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向左 新月向右
2012-5
江苏文艺出版社
李伶伶
297
265000
无
庄子距离我们两千年。李白距离我们一千年。纳兰容若距离我们三百年。千百年，不过美人一回眸，佛家一弹指，人间却已经不知经过多少往复更迭了。而他们却已立于时间之外的一棵桃树下，桃之夭夭，落英缤纷，超然物外。若许我用三个字说容若，我会说，不染着 。何为不染着？佛祖说，对眼前的色、受、想、行、识，不起欣喜、欢悦、欲爱、执着、沉迷，是为不染着。或许你会问，若依此来看，容若岂不是太染着、太执着了？可容若的不染着却正是执着。纳兰容若式的执着。只因这样的执着，正是我们渐渐失却的，甚至可能永远失却的。所以千百年后，我们仍旧在读纳兰容若。佛祖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漏皆苦，涅盘寂静，是一层境界；纳兰容若的不染着，却是另一层境界。只看你已经抵达哪一层，抑或将要抵达哪一层。无论你如何选，都应遵循你的心灵。正如纳兰容若一般。诚如纪伯伦在他的诗中所说：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从榨不出汁，盛不进杯，拿不住手，碰不着唇的东西中取饮。在心灵告诫我之前，我的焦渴是我倾尽溪涧和贮池中的水浇熄的灰堆上的一粒火星。可是现在，我的思慕已变为我的杯盏，我的焦渴已变为我的饮料，我的孤独已变为我的微醉。我不喝，也决不再喝了。但在这永不熄灭的燃烧中，却有永不消失的快乐。
本书通过鲁迅与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胡适、邵洵美、潘光旦、沈从文、闻一多、罗隆基等人的文化论争，反应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环境，以及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不同学识背景的文化人所抱负的不同救国理想。由公理之辩演化成义气之争，作者通过表象，剖析了大师们的性格特征，让读者仰视的大师有血有肉，生动鲜活。
李伶伶，教师职业，律师资格，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曾获南京市委宣传部、团市委颁发首届“南京十大青年文化新星”称号。著有《中国京剧四大名旦全传丛书》、《日记的胡适》、《徐志摩?新月社》、《法界巨擘倪徵噢传》、《尚长荣传》、《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等，先后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奖、江苏省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
19932003年江苏报告文学奖一等奖、第四届金陵文学奖一等奖等。
序
徐志摩说，鲁迅的脾气不易捉摸
公仇、私怨：鲁迅与陈源
“不生气”的梁实秋，“不宽恕”的鲁迅
鲁迅的讥嘲，胡适沉默以对
鲁迅说，罗隆基是“奴才”
邵洵美的富，鲁迅的怒
鲁迅称潘光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
草根的沈从文，精英的鲁迅
叶公超评鲁迅，“人归人，文归文”
闻一多：“昆明的鲁迅”
后记
版权页： 插图： 关于新月社之名的来历：既然新月社的成立和泰戈尔有关，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将“新月社”和泰戈尔的《新月集》联系在了一起。 新月社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也是早期新月社五年存续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为招待泰戈尔而排演了泰戈尔名剧《齐德拉》。 徐志摩曾直言，他崇拜伟人。他说：山，我们喜欢高山；人，为什么我们不愿接近伟大的人呢？泰戈尔便是他崇拜的伟人之一。他不吝赞美之辞地称泰戈尔是“世界上一位无比的人物”，并自认认识他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当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之后，徐志摩一口气写了三篇有关泰戈尔的文章，《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他以他一贯的略有些浮夸和矫饰的文风，以诗人特有的奇语妙言，极尽赞美。他也不怕他那些过热过火过烫的词句会沾上“吹捧”、“讨好”的嫌疑。 对泰戈尔，有以徐志摩、胡适等为首的“保泰派”，也有以左翼作家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和鲁迅等为首的“倒泰派”。陈独秀等人言辞激烈地直接表示要“送他走”。 拥护的之所以拥护，无非因为双方存有文化认同感、思想契合感。反之，便是反对的之所以反对的原因。那么，这里的“文化”和“思想”是什么呢？郭沫若认为是：“‘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 茅盾也如徐志摩一样很欣赏泰戈尔的人格，但他对泰戈尔“高唱东方文化”、“创造诗的灵的乐园”、“非暴力思想”大力反对、大加指责。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就不难理解茅盾的“反对”。在内忧外患和重重压迫之下，中国青年怎么能够崇尚“非暴力思想”而“潜”入“诗的灵的乐园”，去陶醉去冥想去自寻安慰？简单地说，就是怎么能够逃避？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茅盾、郭沫若他们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反对“梵”“尊严”和“爱”的；而徐志摩他们是站在人类的高度赞颂“梵”“尊严”和“爱”的。人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梵”“尊严”和“爱”，但在郭沫若他们看来，在残酷血腥的现实面前，谈“梵”“尊严”和“爱”，是奢侈的。 对此，鲁迅一言以蔽之：“神仙和凡人。”也就是说，只有神仙才有资格谈“梵”“尊严”和“爱”，而凡人，哪来这个权利？ 如果说茅盾的批评、郭沫若的指责尚有现实意义的话，鲁迅的发难则不免有人身攻击的味道了。 1924年11月11日，也就是泰戈尔离开中国之后，鲁迅在《坟•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回顾数月前泰戈尔访华时的热闹，极尽讽刺：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
这是我写鲁迅的第二本书，第一本《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能引起读者注意，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鲁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否曾经崇拜他，喜欢他，或是后来厌恶他，离弃他；对他一直不改敬仰之心，抑或后来起了逆反心理。他都还是他，一直头发直竖、胡须拉碴、不苟言笑地在那里，起先是在主席的语录里，在中小学的课本里，继而是在哲人的名言集里，在思想的武器库里。伴随着一代人从少小到成人、从无知到懂事的成长历程，不管你对他的态度一贯如何，曾经如何，现在如何，他都始终如此。换句话说，变的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人们，而他仍然是他，不曾改变过，他以不变应万变。 记忆与梦魇有得一比，虽然不像后者那样恶性，同样的是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或是以为离远了，可它总是在你不经意间，倏忽现身，随时随地。 既然不能通过疾奔，把它远远地抛到身后，用扬起的遮天蔽日的尘土把它掩没掉，不如干脆坐下来，把它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交一份作业。 原以为社会早已进入去圣人化时代了，没想到把鲁迅当作圣人的仍大有人在，连说他身上常人所有的不好的一面都不能容忍，甚至把缺点视为优点，这是颇有意味的，当然也不奇怪。比如鲁迅对发妻的态度，明明事实很清楚，评价却大相径庭。其中原因，除了对被崇敬者的宽容度的不同、待人行事的思想观念的差异，还有各人的道德水准的参差——这也惹我们猜想，那些持肯定态度的人，若遇鲁迅同样境况，很可能也会像他那样做吧？ 鲁迅对新月才子们的态度也如是。所以我们的去圣人化时代是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的一团雾，进是进去了，何时出来却难以断定，也许一会儿就豁然开朗了，也许迟迟不见天日，对此我们得有思想准备，否则会生气。 多年来，我的写作一直在专业学术著作与大众通俗读物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希望我的书有一定的思想性，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对人事是客观的叙述，避免纯理论的思辨与过于专业的术语，希望它对读者来说，是亲切的。可敬而不可亲的著作不是我的追求。 在写鲁迅之前，我到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里面有一个鲁迅书店，专卖与鲁迅有关的图书。店很小，但书很多，大多是专著。我进去浏览了一下，很快就出来了，怀着敬畏的心出来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么多年为什么鲁迅看似离我们近实则离我们不近的原因了，也清楚了鲁迅这块“熟田”有我耕作的余地了。
《鲁迅向左 新月向右》编辑推荐：今有方舟子说韩寒代笔，昔有鲁迅说邵洵美捐班。陈源（西滢）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本书有事实有真相。邵冠华说：“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果真如此吗？看官们自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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