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记往
2011-1
沈鹏年 上海三联书店 (2011-01出版)
沈鹏年
641
无
“老人莫‘怀旧’，‘怀旧’劳神伤身。”然而对有些老年人来说，某些“旧事”十分重要，不怀念，不说清楚，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最看重自己的“责任”。沈鹏年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85岁的高龄，身子骨又不算硬朗，打针吃药自不必说，还时不时地住院，请医生疗理病症。就是这样一付身板，不管是暑夏，还是寒冬，拄着一根竹节手杖，起早贪黑，东奔西走，跑图书馆，钻资料室，为整理自己走访积累的数十万字资料作补充订正，前后逾三十年，辛勤编撰，终于成册。“健康诚可贵，理念价更高”，为了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对“怀旧劳神伤身”的忠告，“置若罔闻”。沈鹏年老先生怀的什么“旧”？应该说，这段“旧事”确实值得“怀念”。只要认真翻翻这本50多万字的《行云流水记往2——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就不难看出，五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史上的这一页，应该把它写清楚，记录在新中国电影史中（《上海电影志》已有记载，不够详尽）。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全国电影工作者，向建国十周年奉献了数十部高质量影片。上海影人也贡献出《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等多部优秀作品。这一年年底，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在新形势下，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使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正在创作中的《鲁迅传》电影文学剧本，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加快了创作步伐。上海影人在党组织的热切关怀下，以无比高昂的热情，投入到电影《鲁迅传》的筹拍中，准备再展身手，创造新业绩。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冢、革命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显现出先生高尚的人格风范。鲁迅先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已载入史册。把这样一位历史伟人搬上影幕，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盼；拍摄《鲁迅传》是顺应民意之举。电影《鲁迅传》的筹拍活动前后历经五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举，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这样一部深受各方关注，汇聚了全国众多电影大师的作品，却未能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由轰轰烈烈筹拍，到冷冷清清落幕，这种巨大的落差，在业界和广大群众中引发种种臆想……。对五十年前电影《鲁迅传》为何停拍的种种疑问，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多年来，媒体也断断续续地发表过不少文章，试图释疑，其中有善意的陈述，亦有偏颇的描绘，更有超出辨别事件真伪范畴的议论，引发有关当事人的不快。当然，还有一些海外“文人”和书刊，也不甘寂寞，借机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面对种种乱象，沈鹏年老先生编撰的《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既是为了澄清有关这段历史的种种谬误，又是为了告慰许多因未能完成使命抱憾而去的先人，纪念那些曾经为这部没有完成的巨片，付出心血的大文艺理论家、大剧作家、大导演、大演员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对筹拍《鲁迅传》也曾给予很多关注）和全剧组同仁。一部优秀影片的诞生，首先要有一个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这已为无数成功佳作所佐证。特别是像《鲁迅传》这样重大题材的剧本创作，进行广泛深入的资料收集，以丰富剧本创作的素材，是必不可少的。在电影《鲁迅传》剧本创作过程中，作为剧组资料员的沈鹏年老先生，走访过数百位专家、学者，收集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梳理，以及对这些资料在创作过程中的运用，产生不同的解析、论辩，是正常不过的事。沈鹏年老先生参加了电影《鲁迅传》筹拍的全过程，在剧组的数年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我不敢说。但是，他的敬业精神不应怀疑。他对这段历史的见证，是以大量亲自笔录的资料为基础的。理论问题可以尽情辩论，学术问题亦可无情地碰撞，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而“史”就是史，不容辩解，不应颠倒，不能篡改，必须严肃、详尽、完整、真实地留存，还历史本来面目。上个世纪60年代初筹拍《鲁迅传》的经历，是电影界的重要事件，不论在创作过程中观点如何？分歧多大？在维护历史的真实性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责，责无旁贷。《〈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中的大量史料告诉我们，尽管影片最终没有完成，但这是一个颇为民主的创作集体，创作过程中虽有激烈辩论，甚至争吵，产生过矛盾，但大家都力避强加于人。在这个创作集体里，“权威”很多，“大官”也不少，其中许多人是国家部长级干部，执国家文化大权牛耳。但他们在这个集体里，在剧本创作中，不论上级下级、党内党外，都是普通一员，人人平等。这部《亲历记》也详尽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摄制组，一次次的造访求证，一遍遍地讨论，三番五次地修改，不厌其烦，都是为了把剧本的质量搞得更好。尊重历史也是这个摄制组的特色之一，对剧本中涉及到的重要历史事件，都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搞“戏说”，都在遵循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进行创作。夏衍同志说过：“这是一项严肃的创作任务，涉及我们党当时按照文艺特性和艺术规律领导文艺的一次实验。”这是真情实话，五十年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尚处在探索阶段，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更无成功经验可鉴。筹拍电影《鲁迅传》的实践告诉我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电影制作体制，确实存在弊病，在剧本创作中，大家做到了畅所欲言，但独缺一个拍板的“责任人”，最后只能无奈地以“对剧本意见无法统一”而停拍。《亲历记》还汇集了各位大师以及普通创作人员，对社会主义电影理论，电影创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讨，其中不泛精辟见解，珍贵异常，这是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面对沉甸甸的《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深感沈鹏年老先生所付出的“健康”代价，是值得的；其执着做事的认真精神，亦令人感佩。（沈鹏年同志表示，他将把有关筹拍电影《鲁迅传》的资料，交即将建成的新上海电影资料馆收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进入关键时期，党对文化提出了大繁荣、大发展的更高要求，电影事业要趁势而上。上海影人已率先完成体制改革，影片创作生产等各项事业，都沿着崭新的轨迹奋勇争先。五十年前筹拍《鲁迅传》的历史，是一段值得珍惜和回味的历史，新老上影人，应该在新形势下，团结一心，为上影的腾飞，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2010年11月30日于沪
沈鹏年所著的《行云流水记往：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二记）（上下）》中的大量史料告诉我们，尽管影片最终没有完成，但这是一个颇为民主的创作集体。这部《行云流水记往（二记上下）（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也详尽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摄制组，一次次的造访求证，一遍遍地讨论，三番五次地修改，不厌其烦，都是为了把剧本的质量搞得更好。《亲历记》还汇集了各位大师以及普通创作人员，对社会主义电影理论，电影创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讨，其中不泛精辟见解，珍贵异常，这是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上册序前言第一章 中国电影史的上盛举——筹拍《鲁迅传》一、田一野文章是回答海外媒体质疑二、拍摄电影《鲁迅传》是时代需要三、为叶以群搞资料，借调作协三个月四、订出《摄制准备工作计划》、成立摄制组五、新华社对《鲁迅传》追踪报道、媒体大力宣传第二章 许广平对《鲁迅传》摄制组极大支持一、担任创作顾问，为剧本提供丰富素材二、认真审阅剧本，提出书面意见三、应叶以群之请，出面约李立三谈话四、帮助演员于蓝，塑造影片中许广平形象五、对资料工作的具体支持和鼓励第三章 筹摄《鲁迅传》迈出最初的四步1.第一步立主脑——听取中央、市委意见2.第二步建骨架——编著《鲁迅史实年表》3.第三步充血肉——整理编印《访谈记录》①《记录》四十年后引起重视②《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头版“旧”闻③网络围绕《访谈记录》的论争4.第四步定方案——制订《剧本初步设计》①集体讨论、由我整理的《剧本设计》草案②创作顾问团集体审议通过《剧本设计》第四章 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历程的“一波三折”《上海电影志》记载：“剧本意见无法统一”：《鲁迅传》“暂定投产”——创作历程：“剧本意见无法统一”导致“一波三折”1.第一个波折：叶以群执笔阶段（1958-1959年）一、起因：周恩来建议二、分岐：三、成果：以群独自完成写鲁迅的（父子、母子）亲情、师生情、同志情；“党的知己”。四、搁下五、感慨：袁文殊说基础不差，以群说生不逢“人”2.第二个波折：陈白尘执笔阶段（1960.7～1961.5）一、重起炉灶建立新组二、写出提纲听取意见三、再接再厉写出初稿四、公开发表展开讨论五、夏衍下组、检查工作六、摄制工作全面启动七、导演异议拍摄暂停：结尾或拍摄两部问题而暂停3.争取周扬审阅剧本（1961.3.18～4.30）一、周扬讲话鼓舞了导演二、争取周扬的四次谈话三、周扬肯定剧本、鼓励赵丹、于蓝演好戏四、导演提出请“高手”定稿问题4.第三个波折：夏衍奉命执笔阶段（1961.5-1961.8）一、夏衍、以群、白尘“三人谈心”二、夏衍谈摄制组工作的安排三、导演宣布演员去绍兴、“摄制工作暂停”四、周扬、邵荃麟等对白尘三稿的意见和期望五、陈鲤庭对白尘三稿否定的意见六、陈鲤庭对白尘三稿逐章 提出意见七、林默涵对陈鲤庭意见的意见八、周总理认为“剧本修改工作由夏衍负责”九、夏衍在翠明庄为《鲁迅传》修改剧本十、摄制组对夏衍修改稿（四稿）的意见十一、夏衍抱病完成《鲁迅传》上集的修改十二、夏衍要我编制四稿与三稿《分场对比表》十三、陈鲤庭、陈白尘对夏衍四稿有异议十四、上海市委要叶以群来京了解情况十五、夏衍发表《关于四稿处理问题的谈话》十六、林默涵宣布：夏改四稿不算定稿、拍摄延期第五章 导演如愿、两陈定稿（1961年9月～12月）一、陈鲤庭“《鲁迅传》定稿工作安排的建议”二、中宣部召集《鲁迅传》定稿问题座谈会三、西颐宾馆两陈（白尘、鲤庭）讨论“定稿”四、西颐插曲：赵丹为何与陈鲤庭“吵架”五、接受鲤庭意见、白尘完成定稿六、陈白尘来信：报告“定稿”结果七、林默涵“同意发表”、定稿画上句号八、《电影创作》发表定稿、夏衍著文“喜悦感奋”下册第六章 天马厂《鲁迅传》摄制计划——1962年开拍一、陈荒煤代表文化部同意《鲁迅传》定稿二、杨仁声代表市委宣传部电影局同意《鲁迅传》定稿三、天马厂接受《鲁迅传》定稿向市委、中央的报告四、市委、中央批复同意、天马厂审议通过《鲁迅传》摄制计划第七章 陈鲤庭的《鲁迅传》摄制计划及流产一、《分镜头剧本》是“拍摄的依据”、计划的核心二、陈鲤庭的计划之一：绍兴、杭州再度收集资料三、陈鲤庭的计划之二：徐家汇藏书楼抄录各种资料四、陈鲤庭的计划之三：要沈鹏年搞几份专题调查五、关于人物分类：按艺术形象、还是划分阶级成份六、关于场景情节：以剧本为基础、还是用资料来丰富七、丁一补救方案失败、《鲁迅传》摄制组解散八、周总理不胜惋惜、“书斋剧”言外之意第八章 党委书记要我整理发表有关《鲁迅传》材料第一类：为赵丹、蓝马、石羽、于蓝整理有关材料①赵丹演鲁迅——为他整理《鲁迅形象塑造的初步探索》②蓝马演李大钊——为他记录《塑造李大钊形象的设想》③石羽演胡适——《胡适在〈鲁迅传〉里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④于蓝作为演员组长的《工作汇报》第二类：在《光明日报》发表电影《鲁迅传》人物琐谈①人物琐谈之一：范爱农及其悲剧②人物琐谈之二：王金发之死的教训③人物琐谈之三：魔怪章 介眉的一生第三类：奉命发表电影《鲁迅传》史实调查①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几个史实②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③鲁迅与创造社交往的史实④鲁迅与陈延年的会见第四类：关于拟写而流产的《鲁迅历史调查记》①《鲁迅传》摄制组解散后对我的新任命②以群指导下的《鲁迅历史调查记》拟目③对“鲁迅抄古碑真相”的研究准备工作④陆澹安先生指导我研究古碑概况第九章 摄制组无奈解散、《鲁迅传》余波仍涌一、鲁耕说“陈鲤庭不买我的账，我不敢碰”二、赵丹遗感“《鲁迅传》几起几落、不了了之再也没有开拍。”三、叶以群对我的支持、关怀四、我和导演没有个人恩怨五、与导演关系的演变六、《鲁迅传场景表》与《结构分析表》七、翻拍《民报》照片“触雷”八、开了三次“翻案”会、“退赔八十五元”九、张春桥“蹲点”上影揪“夏（衍）陈（荒煤）路线”十、四十年来围绕《鲁迅传》涌起三次“余波”第十章 尊重历史事实、澄清三重迷雾第一重迷雾：《鲁迅传》“停拍”与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无关。——停拍原因《上海电影志》早已明确记载第二重迷雾：《鲁迅及有关史实年表》绝非“别有用心的捏造”。-冯雪峰不明真相、妄加指责、不符事实第三重迷雾：《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绝非“文坛谣言”。——陈福康指责《访谈记录》是不实之词——两位证人宋涛、许爱兴的三篇辩诬文章一、驳陈福康：究竟是谁在散布“文坛谣言”？二、驳陈福康：考查“周作人问题”的事实真相三、驳陈福康：请看“不容于世”的由来和发展附录：我为何写《筹拍历史巨片（鲁迅传）始末》——孙雄飞给夏衍、陈荒煤等同志的报告后记
插图：第一章 中国电影史上的盛举——筹拍《鲁迅传》1985年《大众电影》总第386期发表署名田一野的《筹拍历史巨片（鲁迅传）始末》，说“筹拍《鲁迅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件”。二十六年前（即1960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注下，电影界曾经组成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创作班子，来筹拍历史巨片《鲁迅传》。但是，没有几年时间，《鲁迅传》的拍摄却以夭折而告终。至今，它仍然是一个谜。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事情要从头说起。”（见该刊第10页）一、田一野文章是回答海外媒体的质疑这位“田一野”是上影厂现犹健在的原电视部文学组长孙雄飞的笔名。文章为什么“事情要从头说起？”因为起因于《人民日报》发表赵丹一篇文章，引起海外媒体质疑而作的正面回答。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赵丹于病床上口述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说：“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于是美国、日本，香港和台湾地区等海外媒体提出质疑：他们说大陆报刊对《鲁迅传》电影“功败垂成”的责任，曾经大肆宣称是“周扬黑帮诋毁鲁迅的大阴谋”（附图）；他们说如今《人民日报》的文章称“二十多年拍不出《鲁迅传》电影”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所致。他们认为文艺界“领导”就是所谓“文艺沙皇”周扬。他们猜测导致《鲁迅传》电影“功败垂成”是“周扬'管得太具体'的结果”。他们重复“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攻击性语言指责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文艺……。——这完全是违反历史的不实之词。当时主管《大众电影》的“中国影协”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鉴于海外流传的不实之词应予澄清，便派了《大众电影》的编辑专程到上海，向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原大马电影厂副厂长葛鑫、原《鲁迅传》副导演夏天等当事人了解情况并提出约稿。原《鲁迅传》导演因病住院，未能接谈。丁一和葛鑫等建议请夏天写稿，夏天因有拍片任务转请孙雄飞执笔。夏天向孙雄飞谈了一些内情，并把自己和赵丹在《鲁迅传》摄制组的合影交给孙雄飞，作为插图在文中刊出。由于丁一和葛鑫与筹摄《鲁迅传》关系密切，有必要介绍如下：丁一（1916-2003）原名郭淑真，河南沁阳人，是长期担任党务工作、政策水平较高的老干部。1937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山西第三行政区妇救会主任．晋东南妇救总会常委兼部长。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二部学习。1946年在中央妇委工作，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中共武安县区委书记。1949年天津解放，任中共天津市委妇委副书记、市妇联副主任、市纺织工会主席。1955年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女工部长为瞿秋白夫人杨之华）。1957年调上海，任上海最大的工业区之一普陀区委副书记。1960年市委为加强对天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名，调任天马厂党委书记。在天马厂任职期间，重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为导演、编剧中被错划的“右派”摘去帽子。1960年冬她亲自主持《鲁迅传》摄制组的成立；1961年她坚持将沈鹏年从长宁区委正式调入电影厂、任沈为“天马厂资料组长”、负责全厂已摄、在摄影片的档案工作。1962年为拍摄《鲁迅传》提出补救方案，作了最大的努力。“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1978年至1985年的八年间，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1986年离休。葛鑫（1918-2000）原名葛能裕，江苏阜宁人。是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影总公司导演室主任。1935年在曹禺的引导下参加进步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雷雨》、《日出》等名剧。1938年在香港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剧团，并在影片《孤岛天堂》扮演角色。1939年在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荆轲刺秦王》和民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孔夫子》都扮演主要角色。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80年代，作为上影的资料组组长，我奉命从事“鲁迅历史调查”和“周作人历史调查”，对学术研究作了_些微薄贡献。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很想在生前能够使这两份调查记面世，以便请大方家审核指正。我的长婿顾幼立给我极大的帮助，昼夜为我操劳、润饰文稿。二婿向子平为我提供舒适的环境和写作的条件。王珏艳小姐为我悉心打字排版，苏州附二院刘志达教授对我健康的关怀。我的第三代：在德国的顾凌、上海的岱君和伯约，美国的山妙、大卫和尤娜，以及第四代亭萱，都关心我的健康和写作……。一卷成书、诸天呵护，四代同堂，满室馨香，使我更为感奋。请容许我借用鲁迅先生《引玉集·后记》的话，为本文作结：“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谢谢读者，无量寿佛！
《行云流水记往: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套装上下册)》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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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年口口声声自己是共产党员，却披上袈裟成了佛教徒，而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老艺术家高举屠刀，滥泼污水，编造故事挑拨离间，掩盖当年自己种种劣迹，让许多当事人出来剥去他披着的羊皮，让这个造谣专家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