乎更理解她了，一个念头悄悄地萌发：替她整理一本回忆录吧！这会成为她新的工作，也许还会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她高高兴兴地赞同了，认认真真地投入了工作。为了弥补记忆的模糊，她频繁地求取亲人及老友们的帮助。鸿雁衔来了一封封回信。她的三哥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王人艺详尽地叙述了童年生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孙瑜深情地回顾了《野玫瑰》的拍摄；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梁山眷恋地忆叙了影坛未名篮球队的盛况；影坛宿将司徒慧敏精辟地分析了《渔光曲》拍摄前后旧上海文化界的势态。还有薛伯青、刘琼、王为一、中叔皇、黎明晖等，都为她努力发掘尘封的历史一页。如果没有这众多老同志的热忱相助，人美记忆的闸门难以完全叩开，这本回忆录也难以顺利问世。那些日子里，人美时时沉湎在往事的回想中。我有时接到她的电话，她劈头就说又想到了一件事，问是否有用。尤其是她奇迹般地保存了满满一箱昔日的照片，那些泛黄的照片常常能唤醒她的记忆，引出一段感人的往事。她竭尽全力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和盘托出，殷切地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份资料，也留下一些启迪。又是好久没去探望人美了。工作之余，常常惦念她。她久久没能完全恢复健康，也始终被束缚在斗室之中。一个人呀，活动的天地越小，和旁人发生摩擦的机会就越多。最近，我踏进她的客厅，惊讶地发现她脸色红润，神采飞扬，拄着拐杖走得比过去麻利多了。她告诉我，夏末，叶浅予带她同赴新疆观光，飞越千里，遨游边陲，真是心旷神怡。好一个勇敢的老人！她向命运之神发出了坚强的挑战。叶先生也夸她，新疆之行，她根本不像病人，总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春节期间，还要和他去浙江老家，观赏水乡的花灯。听着老伴的赞语，人美又甜甜地笑了。从那笑容里，我看到了孩子般的热忱，孩子般的率真，以及孩子般的娇憨。娇憨？这两个字用在七十岁的老太太身上，不相宜吧？有什么不相宜。她之所以值得留下对往昔的回忆，不仅仅因为她是位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更因为她对生活、对人们始终保持着一颗晶莹的童心。一九八四年初秋（本书所有照片均由化夷提供）
《我的成名与不幸》为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
无
没想到在当当网能找到此书，昨天收到书时很开心！
最早一代有声片明星了，影响力与经历都够特别，又是左翼。可惜口述时年纪太大了。
一定要看的书！
代别人买的,上午订的下午就收到.
纸张质量不是特别好，其他都不错
内容很好，书做得很一般，翻翻就散页了，真心无语，拜托出版社装订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