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悲悯
2003-12
上海三联书店
摩罗
166
无
摩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民间思想者”。他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认为：“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摩罗作为一个批评者，他的批判很刻毒，但很多人都对摩罗的批评很感动。这是因为摩罗在批判人文、政治的时候，也在批判自己。有人评论摩罗其人：从摩罗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摩罗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他懂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现实中人又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文字好像是从他的鲜血中流出来的。好像他把自己的毛细血管都伸到别人身上了，这血管伸得非常的长、非常的细，伸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流回了他的心，又从他的心里流了出来。他和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毛细血管的循环关系。还有人说他：摩罗的文章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感不是教堂里的宗教，而是一种大地上的宗教。请读者从这本文集中感受一下摩罗吧。
第一辑 捕捉生命之光俄罗斯的阳光上帝的背影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乔点运：忏悔的另一重含义学习哎，学习和平第二辑 奴隶的痛苦描述耻辱学人的宿命奴隶的痛苦与耻辱冷硬与荒寒诗歌界的顾准用小说思考的作家卢棱与贵妇人第三辑 重温英雄梦学习有尊严的生活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天才的厄运重温英雄梦博士俱乐部记事坚持者仍在坚持一个高贵的生命自由的歌谣思念仁者附 录摩岁：大地上的悲悯(莲子刘年)思想者的姿态(严凌君)超越仇恨的力量(晓晖)
而英雄则是上帝派给人类的先知，他感觉灵敏，眼界高远，能够深切理解隐伏在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或者他虽不甚理解，却能以自已的天性来感觉它们，表现它们，他们很难与大众一拍即合。有的先知表现为时代的超前性，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一个稍受教育的“群众”即可理解他的思想。有的英雄则以反文化、反伦理、反世俗的方式表现出他对人类的引导意向，这些人永远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即使在几百年后，也只有极少数的特殊人物能与他们心心相映。就现实生活中的命运来说，他们都是很不幸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蒙受最严重的诽谤、诬陷和孤独。但他们并不戚戚惶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正是有了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惊人承受力，才把自己推进到英雄行列中的。做一个这样的英雄既不是别人强其所难，也不是自己有意做作。一切都是志向、修养、天性、时势，遭际等等综合因素所导致的自然结果。这既是大痛苦也是大幸福，然而命运只把这样的大痛苦和大車福降临给那些承受得住的人。 书摘1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沉与浮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以前，中国出现了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圣人之学与西方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些过渡性知识分子胸中杂然相处，他们怀着变革社会、改造民族的抱负，选择朝廷作为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认为左右了朝廷也就左右了中国。但朝廷是一个有独特含义的概念，它与封建政治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几成同义词。它的功能是维持天下一统的秩序和皇族的特权。康梁们的作为引起朝廷功能紊乱，朝廷的主人们无情地把他们赶了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站起来了。他们几乎都在域外受过长期的现代教育，精神风貌不同于林则徐、龚自珍那一代，也远远超过康梁那一代。但有一点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一致．即同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改造民族生活，推进民族进步上所负的巨大责任。该以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使命呢?他们不想重蹈前辈覆辙，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懂得，改造一个民族是巨大漫长的工程，关键所在并非朝廷。于是，他们以中国知识分子所从未有过的独立意识和勃勃生气，光辉灿烂地来到了另一个场所——广场。广场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民众为了共同的利益和要求而聚集的地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这样为了大众权益来到了大众之间，并以大众导师的意识开始了他们所选定的神圣事业——启蒙。 他们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大办报刊，以向旧世界开枪开炮的勇气，写着他们的文章。他们占领了大学讲坛，以向俗民布道的热情。宣传着来自异域的各种学说。他们还不失时机地促成、支持、参与各种群众运动，以期在具体的社会运动中重塑民众，再造历史。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张留影既不失救国救民的凝重底色，又不乏捍卫个性尊严的华彩。 五四以后一连几十年的漫长战争，使广场变成了战场。民众或者成为炮灰，或者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曾经以民众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夹杂在流离者中东奔西逃，启蒙者的豪气顿然消尽。炮火硝烟对个性主义和一切精神追求进行着残酷的否定。求和的欲望转化为求胜的欲望，知识分子由此滑人自卑的深渊，自然会表现出对民众集体的皈依，甚至会对横刀勒马的武夫暗怀敬仰。为了拯救自卑，获得“有用”的名分，他们放弃了弘场个性的企图和启蒙主义的立场，急于成为“文化战士”或形形色色的吹鼓手，以求与冲锋陷阵的民众达成平等。就这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时代潮流中完成了这种角色转换。但是，那些较多地具有现代素质，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品性的知识分子，情形就要复杂得多，认真研究一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生平和思想轨迹，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近十几年来，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在顽强滋长。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机制的发育，知识分子队伍的规模也日趋扩大。他们中的一部分萌苏了古老的“朝廷情结”，更多的人则像五四前辈那样发展起“广场情结”。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思路都难于展开，甚至连一个和平的尝试也是那么昙花一现。正在他们进退维谷，茫然无措时，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拜金主义大有覆盖一切之势。广场已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商场，所有光临者都是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和吃喝拉撒的需要，广场情结因此而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部分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用武之地，一些本不合用的知识分子也以“下海”的方式调整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有用的位置。但他们多半像“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丧失了知识分子意识．退守到了生存本能或物欲之中。另一些企图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意识、保持个性独立、保持人生思考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再一次彻底地沦落为落泊书生，只是落泊的原因有别于前。 从朝廷到广场，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他们以现代精神和民众导师的自我意识，自豪地投入了历史实践。从广场到战场，他们备受尴尬，启蒙意识丧失殆尽，唯求将自己消融于民众之中以实现平等之愿。当他们企图重返广场延续旧梦时，猛然发现昔日需要启蒙的民众分别扮作商人和主顾，昂首阔步地占满了广场，在这里神采飞扬地讨价还价，谁也无暇注意书生的行迹和声音。他们四顾茫然，无所适从，他们终于以不为民众和社会所需要的方式，又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现代精神在中国土地上踉踉跄跄无以行进的挫折史。在当今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能够怎么办?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坚守自身?何以发展人文学科? 何以探求宇宙人生之形而上奥义?还有．他们将怎样处理自己与民众和民族的关系? 这一切答案都深蕴在运转不息的民族生活之中，等待着知识分子去寻找，去发现。 精神的不可翻译性 XXX： 当你阅读中国人所写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评论文字时，建议你设两个禁区不要涉及。第一是关于那位著名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的，第二是关于那位真诚忏悔的高贵的俄罗斯公爵聂赫留朵夫的。 不是我想搞什么文化专制，我只是为了使你免得因读这些文字经受愤怒、恶心等种种折磨。我实在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位骑士看作小丑，把那位忏悔的贵族看作自欺欺人的伪君子，难道这些人的眼睛从来看不见一丝光辉和高尚吗? 我想到了年轻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一个研究结果。梁氏指出，拉丁语中与“法”这概念有关的有Jus和kx，前者兼指法和权利，同时有正义、道德的含义，后者通常指具体规则。而中国的古代法，不论是夏商周三代的“刑”，春秋战国的“法”，还是秦汉以来的“律”，其核心都是“刑”。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法既是规则更是超乎规则之上的正义，它居于一切阶级之上，因而是一切阶级一切人的保护伞；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法是制裁人镇压人的，中国历史上对于法的强调无非就是对于君权和专制的强调。 正如用汉语无法译出Jus一词的真含义一样，中国人要在观念中理解西方文化中Jus的意蕴更是异常艰难的。梁治平先生称此为“文化上的语言不通”。就此延扩，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国人对于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的不理懈．看作是“精神上的语言不通”或“精神上的不可翻译”呢? 翻译，似乎只是一种语言的对位转述，但实际上它是观念及精神的对位转述。既然在我们民族生活中从来没有什么可以使一切人都受其保护的正义法则，我们当然就无法译出那个Jus来。即使绕着弯子去阐释，也很难。因为阐释就是将那对象纳入到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和精神结构内，求得相应相通。若这对象是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和精神结构的，是我们生活中所没有见过所没有想过的。还能向哪里解释去呢? 回头来说堂吉诃德。他那种对于邪恶事物的神圣的愤怒和绝对的不可容忍．那种抛弃个人一切利益为正义而战的高尚品质，那种手持长剑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为什么被他的东方同胞讥为小丑呢?恐怕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巾缺乏这样的战斗精神。中国人只看重明哲保身的精训，堂吉诃德先生既然不知“保身”．一定不会“明哲”的．不是小丑孬包还能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是一种精神的对应，一个人只能以自己内心的那么一点辉光，来照射和体察别的一切人们。美国有一句谚语说，书是一面镜子，蠢驴决不会从中瞧了一个天使来。 这谚讲用到精神界来，也是挺恰切的，尤其是用到中国人对于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的评价问题上，实在是太精当太巧妙了。 这种精神的不可翻译现象，何止是表现在这两个问题上。波特莱尔抒写他的痛苦．我们就鄙夷其“颓废”。尼采呼唤更强大猛鸷的生命，我们就咒其“法西斯”。叔本华一边在书中骂女人，一边却也搂着女人睡觉，这当然是又淫邪叉虚伪了。凡此种种，还是那位绍兴老人看得深切。早在1919年，鲁迅就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认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认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此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无
独自面对黑暗的一把斧头
——读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1
你是密不透光的黑暗中
一把独自与庞大的黑暗
对话的明亮斧头
简洁 明了
足以让那群恐惧的星星
失去明亮的声音
你沉默的时候
是一只收拢白昼的黑色拳头
让乱跑乱奔的夜风
撞掉浑身黑色的喧嚣
悄悄地缩回到夜晚深黑的底部
静默地回忆
你铿锵的光芒
———唐诗
白天是一个谎言，黑夜才是事实。在历史的话语权中，真相萎缩在僻静的一角。茫茫的众生啊，在虚假的摇篮曲下沉睡不醒。
诗人从黑夜中醒来并发现这个世界的荒谬。面对黑夜，如何突围成为一个十分沉重而又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人把自己撞向空虚，并借此擦出几粒火花；有人祭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将一生燃烧成为跳跃的磷火；而摩罗显然要激烈得多，《大地上的悲悯》更像一把犀利的斧头，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沉重的黑夜，掩卷良久，读者眼前仍浮现着作者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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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把愤怒而尖锐的斧头。作者的愤怒源于对现实深刻的绝望。摩罗清醒地站在黑夜的犬牙下，以哲学家一般深刻的眼光洞穿了厚厚的黑夜，悲哀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与虚无。这里，不光是中华大地上的伤口，而是整个人类的顽疾；不光有现实的混乱，更包括整个历史，现在和将来的无序；不光是外部世界对人的物化，更是人性内部深处的黑暗和兽性。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这人性不可避免地扭曲。人的自由和人性尊严像一个高贵但柔弱的女神，被权贵，政客及所有人性的暴徒百般凌辱强暴，她呐喊过，反抗过，呻吟过，但呼声和反抗越来越弱，以至逐渐麻木，终于屈服在暴力之下，自觉或不自觉对其屈膝逢迎。于是，高贵的女神终于从云端坠入俗世，成为一个恶俗的荡妇，人尽可夫还不以为耻。最深沉的绝望源于最深沉的爱，而摩罗，这个人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信徒，是怎样深爱着这位女神，并最终陷入深深的绝望。他终于孤独地站了出来，决绝地把时代艳若桃花的肿口背后的腐朽与恶臭揭露给读者看，并试图让沉睡的奴隶和行尸走肉们与他一起发出“我不是人，我是非人”这样撕心裂肺的呐喊。
在这样的呐喊背后我依稀看见鲁迅的身影，一根孤独的文学脉络得以庄严地传承。鲁迅面对荒寒的黑夜唯有横眉冷对，将自己打磨成一把投枪，一把匕首。而摩罗，则以一把斧头的姿势直立在苍茫的黑夜下，由内而外，把自己唱成一支歌，唱给这个世界去听。
通过这样悠远深沉的歌声，我清晰地聆听到一个知识分子有着怎样独立的人格和理性思维，人性尊严有着怎样崇高而庄严的价值；我还听到，一个人的思想，一片大地上孤独的坚守有着怎样肃穆的高贵。
摩罗传承着鲁迅的呐喊，这是幸运的，它让摩罗在思想的星空中发现了自己的坐标并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自己的光芒；但同时，这又是不幸的，在商品社会的今天，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转变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这样的呐喊显得越发孤单和悲壮。更多的时候，时代的雷变总是在闪电很久过后才如一个年迈的老妪蹒跚而至，而闪电，只能是死寂和苍凉下一种死守的坚持和永不妥协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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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止于此，摩罗的这把斧头还不够闪亮，至少，这样的闪亮不会长久。固然由于时代的关系，鲁迅一生都没有与社会达成妥协，但可以想见，这把匕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孤独与凄凉，而且，这样的犀利有时会显得过于僵硬与冰冷。
摩罗固然尖锐，当《大地上的悲悯》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关怀，是温暖，是爱。其实由书名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姿态。在摩罗的尖锐后面始终涌动着深沉的悲悯，而他也因为这样的悲悯懂得了去理解，去宽恕，懂得了幸福，并以为这样的幸福而震撼，而哭泣。
世界上有两种悲悯，一种源于自负，一种源于自卑。自负者高立在自己想象中的神坛上，像神一样俯视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自卑者怀着对不可知的命运的忧虑和对生命的敬畏，首先发现了自己的卑微和渺小，由己及人，才以平视的眼光去关注和怜惜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个体。
摩罗的悲悯显然属于后者。通过对自己人性内部的混乱和社会对人异化的深刻分析，他首先感受到自己的非人状态，感到对阳光的渴望。然后，摩罗把目光投向了整个社会，发现了整个社会大众同自己一样的病态和渴望。在深深的悲悯之心的驱动之下，摩罗开始为所有的大众（当然，更多的是知识分子阶层）思考和呐喊。
应该说，摩罗依然是一个坚定的人性的乐观主义者。尽管对自己有过怀疑，尽管对人性阴暗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剖析，但更多时候，摩罗还是相信人性中闪亮和温暖的一面。这大概也是摩罗坚定维护人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原因所在。在《大地上的悲悯》并不冗长的文本中，托尔斯泰，甘地，车尔尼雪夫斯基，叶赛宁，薇拉．查苏利等一大批名字被反复提及。作者用自己犀利的笔锋挑开了时空的面纱，让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性的光芒毫无保留地洗濯我们的内心。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可以是怎样的，或者说，我看到了人性前进的方向和人类最后的救赎。
抛开这些过于眩目的名字不说，摩罗的乐观有着更广博和深厚的基础。他由己及人的悲悯的低姿态使得他与社会达成了某种和解，从而获得了比较平和目光和观察基点。于是，摩罗在芜杂的生活中发现了那些像他一样坚持的人，并像天空中星星一样彼此照耀，彼此温暖。这点从他在文中对余华，刘震云和王开岭的赞许就可以看出，不管这样的赞许甚至推崇是否符合事实（对于余华和刘震云二者，我是十分欣赏的，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开岭的《激动的舌头》一书会带给我不少的惊喜），但相对于当下文坛某些人狗咬狗的行径，这样的真心相交至少闪耀着纯真的友谊。同样，摩罗的悲悯使得他有时间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平凡的瞬间有着转瞬即逝的惊人美丽，有着需要一颗细腻的心才能去感受的温暖。而摩罗，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暖，并因这样的幸福而哭泣。
“心因细腻而伟大”，当摩罗这样的说的时候，我深切感受到了他心中的悲悯和幸福。这把犀利的斧头有着一颗怎样温柔的心。这样的挥舞有着悠久的动力，有着绚烂但不招摇的光芒，相信这把斧头在苍茫的黑夜中不会倒下，并可以走得更远。
摩罗在夜色中发现荒谬进而发现悲悯，而我，在芜杂的尘世发现了摩罗，断断续续地写了这么多，最后，用以下的诗句作结吧：
你一生面对无边无际的黑暗
仍那么光彩照人
用手轻轻一撒
瞬间把黑夜抛在遥远的地方
什么时候 我能像你
从容面对一生的黑暗
什么时候 我能像你
从不对自己产生刹那间的失望
哪怕面临的是辽阔的夜晚
———唐诗
初识摩罗，是在网上无意间找到的一篇反思文字《回忆一下吧，阿里巴巴》。我至今仍不能忘记读完之后的那种来自灵魂的战栗以及对于自己麻木的羞愧与不安。现在看来，我亦有一丝近乎安慰的欣喜，因为我还没有选择去遗忘，我对于自我的生命还是有着美好的期许。
他应该是一个非主流作家而近乎于那种民间思想者，以至于我读了几年的书都没有读到过他和关于他的文字。后来终于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他的集子《大地上的悲悯》，便如获至宝般的买了下来，在一个静寂的夜晚，一页一页地将他全部读完。读后，我的世界石破天惊，云垂海立。
在国人普遍地向金钱与权力致敬的时候，在中国，还有几个人真正愿意只为苍生说人话，愿意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余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多的是那些如余秋雨之流的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文人墨客，缺少的是《安徒生童话》中敢于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在权力的重压和良知的呼唤之间，中国大多数所谓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而自愿地将身上仅剩的道德良知进行自我凌迟。他们带上面具，换上笑脸，大谈和谐。他们拥有或正在拥有他们所想得到的物质需求，他们会得到他们主子赏赐给他们位子房子和车子。当他们拥有了一切之后，他们同时也拥有了无耻。在我看来，不知道真相的人是被蒙蔽的，知道真相却噤若寒蝉的人是麻木的，而知道真相却反向施虐者大唱颂歌的人则是无耻的。最后一种人忘记了生命的高贵与清洁，却成天去奢谈什么文化与文明，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无知者。他们所说所写的，也无非是一种虚妄罢了。
文字的残酷恰恰折射出思想的高度。在谎言成风，人们以说真话为忌的当代，摩罗拒绝了与世人同流合污。当他在不堪的现实世界前感到无可奈何之时，他选择追求精神世界的制高点，来与一切非人道的种种做斗争。毫无疑问，他是痛苦的，和古往今来的一切往圣时贤一样。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来自于他对人世间的大爱。同样，他也是幸福和快乐的。他说的好，不管是单纯的人或是深刻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他一定能拥有幸福和快乐。
在极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双重作用下，我们的心灵还是否如当初那么样的单纯呢？“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摩罗忘不了这句诗，我也一样。
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年代里，我们是否还真正知道和懂得什么才是真？
当我们面对阳光，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世，有无羞愧之心，有无不善之念？
我们能否再变得善良一点，高贵一点？
我们还能否找回我们的尊严意识？
我们还能否找回我们的文化理想？
我们还能否对自我有着更高的要求？
我相信，净土从来在心中。
2007年7月20日
在我看来，不知道真相的人是被蒙蔽的，知道真相却噤若寒蝉的人是麻木的，而知道真相却反向施虐者大唱颂歌的人则是无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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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能认清谎言，为什么不去发现真相呢？或者，为什么谎言能够大行于世呢？
你批判一种谎言，充其量，却不过是要推行另一种谎言，只是你不能自知。
我相信他明白了，与你单纯的青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