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在心的人
2010-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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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在众多作家中，我最喜爱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启发了我，自己也提笔学习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一九四三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选人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的报刊匕。一九四八年后，我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迎接解放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初期的工作，没有顾上写作。 一九五五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习作，我受到审查，隔离达半年之久。运动结束后，我的思想被搞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不常接触工农兵大众，谈不上熟悉他们火热的斗争，写作不可能反映“主旋律”。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只是在一九五九年，“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再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得到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一九九二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生活为主，不敢设计什么“宏伟”计划，只能灵活机动：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写，作品独立成篇：好处是写作起来比较灵活，缺点是难免某些内容重复。 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不论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作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如有误差，一经发现，尽快改正。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在这方面探索。 向巴老学习，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铭记在心的人》包括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不要叫首长，叫同志——怀念贺龙、总司令慈祥地挥手等。 “最难风雨故人来”李致坐在马识途老人为他所写对联的下联旁，心中充满着思念。正是这种情感促使李致写成了《铭记在心的人》。
李致，生于一九二九年，早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参加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曾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和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总编辑。改革开放时期，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其在出版工作中的业绩被收入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一九九一年至二○○九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尽管当过“官员”，文艺界认为，归根到底，李致是个“书生”。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过几本“往事随笔”。二○○九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荣誉证章和证书。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不要叫首长，叫同志”——怀念贺龙总司令慈祥地挥手小平对川剧的关怀岚山周恩来诗碑杨尚昆同志二三事——纪念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探又兰大姐良师益友——怀念汪道涵“我会为你们说话！”——怀念任白戈迟献的一朵小花——怀念杜心源难得的好部长——怀念安法孝文艺界的领导和朋友——怀念李亚群“生前友好”戴云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怀念胡克实焦某“文革”轶事许光的遭遇小萍的笑容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附：致公素描我的引路人——怀念贾唯英附：《献》贾唯英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怀念洪德铭永远的负疚——怀念国际友人云从龙十二桥前的思念——怀念杨伯恺烈士八舅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再见！三哥向文学大师组稿——怀念茅盾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我们的关系不同！”——怀念沙汀热爱劳动人民的作家——怀念艾芜冯至的呼唤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怀念李健吾两件珍品——怀念叶圣陶我们的“三姐”——怀念严庆澍绍棠，我非常想念你——怀念刘绍棠写在读《战争和人》后——记王火老友高缨不忘社会责任——记卢子贵祝福字心川剧功臣魏明伦——在魏明伦戏剧作品研究讨会上的讲话真想和他再“长话短叙”——怀念周企何名丑的“遗嘱”——怀念周裕祥小大姐，准舍得你止——怀念陈书舫再说几句心里话——怀念竞华含着歉意告圳——怀念王永梭我们爱倩云——在许倩云舞台艺术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心中的巴金——在上海“走进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带来光和热的人——怀念我的三爸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牛棚”散记简述李国煜简述李国炯胖舅舅姨妈冬娃儿后记
一天下午，“造反派”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巳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已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 一九六九年四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
李致一直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洁、光明、温暖。 ——廖全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