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与韧性
1970-1
上海三联书店
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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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的博士学位论文《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民族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在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史上，民办教师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称谓。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私塾教师，也区别于今日民办学校的教师。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师范教育培养人才的不足却又要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办教师们承担起那一特定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使命。根据国家教育统计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办教师多达490余万。这数百万民办教师几乎散布在中国每一所农村小学与初中，他们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尽心尽力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今天，当我们回望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追思农村教育的进步与成就时，我们自然应该记住民办教师，记住他们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可贵贡献。 魏峰对民办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情有所系，这既与他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关，更与他自己认定的学术责任感有关。作为一名青年学子，他注意到“农村民办教师作为教育领域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一直较少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事实，因而将关注民办教师引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学术关怀和教育研究旨趣，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 论文的主题是有关民办教师的教育政策研究。仔细品味民办教师这一概念，我们不难体会其所具有的政策性涵义。民办教师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政策性存在，无论它作为群体的形成还是逐渐消失，都是受到政策的认可、制约、影响甚或操控的。研究民办教师，显然无法绕开与其息息相关的教育政策。换言之，对民办教师的研究，必然要求对与其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正是从研究目标群体和教育政策的紧密关联中我们能清晰并深刻地认识到政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也许这不是一种特例。在整个教育领域或全部的教育活动中，又有哪一个具体的教育领域、哪一类具体的教育活动不与教育政策发生着紧密的联系？
《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民族志）》以新中国成立后苏北地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农村民办教师政策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运用社会人类学中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了国家教育政策在乡土社会的运行及其对民办教师个体生活的影响，以及民办教师应用在乡土社会的文化中所生成的个体策略与国家政策互动的过程，力图展示乡土社会教育政策运行的基本特征。
魏峰，1980年生，江苏徐州人。200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和教育政策学。
序摘要绪论（一）论题选择（二）文献述评（三）研究对象（四）研究方法（五）研究过程（六）本书框架（七）体例说明一 M县的社会和教育（一）M县的社会发展（二）M县的教育变迁（三）M县的民办教师二 “任用民办教师”的任免（一）民办教师的选择（二）民办教师的免职（三）民办教师资格的“失而复得”（四）人情和政治作用下的民办教师任免三 全面考核（一）全面考核政策的制定和地方化执行（二）业务考核（三）文化考试（四）第一次考核的结果（五）第二次考核及其结果（六）民办教师的国家化和管理技术的进步四 合同民办教师的招考（一）合同民办教师招考的背景（二）合同民办教师招考的组织（三）合同民办教师招考的效果（四）“内招”：一种例外情况（五）任用、招考与“内招”：现代性的增长及其阻力五 资格审查（一）“对民办教师进行一次普遍的资格审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二）“检举”和“揭发”：资格审查政策执行的关键技术（三）“豆饼干部”：资格审查中的乡镇教办（四）地方情境、变通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地方化六 辞退与反辞退（一）“不够格”、“超生”与师德问题：辞退的政策原因（二）“伤感情”、“不顾实际”与同情：辞退政策的影响与评价（三）“闹”、“求情”和“走关系”：反辞退的三种策略（四）情感和关系网：辞退民办教师政策运行的边界与空间七 职称改革（一）民办教师职称改革的背景（二）职称改革的前提：成为一名合格的民办教师（三）民办教师职称改革政策的运作（四）规范、承认抑或区隔：职改政策的实质追求与多重意义（五）“透明”抑或“神秘”：职改政策的形式追求八 工资待遇（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薪粮制（二）大集体时期：工分加补助（三）分田到户的影响（四）工资改革后的待遇改善（五）工资拖欠与罢课（六）待遇、生存伦理与抗争九 转正（一）“转正”的政策和进程（二）“转正”的形式、影响因素和个体策略（三）从“民选公”到“民转公”：基于历史和尊重人心的政策变迁十 乡土社会教育政策运行的特征（一）民办教师政策：在社会变迁中走向现代化（二）以“情”为核心构成政策网络：民办教师政策在乡土社会的运行特征（三）弹性与韧性：乡土社会的教育政策与个体策略参考文献后记
第七、九章论述了国家对民办教师进行正规化管理并最终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努力。第七章考察了民办教师职称改革政策在M县的运作。为了使所有民办教师能够顺利参与职称改革，M县通过“一函两考”的形式提高了民办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具备了参与职称评审的资格。民办教师的职称改革是农村教师队伍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环节民办教师的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获得了承认。在政策运行的特征上，尽管职称改革政策一直追求透明化和公开化，但是由于乡土社会的固有习惯，政策还是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正是这种不可意会的东西构成了乡土社会政策顺利运行的基础。第十章的内容是民办教师的转正，即民办教师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此后，M县的民办教师告别了跟随他们数十年的称谓，民办教师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存在。在转正一章中，笔者梳理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转正政策，通过访谈重现了M县民办教师转正的形式、影响转正的因素和他们为了转正而采取的个体策略。 第八章是关于民办教师的经济待遇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薪粮制”到大集体时期的“工分加补助”，再到后来的承包土地、工资改革。经济待遇的低微和逐步改善、与公办教师的巨大差别以及为了提高待遇而进行的抗争是民办教师待遇变迁的主线。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为改善民办教师待遇的努力和M县的民办教师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支撑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本章尽管与全书围绕资格变迁的线索不完全相符却又不得不写的本意所在。其实，民办教师的待遇之所以出现如此问题，也恰恰是由于其不同于公办教师的特殊资格所致。在这个意义上，第九章放在“转正”之前也是顺理成章，当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之后，待遇就不存在此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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