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上海
2007-3
上海三联文化（原上海
徐茂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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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朋友从美国回来，说起汽车在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一个车轮上滚动的国家。在那位朋友那里，我第一次听说“车轮上的美国”这样的比喻，这是个夸张而又形象的比喻。 二十多年前我去美国访问。方才知道这比喻并不夸张。汽车普及程度和公路的发达与否，是检验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象征。记得一天晚上，在美国乘车，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看到来往的车灯像如光的河流奔腾汹涌，心想，什么时候这样的情景会出现在中国。这些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令全世界惊叹，当年我在美国看到的车流汹涌的景象，在我们的城市和道路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奇观了。 现在，我的老朋友徐茂昌写了一本新书，题为《车轮上的上海》。看到这个书名，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生活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这些年来汽车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工业、科技、道路、住宅以及市民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无不和汽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以这个话题写一本书，一定精彩纷呈、引入入胜。读《车轮上的上海》，果然如我所料，这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有意思的书。书中不仅介绍汽车在上海的百年演变史，而且这本书也是一本综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史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历史的回溯、对很多现象的思考和分析，洋溢着生动的人文气息。其纪实的风格、文学的笔调、深邃独到的议论，使这本书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可以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既增长知识，又引发思索。 阅读此书时，我时常有出乎意料的感叹甚至震撼。在徐茂昌的笔下，汽车不是简单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它们行驶在历史的一个个不同的瞬间，维系着中国人的悲欢，揭示着这座城市的沧桑沉浮，其中有伤痛、有遗恨、也有欢欣和骄傲。在旧上海，汽车曾经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那时汽车的拥有者不是平民百姓，和汽车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触目惊心，有侵略、战争、绑架，有的是奢华的显示、财富的炫耀、时髦的追求。缠绕在车轮上的，有“罪恶之花”，也有对“正义和邪恶搏击”的见证。徐茂昌从历史长廊中挖掘出很多被人遗忘或者忽视的故事和细节，把这本书写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而进入当代的历史，书中的内容更为丰富翔实，上海从一个历史上的“万国汽车博览会”。到一个能自主生产大量轿车的国产汽车制造重镇，期间经历的艰辛和曲折，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可以说，这就是上海这几十年发展和进步的缩影。书中叙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描绘了大批为之呕心沥血的人物，从高层决策者到技术开发人员就是一幅感人的群英谱。很多场景是作者亲历的，很多人物是作者了解颇深的朋友，所以写得生动，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我曾经担心，这样一部写汽车的书会不会陷入技术的描述和枯燥的介绍。展读之后，我发现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是一本展现汽车文化的书，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书，是一本渗透着作者情感的书，也是第一本详尽生动地阐述汽车在中国命运的书。作者写得洒脱而大气。现代作家很多对汽车的文学描绘非常自然地被引入此书，而作者自己的文字同样多彩多姿。读这样的文字有阅读的快感，能使人产生继续往下阅读的兴趣。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百年沧桑以及她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悲欢哀乐，在车轮滚动声中得到了巧妙展现。 徐茂昌是《解放日报》的名记者，长期负责编辑和汽车有关的副刊，这部著作是他多年工作的积累和思考的结晶。我相信，这本书将会以新颖的角度和富有想象力的视野成为上海现代百年历史的独特一章。 我和徐茂昌相识三十多年，有难忘的友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都曾在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都曾当过“土记者”，一起为农民写通讯报道。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前途迷茫，不知未来的人生道路将以何种形式展开。但是，我们有追求、有梦想。我们很多次在故乡的海堤和田野散步，一起谈论人生、憧憬未来。他的理想是从事文学创作，用笔讴歌我们的时代。此后三十多年，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一个使很多人得以圆梦的时代。三十多年来，徐茂昌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每天在和文字打交道。我经常看到他刊登在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时论杂谈，也曾读到他写故乡的深情文字。曾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没有读到他更多的文学作品。现在，他写出这样一本厚重而文采斐然的书，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他当年的理想，还是实现了。 2007年2月6日于四步斋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车轮上的上海》不仅介绍了：汽车在上海的百年演变史，而且这《车轮上的上海》也是一本综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史的百科全书。其中对历史的回溯、对很多现象的思考和分析，洋溢着生动的人文气息。其纪实的风格、文学的笔调、深邃独到的议论，使这《车轮上的上海》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可以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既增长知识，又引发思索。
徐茂昌，1948年10月生，上海市崇明岛人，主任记者。自1974年至今一直供职于解放日报，在经济报道领域充任记者和编辑双重角色。2000年受命创办解放日报汽车周刊，并任周刊主编至今，由此深度接触汽车、汽车业和汽车人。本书即为这一时期与汽车“深交”的副产品。
序言／赵丽宏／1第一章 1901：汽车开进上海／1第二章 一部上海史：从轿子到轿车／14飞轿往还成时尚／14江北推来独轮车／18香车宝马逐尘飞／21一辆轻车人力拖／25踏车飞走似乘风／29第三章 笔底下的车声轮影／33马车／33黄包车／35电车／39汽车／43第四章 一片“沃土”．让汽车“疯长”／49第五章 前半个世纪：汽车在上海（上）／63车牌风波／63徜徉于浮华世界／67缠绕汽车的罪恶之花／74第六章 前半个世纪：汽车在上海（下）／89见证正义与邪恶的搏击／89汽车走进“公共乘物”时代／102战乱之祸：汽车变成一堆废铁／110第七章 前半世纪难圆造车梦／112第八章 路在车轮下延伸／124第九章 上海的造车年代（上）／134从吉普到凤凰／134第十章 上海的造车年代（下）／148造车的黄金岁月／148上海复兴的一张“王牌”／164驶向新世纪的车／172第十一章 车流与人脉：中国轿车之父／185第十二章 车流与人脉：桑塔纳大功臣／194第十三章 车流与人脉：与世界对话的总裁／203第十四章 没有尾声，只有前奏／219参考书目／241
一部上海史：从轿子到轿车 回望20世纪30年代，这既是上海的“摩登岁月”，也是黄浦江畔文化名人云集、群星闪耀的年代。学者、作家兼记者曹聚仁便是这光芒四射的群星中的一颗。50年代后，曹聚仁南迁香港，一住悠悠20余载，却任由岁月潮水的冲洗也无法割舍他的“上海情结”。于是，他在香港的报刊上辟出一个“上海春秋”专栏，说尽十里洋场的沧桑世变，同样，也留下了他对上海的一段精辟评语：一部上海的历史，“乃是从轿子到汽车的历史” 。 谈论汽车与上海，便不由得想起曹聚仁的这段话。汽车，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种“舶来品”，它从异国土地上移植而来，继有了车流似潮的今天。然而，汽车在中国土地上的出现、蔓延，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们应该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 飞轿往还成时尚 “一片浑黄的江水，淤泥土堤，芦苇纤道，阡陌田野，几间茅屋。除了这里的农夫，全世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日黄浦滩的弹丸之地——中国长江注入太平洋的出海口一隅。”——有人曾经这样描摹150多年前的上海。 当年十里洋场，最早便起步于这片“芦苇纤道，阡陌田野”。同江南各地的农村一样，上海一样是节奏缓慢、信息封闭的农耕社会，人们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农家生活，并无任何“异类，，的表现。 人们被紧紧拴在土地上，平素的活动半径也不出十里之外，出行并不是一件难事。由于地处江南水乡，有舟无车。在近代上海便一直是“水行则船，陆行则轿”。轿子，也就成为上海唯一的陆上交通工具。 在各种代步工具中，轿子是地道的中国“土产”和“国粹”。轿子古称“肩舆”，据说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唐代，“肩舆”还显得十分稀罕，除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只有官员和妇女才能享用。自宋代，轿子便开始渐渐流行，但真正普及到民间已经是明代中后期，史料上记载，当时“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可见轿子的流行已到了何等程度。 在近代上海，尽管轿子是唯一的代步工具，但多少还沾有几分富贵气。一种“公用轿子”——专供往来商贾雇唤的出租轿子能在街头随处可见，坐轿的人非富即贵，轿子更多地象征了等级、身份和地位。即便是这种轿子，由于坐轿的人身份、地位有高低，也就有不同种类的区别，细分起来就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和两人抬轿，轿顶颜色、质地也分金色的、朱漆的和锡的几种。 宫慕久、吴健彰、袁树勋这些历任上海道台，由于地位显赫，外出就坐最为豪阔的八人大轿，号称“官轿”。上海开埠后，宫慕久以苏松太兵备道全权管理上海的所谓“夷务”，就是坐着这种八人八扛的绿呢金顶大轿，前呼后拥地入城去与洋人交涉。有人形容：此轿四壁内外绘雕浮云龙凤图案，轿顶为单檐攒尖式，往上拱起，绿呢中用金线绣上龙凤图案，轿顶镀金，显得庄重典雅。大轿所过，鸣锣开道，威风八面。1887年（光绪十三年）新科状元洪钧出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从北京经由上海出使，上海道台也出动八人八扛的金顶绿呢大轿迎接。当时洪钧的小妾曹梦鸾（ 即历史上著名的赛金花）以夫人身份陪同出洋，据说当鸣炮三响时，把坐在轿上的这位状元夫人吓得面色惨白。按照等级，次一级的上海知县如吴馨、沈宝昌、夏道丰等，就坐次一级的四人抬朱顶蓝呢轿，其他没有官职的则坐两人抬的蓝呢轿。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时世变迁，充满富贵之气的轿子开始逐渐增添了平民色彩，“乃不分贵贱，出必乘舆”。尤其从小东门到南码头一带，一眼望去，触目尽是各式各样的轿子——从两人抬的小轿子到四抬大轿、八抬大轿，整个华界几乎就是一个轿子的世界。坐轿的人也形形色色，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官员出巡、士绅办事、郎中出诊医病、闺秀回娘家，直至青楼女子应召出堂差，无不靠轿子来代步。一些人甚至死要面子，“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民间用轿最隆重、最多的是在新人婚嫁时。但凡新娘子出嫁，都要坐 “花轿”，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习俗。“花轿”中最壮观的也有八人八扛的大轿，据说，这些大轿用得最多的是宁波人，所以就又被称为“四明彩轿 ”（四明即为旧时宁波的代称）。据《上海交通话当年》一书形容，这些花轿“轿顶有两至三层，全用锦缎围裹，每层四角都挂上彩球或宫灯，四壁绣着‘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等吉祥字样，图案总是龙凤呈祥，热闹而吉庆，大红色彩，扶手也用朱漆髹金漆上，四周还挂上响铃，走动时当当作响，好增吉祥、热闹气氛”。据说租一辆大红花轿，轿行开价每日总在千文以上，颇为昂贵，但为使儿女的终身大事办得体面，做父母的也都甘心一掷千金。 不仅婚嫁一类喜事如此，即使举丧出殡也离不开轿子。大殓之日，殡车、祭品、奏乐列队而行，行间也少不了丧轿。丧轿一样披麻戴孝，白布白花；一般而言，全蒙白布的是服重丧，半蒙白布的则是服轻丧。也有专供神主牌位的轿子，全身缟素，吹奏缓行，异常肃穆。随着轿子的应用广泛延伸，以至还有“医轿”——医生出诊看病都坐两人抬的轻便快轿，后面还随行一轿夫，以备行进中换人；有“囚轿”——犯了罪的官员上法场时，也得坐一种无顶盖的轿子，囚犯手脚被捆，半身外露，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晚清时期，上海是中国的色情之都。那时，上海滩妓院林立，名花如云，烟花女子之多恐不光为中国之冠，在世界几个大城市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称“洋场十里，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青楼女子应客人邀请出堂差，也都是以轿代步，坐着轻快的小轿——“飞轿，，随叫随到，疾速而往，轻盈气派。飞轿的一侧写着妓院名称，如什么富春楼、荟艳楼、烟雨楼之类，另一侧则写着这些青楼妙姬的芳名，如红艳、媚龄、爱卿、美娟等等。19世纪中叶的小东门，后来至七八十年代的洋泾浜，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汕头路、民和里、会乐里，都是卖笑者飞轿往还之地。 夜色苍茫中，飞轿还会打着灯笼招摇过市。据说，如此“飞轿”往来的“ 娼”盛景象，使租界工部局觉得有油水可捞，便乘机将轿捐抬高数倍，狠狠地捞了一票。尽管心有不甘，这些卖笑生涯者又有谁敢违抗，只好忍气吞声交纳了事。 ……
《车轮上的上海》是一本记录上海汽车业发展史的著作。从最早的轿子、马车、黄包车、电车到汽车，重点介绍了上海汽车业的发展，并且将伴随着“车”类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娓娓道来。精选88副珍贵的老照片，图文并茂。真可谓是“一部上海史，就是从轿子到汽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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