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2010-12
上海三联
荣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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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以前路过北京东城南小街，这小街忽然变成大道。二十多年前，王世襄先生以余屋让给我们一家安身立命的房子，就在小街内的芳嘉园小胡同中的，也被推土机推得无影无踪。我这才弄明白古人“沧海桑田”这句话的意思。现代文明迅猛无情地扫荡旧日子的一切旧痕迹，但永远扫荡不了的是，人的回忆与感情。1957年一场人生风雨，原在栖凤楼的房子不能再住了，便有幸和王世襄结邻而居二十多年。那时世襄荃猷伉俪的俪松居在北屋，老家人还在，琴书椅案，收拾得清洁优雅，只有主人不修边幅，大布之衣有时束一条蓝腰带，怀里唧唧有声，乃是大褂里笼中的秋虫鸣唱。那时还没有暖气这玩意儿，冬天架烟囱，生蜂窝煤炉子，老家人不在后，都是俪松居主人的长期劳作，这在世襄是不在话下的。王世襄的一部老脚踏车，后座加一块木板，老先生能够一天来回四五次，把他心爱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萨坐像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车后，自己骑着送到照相馆拍照，使旁观者感到险象环生。这就是王世襄后来陆续出版的关于明式家具那两本巨著以及近年出版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当年所付出的劳动代价。诸公休要笑话，三四十年前的专家学者如王世襄，生活上常常与劳动人民差距甚微的。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闽侯，号畅庵，堂号俪松居。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锦灰堆》（七卷）《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中国画论研究》《竹刻艺术》《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官鸽谱》等三十余部专著。
荣宏君，青年画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曹县。幼喜翰墨，性近文史，少年负笈京华。师从著名学者、文博大家史树青先生，习读书鉴赏之学。后有缘得识国画大家关山月先生，遂确定水墨之道。曾数次随老师于志学先生赴青藏高原，人新疆大漠，访敖鲁古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渐悟为人从艺之艰辛。美术史治学则得益于著名美术评论家张晓凌先生。三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求学的经历，规范了学术方法，进一步理解了刘炳森先生所弘扬的艺术之道，德行为先，赤子登巅，竖子登肩的道理。 有美术史论多篇散见于报刊杂志，并出版画集《荣宏君梅花扇面精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6《丹青典藏·荣宏君》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史树青文物鉴定方法》即将推出。 现任全国青联委员、中央企业青联特邀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文化部青联特邀委员、北京朔源文物鉴定中心主任。
烟云小记(代序)
民族文化的注解者(自序)
引子
第一章 名门世家
家族显赫
第二章 风雨人生
南下受挫
中国营造学社
为国索宝
出使日美
第三章 悲情岁月
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
笔耕不辍
闭门治学
抄家
第四章 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
附录
参考期刊、专著、文献一览
王世襄大事记
后记
赘言
插图：在北京读书的这段少年时光，是王世襄一生之中最惬意的。王世襄爱玩，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但他又不像其他人那样只图一时之乐，或许是深受家庭艺术环境的影响，他对一切好玩的事物都喜欢深入观察和思考，这些也往往能让他在玩的过程中总结出独到的见解和经验。这也使得他的玩与其他世家子弟无所事事的玩区别开来。而王世襄少年时爱玩的种种，到他老年后都换化为一种文化的记录，这也都归功于他少年时在玩中寓以的思考。比如，他对养鹰的思考。王世襄喜爱养鹰，在喂养鹰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鹰吃猎物时连皮毛一起吞噬，因羽毛不能消化，也无法排泄，最后只能压缩成一团吐出。这是它天然的消化规律。为此，玩家们平时在喂鹰时一定要加喂一些类似羽毛的东西在饲料中，使其吞食。鹰不能消化这些羽毛，却又必须喂给它，这是为什么？这类疑问一直萦绕在王世襄的脑海中，不得要领。一次，王世襄就读的北京美侨小学请来一位美国的鸟类专家，专门以《华北的鸟》为题发表演讲。等到演讲结束后，王世襄向这位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鹰吃了羽毛不能消化，养鹰为什么要专门喂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羽毛？这位鸟类专家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回答。王世襄不仅会在玩中思考，更有难得的专注。一般人以为玩就是打发消磨时间，王世襄却不是。因为，玩中的乾坤对于他不再是一种无聊的消遣，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因此，他能够在玩中领略到常人体悟不到的风景。少年时的王世襄喜欢玩鸽子，也痴迷于秋虫。在王世襄所著的《秋虫篇·忆捉》中，详细地写着他抓蛐蛐、养蛐蛐、斗蛐蛐中的种种乐事。对学术非常严谨的人，对于中国古典家具的用材研究，王世襄先生多次声明在植物学上自己并不擅长，所以对于一些新的进口材料缺乏了解，到了晚年他多次声明自己落后了，不再写有关家具方面的文章，也不再给人做家具方面的鉴定。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这种博大的胸怀和谦虚的态度只有真正的大师才具有啊。有些木材商人，就利用王世襄先生在木材研究的模糊性方面大肆做文章，以次木充良材来欺世盗利，这些人和王先生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啊！中国人不是讲究盖棺定论吗？我作为古典家具用材的研究者可以肯定地说，王世襄先生历史性地总结了明式家具的艺术特征及制造方法，他是明式家具研究界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培养王世襄那样学贯中西的土壤，也没有人拥有他那样的国学基础和对生活最广泛的热爱，所以不大可能再有人超越他了。王世襄先生去世了，也就是说明式家具研究的一棵大树倒了，那么我们这些后学在惋惜哀伤之余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学术界和家具界都要沉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古都，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立都也有八百余年。这里文物古迹丰富，再加上自元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更成为各个朝代人文荟萃之地。无数的文人雅士在这里创造并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开展，旧城改造的步伐逐渐加大。因各种原因，一些单位或私人在搬迁的过程中将一些有价值的档案、书信、字画，甚至文物古玩都误当做废品送进了物资回收站。这时一些有点文化的“垃圾王”就开始将其中有价值的图书、信札、字画有意识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拿到北京朝阳潘家园旧货市场出售，无意之中拯救了许许多多的珍贵文物档案，使它们避免了被化成纸浆的命运。久而久之潘家园旧货市场也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文物、旧货交易中心。90年代初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还非常简陋，就是一大圈围墙围起来的自由市场。一到周六、周日，这里天不亮就南腔北调、人声鼎沸起来，各路小贩将在北京市郊的各大废品收购站淘来的形形色色的旧物随手往地上一摊，任人挑拣。每逢刮风天气，这里尘土飞扬，一圈走下来，“淘宝人”已是蓬头垢面。假如遇到雨雪天，这里泥水搅动着碎纸屑、烂布头等杂物，放眼望去，整个市场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
《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王世襄，抄家档案首度披露纪念王，世襄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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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创作本书的缘起，青年画家荣宏君表示，2004年，自己偶然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出于对他的敬仰，荣宏君花费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以纪其逝世一周年。
与其他王世襄先生著书或传记角度不同，虽然这本《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前一大部分也有关于王世襄先生的生平和阅历，最吸引人的肯定是后半部份，就是第四章《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至少我是这样被吸引的。前后也就是三四十年吧，这样的事要是放在今天都有点不可想像了。前有抄家办，现有拆迁办，什么都有个渊源，总算还在进步嘛。
先生生前到底有多少藏品？为什么他的藏品居然能安然度过“文革”？
为什么王世襄没有把价值连城的明代黄花梨家具捐给北京，而是辗转由香港庄贵仑之手捐献上海博物馆？
《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这本书中对这些历史疑问进行了细致严谨的探讨，并将300多页文革抄家清单全部录入其中，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展示了一位老人和他的心爱之物聚散离合的世纪画卷。
《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的创作也是起源于作者的一份收藏，荣宏君说：“前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批约几百件王世襄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家的原始资料和一封写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长函，一时被王世襄的丰富文物收藏和数目巨大的藏书震惊了。有感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一句话‘观其所藏，知其所养’，我就开始着手本书的创作，试图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王世襄的学养储备历程和独有的治学方法。藏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高境界，这也是王世襄一生的收藏观，本书中所罗列的藏品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以学术的手法解读收藏的意义所在。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我在注重对资料学术分析的同时亦重视文字可读性的塑造，增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这是我在史与论之间的尝试。”
现今收藏很热，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拍出3.08亿的天价。而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一直备受收藏界的关注。2003年王世襄先生委托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他的收藏之物，所拍之物无一遗留，全部以高价拍出。轰动了收藏界。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为期3天的北京匡时五周年秋拍将于12月4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这次拍卖会上设有“王世襄藏炉”专场。相信7年以后的今天，这些文物定会身价不菲，在拍卖史上再创奇迹。
2004年，著名青年画家荣宏君先生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出于对他的敬仰，荣宏君先生花了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这本书，以纪其逝世一周年。
文博大家曾主动请求“抄家”
2009年11月28日，“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悄悄地走了，没带走一件文物，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那么王老一生究竟收藏了多少文物，研读过哪些文献书目？这一直是个谜。昨日，著名画家荣宏君携新作《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来到南京，他向记者展示了一捆信札，“谜团终于解开：1966年9月2日的抄家清单记录得很清楚，从王世襄家抄走的文物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如果不是王老主动请求抄家，大部分文物不会保留到今天。”
王世襄在文物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令他人望其项背，但对于王世襄文物收藏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这与其所做的学术成就是不相符的。所幸，青年画家荣宏君所著的《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弥补了这一空白。荣宏君，山东菏泽人，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的弟子。荣宏君爱好文物收藏，书画之余，对文物鉴赏也做研究，并收集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正是他对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所研究的成果。 这本著作对王世襄不平凡的一生做了生动的描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多彩而又曲折的人生画卷。王世襄生于官宦家庭，从小的教养使他在学术和文物研究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王世襄入燕京大学，先读医学，后改攻国文，尝作《鸽铃赋》，俨然大家风范，令人叫绝，而其毕业论文70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更是显示出他扎实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眼光，如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对文物的研究也缺少不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王世襄可谓树世之风范。王世襄的性格中有一种乐观的精神，无论是在“风雨人生”，还是在“悲情岁月”，王世襄都能以豁达开朗的心态对待一切苦难，各种打击不但没有击垮他，反而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己喜爱的天地里畅游。就像作者所说的：故宫开除王世襄，是王世襄的大不幸，也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如果王世襄没有被故宫除名，那么世界上会多一个著名的故宫文博学家，可能就少了一个集各种民俗学问于一身的大学者。
王世襄在文物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令他人难望其项背，但对于王世襄文物收藏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这与其所做的学术成就是不相符的。所幸，青年画家荣宏君的《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弥补了这一空白。荣宏君是文史大家史树青的弟子，书画之余，对文物鉴赏也做研究，并收集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正是他对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
朋友跟我说荣宏君出了一本纪念王世襄先生的文物聚散实录，我就上网来淘，买来一看还不错。
《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展示了一位老人和他的心爱之物聚散离合的世纪画卷。
王世襄在文物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令他人望其项背，但对于王世襄文物收藏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这与其所做的学术成就是不相符的。所幸，青年画家荣宏君所著的《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弥补了这一空白。
如果不是新买到的这本书《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真的没有意识到，王世襄老先生离世已经一年多了，如今的俪松居早已是烟云了。真是物是人非，不由得不感慨啊！
早就听说出了一本王世襄珍藏文物的聚散实录，买来看看还是不错的。收下了。
“藏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高境界，也是王世襄一生的收藏观。《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所罗列的藏品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以学术的手法解读收藏的意义所在。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王世襄先生的每一本书我都收藏了。这一本虽然不是出自先生之手，但意为纪念先生，且其中披露许多先生平生事迹和珍藏文物信息，值得收藏！
据说青年画家荣宏君在2004年偶然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他花费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此书。
本书的第四章是“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一多半篇幅，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结束，跨越了20年的时间。数量庞杂的各种档案，也在作者以一个艰苦的整理中，得以重见天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史学家才具备的功夫，但作为画家的荣宏君恰恰做到了。如果不是他的细心收集和艰苦整理，我想这些档案的纷繁复杂造早就成为历史钩沉不知所终了。这些被抄走的器物清单为我们展现了王世襄收藏之丰之广，令人咂舌。从分类上看，被抄走的物件有图书、古玩、家具、字画、衣物等，种类丰富；从数量上看，每种藏品均有几百件之多，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在图书中，既有中国古代美术论著，也有世界美术论著；既有现代出版的著作，也有古代出版的著作，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古代孤本。而古玩则更为丰富和珍贵，时间自宋至清，类型诸如铜炉、漆盒、如意、笔筒、瓷瓶、葫芦、砚台、折扇、木雕、玉石、玛瑙、图章、瓷器、钱币等等，数量繁多。家具同样丰富，几乎囊括了明式家具的所有样式，材质则以黄花梨木和紫檀木为主，仅从名目上看就令人应接不暇，这还不包括数把价值连城的古琴。字画从五代到近代，山水、人物、花鸟，总数达到300幅之多。总而言之，王世襄的丰富收藏，勾画出他对于收藏的痴迷和执着一生，而作者对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物品的清点和整理，为研究王世襄提供了极为清晰、丰富的资料。
“藏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高境界，也是王世襄一生的收藏观。这部书中罗列的藏品，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以学术手法解读了收藏的意义，而本书作者对多位与王世襄相交甚熟的文博大家，如黄苗子、罗哲文、郑鑫淼等人访谈，更从另一角度阐述出立体的王世襄。据荣宏君介绍，能编撰完成这部书，是因为6年前偶然得到一批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他说自己下一步计划是编撰类似“王世襄脸谱”之类的图书，当年美国向外太空生命发出信号，其中选用的中国古曲《流水》，就是王世襄“帮着收的”，荣宏君说要把先生的这些事情都收集进来，告诉读者一个完全的王世襄。
那么这封信中说的“实物”是什么呢？“那全是王世襄一辈子所收藏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荣宏君指着桌上用塑料夹封存的表格说，“这上面记录得十分详细。”他回忆说，几年前的一天，他正在画画，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潘家园有一纸箱子资料要出手，他当时一看全都是表格，没多大价值，但当他看到了王世襄的名字，还是决定收了下来。
“这批表格一共有300多页，从1964年抄家到1986年归还，每一件藏品都记录得很详细，可以说是王世襄文物收藏的全部档案，后来我仔细比对后发现，王世襄几乎把所有在表格中能找到的文物全都研究出来写了专著。我惊呼，文博大家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为了核实资料，他曾带着表格资料去拜访黄苗子先生，黄老看完后感慨颇多，被抄家时，黄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隔壁，“当年看着他的收藏品被一车车地拉走，心痛不已。”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看，从王世襄家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
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世襄的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都相继被"抄家"。而但凡抄家，必然是一番血雨腥风。王世襄担心他的藏品不能完好保存，决定与其被动被抄家，不如主动上交自家的物品，也就是"自我革命"，这样也许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下定决心后，王世襄就向自己的单位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文博所很快答应了王世襄的"请求"，1966 年 9月 2 日，文博所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张思信等人来到芳嘉园王家老宅"抄走"了图书、字画、古玩、家具书稿等大批财物。
正是王世襄冥冥之中的"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粒过冬的种子。1967 年，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扩大化，王世襄所在的东城区派出所又组织了一次红卫兵抄家，由于文博所已将绝大多数的文物抄走，所以这次抄家主要以金银玉器、日用家具、生活物品为主。
"破四旧"运动停止后，1973 年夏，王世襄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湖北咸宁干校生涯，回到北京，开始了追要被抄文物、图书的漫漫长路。为了治学，更为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尊严，他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或当面诉求。直至 1986 年，除了当初被变卖的金银首饰，大部分文物、图书及手稿都被追回。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王世襄背后,留下一段段趣谈。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闽侯，号畅庵，堂号俪松居。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
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著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锦灰堆》（七卷）《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中国画论研究》《竹刻艺术》《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三十余部专著。
2009年11月28日，于北京去世，享年95岁。
本书的第四章是“王世襄‘文革’抄家档案”。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一多半篇幅，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结束，跨越了20年的时间。数量庞杂的各种档案，也在作者以一个艰苦的整理中，得以重见天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史学家才具备的功夫，但作为画家的荣宏君恰恰做到了。
文革时期的抄家档案！！！
为何这些东西能幸免于难呢？王世襄当时的举措在今天看来算是明智的。
治学严谨，为人谦逊，此书为纪念王世襄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所做，在此表达我对王老的敬意。
读过王世襄先生的《锦灰不成堆》，颇为敬佩先生的人格。而荣宏君先生的这本纪念王世襄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著作，秉承了严格的考据精神，且饱含深情。好书！
本书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王世襄先生的生平介绍，语言轻松活泼，可读性强；后半部分是抄家档案(原文件图片和还原文表对照，一目了然)和精选王世襄收藏之物。这对于研究王世襄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这是一部亦史亦论的专著，也是王世襄先生去世后，第一本研究其学术历程的著作。
抄家档案，让我开了眼界了。
王世襄先生的举措很明智！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王世襄先生的生平介绍，语言轻松活泼，可读性强；后半部分是抄家档案和精选王世襄收藏之物。这为研究王世襄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本书后半部分是抄家档案（原文件图片和还原文表对照，一目了然）和精选王世襄收藏之物。这对于研究王世襄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发着40℃高烧，荣宏君一到南京就病倒了。昨日，他带着王世襄的信札真迹出现在先锋书店时，记者被感动了。“我与南京有很多渊源，其中之一是《扬子晚报》对我及时抢救百封季羡林书信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另外，南京也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在此也淘到过许多珍贵史料。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告诉大家，5年前偶得的一捆信札，揭开了文博大家王世襄的收藏之谜。今年是王老逝世一周年，我把这批信札研究出来创作成书。”说完，他把一封王世襄给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信件摊在桌上。记者看到，这是一封用蝇头小楷写就的书信，字迹工整漂亮，落款是1976年。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荣宏君说，1973年王世襄回到北京，根据中央落实政策，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由于王世襄的执著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实物”绝大部分都回到了他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
支持《王世襄珍藏文物集散实录》，支持荣宏君老师！
关于王世襄的抄家档案，那是得买来好好看看的一本书！
2003年，夫人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悲痛中将夫妻俩收藏的佛像、铜炉、古琴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6300余万元。此后，王世襄很少再将精力花在文物收藏上。马未都说，作为收藏大家，王老最终选择了“散尽”，让宝贝有了更多的新生，豁达从另一方面成就了大家。
不是没有过遗憾。一位与王世襄走得很近但不愿具名的收藏界人士感慨，被故宫停职这件事曾是王世襄人生中的低谷。但是，回顾历史却可以看到，他对鸽哨、竹刻、葫芦的深入研究成果。这从老人生前曾说过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来观之，则一切该当释然了。
那时候的王世襄老人散尽自己辛苦收集的文物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
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王世襄，号畅庵，福建省闽侯人，中国文博界巨擘，著名文物学家。他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对家具、漆器、古琴、竹刻、鸽哨等都有深入研究，并使这些“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门学问。王世襄一生勤于研究，著作等身，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等
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境以及放荡不羁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达尔文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优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他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但“顽主”王世襄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意下王世襄虽为“顽主”，但不是一无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经看不出王家曾经的盛况。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大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可见王世襄的风雅传统更多源自母亲的家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画理论。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王世襄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当时在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教室。
当时王世襄的玩家派头被视为荒诞不经。他本有机会通过哈佛燕京学社选派哈佛留学，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校长也不愿将这个关系到学校大计的机会给这个“未知数”。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将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推荐到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回忆此段，王世襄说傅斯年只讲了两句话：先问哪个学校的，接着说“燕大的毕业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梁思成最后将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国营造学社，派他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导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文革”前，王世襄去黄山考察，挖到两棵松树从黄山回北京，他买了两张火车票放两棵树，自己却是一路站着回到北京。王世襄对“玩”成痴，让传统音乐协会理事李劲风记忆深刻。
“我们聊天时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别高兴，那会王老先生还在养鸽子。”因为与王家住得近，李劲风常常去串门。那会，到王家的人各种各样，有民间工匠师傅，做糊盒的，养花养鱼的，来了也就是闲聊，对工匠技艺很有兴趣的王世襄，常常是问得很仔细。
“有些对王世襄先生的报道过于浅薄、轻佻。如称呼其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点失之于表面”，《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据荣宏君收藏的这批抄家清单中可知，王世襄一共收藏八十件各式家具，除上世纪60年代将一件黄花梨交杌赠送给好友杨乃济以外，其余七十九件均堆积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王家劫后仅余的四间北屋内。这些家具是王世襄经多年搜集而得，大都是明清家具精品之中的精品。但因空间狭小，所有的家具均被主人拆散了叠放在一起，佛像、图书、瓷器更是摆满了屋子的角角落落，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除了一张床和一张主人写作的桌子之外，房间再无任何多余的空间。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差，这严重影响了王世襄的生活和创作，他想搬家，找一所安静之处颐养天年，“但单位不分给我房，买房又买不起……”
最近才喜欢上这类书，看了书中那么多抄家清单，感觉王世襄真的太富有了，不仅物质上，包括精神上
书中一张张抄家清单让人觉得王世襄老先生的可爱可敬
听到王世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患着感冒的罗哲文很是伤感，对于没能见上老友最后一面也耿耿于怀：“上一次见面都是三年前了，我去看他，还在一起拍了合影。后来就听说他住院了。这个月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办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八十年的研讨会，几个老家伙聚在一起都还在感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半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认识王世襄先生生的人都知道，2003年秋天，患难与共、琴瑟相和60年的王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后，王世襄的精神就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首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2000年，80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在这套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女士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年轻时王世襄常常邀局斗虫）、鸽子、鸽哨（王世襄专门为鸽哨写了本专著）、鸟具、家常菜（王世襄精于烹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干校时曾买十四条二斤重公鳜鱼，做鳜鱼宴，名噪一时，他曾任全国烹饪鉴定会顾问）、两头牛、大鹰、獾狗。
这套大俗大雅的奇书，出版之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四次。这些玩物看似“雕虫小技”，在中国民间，喜欢这些玩艺儿的人不少，但能把这么些玩耍的事情写成专业的著作，让它们登上了“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并无第二人。
文物专家傅熹年认为，在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影响尤大，全书近30万言，图700余幅，附有名词术语简释一千多条，根据实物，结合文献，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地区、种类形式、结构、装饰、用材、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收海外收藏的家具，未能解决图片版权者，都由夫人袁荃猷女士对其结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测量，并绘成精美的图纸，图文对照，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书后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从欣赏角度把明式家具的优点概括为“十六品”，把缺憾总结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异，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赏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运用书中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算是对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文物的一种整理吧，作为研究查阅资料还是蛮有用的。
2009年11月28日， 一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了。
在他的名前一定会有无数的定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但人们也许更愿意这样来描述他：“他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中国第一玩家。”
已经故去的书法家启功曾这样评价老友：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也许这才是让不少对中华古物情有独钟的人心中一凛的原因吧？
书的前半部分叙述王世襄先生的个人成长及学识、文物积累的过程，后半部分则将作者搜集的资料原件印出。
王世襄先生的研究者能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对于普通的读者则可以从传记中了解一位文博泰斗的成长历程，
纪念王世襄先生！
听闻王世襄先生去世，买本关于他的书，留作纪念
王世襄生前到底有多少藏品？为什么他的藏品居然能安然度过“文革”？在这本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王世襄真正为世人关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文革”后，王家被文物局抄走的收藏品又被归还。王世襄用自行车驮着这些家具到照相馆拍照，并研究其制作工艺、材质。《明清家具研究》被海外视为研究明式家具的“圣经”，书中的几百幅线图都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画的。马未都说，《明清家具研究》让明清家具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跟着收藏了。
“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一千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
王世襄，号畅庵，堂号俪松居，是当代注明的学者，当代的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祖国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 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 在这个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 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楼是民国时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其人时至今日在画坛上都有影响。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 也都是影响一时的竹刻大家。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 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殷实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艺术氛围，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后来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脉里生根发芽。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闽侯，号畅庵，堂号俪松居。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
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文博界巨擘、著名文物学家、收藏家、鉴赏家、学者王世襄，号畅庵，福建省闽侯人。他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对家具、漆器、古琴、竹刻、鸽哨等都有深入研究，并使这些“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门学问。王世襄一生勤于研究，著作等身，其研究范围之广之深，令人惊叹。
王世襄是当代著名的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也是明式家具研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对书画、古典家具、竹刻、漆器、匏器、游艺民俗等都有深入研究，一生撰写近40部论著。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王世襄文论集《锦灰堆》，多年来畅销不衰，是学界和文物爱好者长期追捧的读物。“藏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高境界，也是王世襄一生的收藏观。这部书中罗列的藏品，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以学术手法解读了收藏的意义，而本书作者荣宏君对多位与王世襄相交甚熟的文博大家，如黄苗子、罗哲文、郑鑫淼等人访谈，更从另一角度阐述出立体的王世襄。
王世襄，号畅庵，堂号俪松居，是当代注明的学者，当代的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祖国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 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 在这个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 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
王世襄的事业是从他在各种最艰难的情况下最直接地抢救收回流失的文物开始的。1947年他远赴战败后的日本运回被劫夺的善本书籍，将其收归中国收藏。此后他随即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从那时起，他一生的事业便围绕着保护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实践而展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信心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宝，这种信心让王世襄对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极为丰富的知识毫不吝啬。
节选自柯律格(Craig Clunas)得知王世襄去世后的来信和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请他撰写关于王世襄的文章《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他与王世襄相识多年，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于2009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很和蔼的一个老人。
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七十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有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图书106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
今年6月份，从事文博事业60载的21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
王世襄是当代著名的文博大家、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也是明式家具研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他一生喜爱传统文化与收藏，对书画、古典家具、竹刻等都有深入研究，并著有近四十部与祖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著作，成为各自领域里标志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其重要的学术文章被结集成《锦灰堆》，多年来畅销不衰，为学界和文物爱好者长期追捧的读物。
王世襄，当代著名的文博大家、文物鉴定家、收藏家，是明式家具研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著有近四十部与祖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专著，且这些著作都是本领域标志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亏的王世襄将文物提前做了安置，不然这些宝藏就会被四人帮破坏致尽啊
1957年一场人生风雨，原在栖凤楼的房子不能再住了，便有幸和王世襄结邻而 居二十多年。那时世襄荃猷伉俪的俪松居在北屋，老家人还在，琴书椅案，收拾得 清洁优雅，只有主人不修边幅，大布之衣有时束一条蓝腰带，怀里唧唧有声，乃是 大褂里笼中的秋虫鸣唱。那时还没有暖气 这玩意儿，冬天架烟囱，生蜂窝煤炉子，老家人不在后，都是俪松居主人的长期劳作，这在世襄是不在话下的。王世襄的一部老脚踏车，后座加一块木板，老先生能够一天来回四五次，把他心爱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萨坐像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车后，自己骑着送到照相馆拍照，使旁观者感到险象环生。 这就是王世襄后来陆续出版的关于明式家具那两本巨著以及近年出版的《自珍集：俪 松居长物志》当年所付出的劳动代价。诸公休要笑话，三四十年前的专家学者如王世襄，生活上常常与劳动人民差距甚微的！
王世襄老人真是伟大的人，这么多文物在他的保护和英明决断得以完整保存，非常的难能可贵
王世襄主要著作
●《中国画论研究》(未刊)
●《广陵散》(说明部分)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髹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漆器》
●《明式家具研究》(译有英法德文本)
●《锦灰堆》
●《锦灰二堆》
●《锦灰三堆》
●《锦灰不成堆》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
那么多宝贝散尽，王世襄老人会不会有种幻灭感呢，毕竟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辛苦收集来的，集毕生积蓄
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2003年,他通过嘉德拍卖了他的许多宝贝。我也终于得以从中买回来几件,但是最贵的仍然没能买回来。我以前不敢奢望拥有王世襄的藏品,他卖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生前非常喜欢的那件犀皮漆盒,最后我买了回来,收藏在观复博物馆,我觉得他最终选择了“散”,这是他的豁达,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这份档案是一份沉重的民族记忆，它不仅是王世襄人生的见证，更是我们共同命运的见证，虽然很痛苦，但不应忘却，不应麻木。
至于王世襄所藏珍品的价值，在今天已无法估量。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曾举行“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仅竹雕器就推出14件，100％成交，最贵的一件“明朱三松竹根雕老僧”拍出264万元。
因为喜欢古琴，而喜欢上了王世襄。
弹古琴的过程也就是知道古琴是如何之古老珍贵的过程。我知道现今中国弹琴加起来不过是17张而已。而这十几张琴中，几乎一大半都和这位老人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好书。王世襄还有一本收藏全集的书，当当也有，但是要400多块，我一直收藏，但是没有下手买。等发财了，在收藏一本吧。
反正关于王世襄的书，我一直都当收藏品珍藏的。
纪念王世襄……
此书不错，值得推荐。
写王世襄先生的书，不错
王世襄先生的书籍基本都全了啊，哈哈啊，高兴
王世襄先生走了，当然这也使关心他的友人和敬爱他的后学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从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几十本、近千万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
“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著名学者启功先生对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作出极高的评价，他说：
“他想古今典籍、前辈蓍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疑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上世纪90年代初，这时的王世襄已年届耄耋，自觉来日无多，他不希望心爱的藏品在自己百年之后分散，愿意全部捐献给北京市有关部门，作为照顾，希望北京市给自己调配一处住房作为颐养天年之所。然几经交涉协商，终因主管部门答应的住房面积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件事只能无果而终。
恰好此时，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先生想替父亲庄志宸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以了父亲的遗愿。王世襄表示自己愿意将七十九件藏品全部奉送，报酬不计，给多少是多少，但庄贵仑必须保证全部归公，自己一件也不留。经与王世襄多次商谈，庄贵仑最后以100万美金（当时市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贵家具。王世襄用这笔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购寓所一处，自此搬离了他生活过八十年的芳嘉园。
2001年在接受《艺术世界》的邀访时，王世襄和老友黄苗子有一段对话，其中很详细地谈了有关这批家具捐赠的前后想法：
“我不愿家具分散，我希望他归国家博物馆所有，能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赠不起，因为我需要有一处住房，可以安居。”
王世襄的丰富收藏，勾画出他对于收藏的痴迷和执着一生，而作者对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物品的清点和整理，为研究王世襄提供了极为清晰、丰富的资料。
荣宏君的新书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看封面就很喜欢，感觉与三联书店的出的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很像，真希望以后王世襄先生的书都出成这种开本、这种风格、这种感觉。
荣宏君先生整理编写的这本书对研究王世襄及其学术很有价值
现今收藏很热，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拍出3.08亿的天价。而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一直备受收藏界的关注。2003年王世襄先生委托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他的收藏之物，所拍之物无一遗留，全部以高价拍出。轰动了收藏界。
王世襄老人曾调侃自己说是“玩物丧志”，可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对于王世襄在中国传统生活文化方面的巨大研究成就，启功先生在为王世襄先生撰《说葫芦》所写《读后记》中说：“‘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关系的。……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王世襄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为此书题诗中有“玩物成家古所无”的赞誉，又在题词中说：“我国民俗文化渊源至深，蕴藏亦富，畅安沉潜此间，几废寝食，虽不为往圣继绝学，其亦为民族留传统乎!”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长而又充实的人生路，作别了这个曾经给过他许多痛苦，也给过他无限欢乐的大千世界，并于次日火化。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死后也不愿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收到了，很喜欢。怀念王世襄先生。
原打算买来一本细细研究王世襄先生的，现在看来没买错啊。
想了解并深入研究王世襄先生的同仁们都买来这本书看看，还是很有看点的。
曾经出版过王世襄著作的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说，王世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学者，他的著作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他研究的基础是兴趣。他的专业水准是在常年的兴趣中、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在我的印象中，王世襄先生整天都笑嘻嘻的，他虽然被称为"中国第一玩家"，但他其实做事非常认真严谨，这从笔迹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老顽童"。”
王世襄先生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自己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
如果一个人的收藏“杂乱无章”，又或尽是“旁门左道”，大抵成不了大家气候。然而如果那个人是王世襄，情况便不同了。王先生的收藏，上至文人雅士心仪的雅玩清供，如家具、书画、古琴、漆器；下至市井小民钟爱的器具玩物，如各款蝈蝈葫芦、鸽哨儿等，即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把它玩出学问，使之登堂入室，就像是黄苗子先生所说的：玩物成家。
从分类上看，被抄走的物件有图书、古玩、家具、字画、衣物等，种类丰富；从数量上看，每种藏品均有几百件之多，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在图书中，既有中国古代美术论著，也有世界美术论著；既有现代出版的著作，也有古代出版的著作，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古代孤本。而古玩则更为丰富和珍贵，时间自宋至清，类型诸如铜炉、漆盒、如意、笔筒、瓷瓶、葫芦、砚台、折扇、木雕、玉石、玛瑙、图章、瓷器、钱币等等，数量繁多。家具同样丰富，几乎囊括了明式家具的所有样式，材质则以黄花梨木和紫檀木为主，仅从名目上看就令人应接不暇，这还不包括数把价值连城的古琴。字画从五代到近代，山水、人物、花鸟，总数达到300幅之多。总而言之，王世襄的丰富收藏，勾画出他对于收藏的痴迷和执着一生，而作者对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物品的清点和整理，为研究王世襄提供了极为清晰、丰富的资料。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 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为何这些东西会幸免于难？他似乎在告诉我们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位老人如此的深爱着它们，它们希望告诉我们真理战胜荒谬，善良击败邪恶。向王世襄先生致敬！
敬佩王世襄先生，他的《明式家具研究》真的很棒！
藏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高境界，这也是王世襄一生的收藏观，本书中所罗列的藏品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以学术的手法解读收藏的意义所在。在这本书的创作中，作者在注重对资料的学术分析的同时亦重视文字的可读性的所造，增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这是一部亦史亦论的专著。也是王世襄先生去世后，第一本研究他的学术历程的著作。
像王世襄先生这种经历过大磨难而不改初衷不改其心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
而我们这个年代，太缺少这种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