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奇才梁启超
1997-1
董方奎 武汉出版社 (1997-01出版)
董方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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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无不受梁启超言行的影响。由于粱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中国人习惯地称他为启蒙思想家、启蒙大师。黄遵宪说：“梁卓如乃旷世奇才”。外国人也有不少评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伊藤博文说他是根本改造近代中国的大丈夫，是近代中国“珍贵的灵魂”。 在中外近代启蒙思想家中，著述之浩繁、文字之优美、文体之多样化，粱启超可谓首屈一指。美国研究梁启超的专家约瑟夫·勒文森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中说，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郭沫若在《自传》里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那时的一些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呼唤成千上万的青年毅然投入革命、爱国、争取民主运动的洪流，为使中国逐步走向富强之路而奋斗不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我读《新民丛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任公在新民说“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膛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成那些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促人感激奋起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它的魔力，”。胡适又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我国“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为日后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及其他学术研究播下了种子。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青少年时代，也最爱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梁启超的改革思想、新民思想以及梁启超的文笔，当时曾深受毛泽东的崇拜与倾慕。梁启超号任公，毛泽东由于佩服梁启超的学问文章，还曾给自己取一个雅号“子任”。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也受梁启超《新民丛报》、《新民说》的影响。可见，粱启超当时对中国民主青年影响之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急剧动荡时代，历史交给人们的重任是摆脱贫困与专制的束缚，追求富强与民主。如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志士仁人提出过各种方案并以其毕生精力为之奋斗，梁启超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以其非凡的天才和勇气，孜孜以求开创改造中国之路。他曾力主君主立宪，后来又坚决反对君主制复辟；他对民主共和政体，历经追求、反对、拥护、捍卫到失望的曲折过程。晚年，他遍访欧美，多方考察，从中国贫穷落后与经济不发达的客观实际出发，力排众议，提出了以资本主义为过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方案。粱启超为中国民主富强而呕心沥血、彷徨求索的一生，说明在历史转型的巨大变化中，寻找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之路是多么不容易。 梁启超不仅呼唤爱国救亡，倡导政治经济的改革，而且推动文化领域里的广泛革命。这包括文体创新、诗歌革命、小说革命、史学革命等。 在文体创新方面，他反对旧式古文体，提倡新文体，他所撰写的政论性散文，具有纵笔自由、论述精辟、通达流畅、明白易懂的特色，他那清晰明了、充满热情的文字，深深吸引广大读者，为“五四”白话运动的开拓铺平了一条大道。他首倡诗歌革命，提出诗歌要有“新思想”和“新意境”的口号，要把新的理想熔铸于旧诗歌的形式中去。他首倡小说革命，主张写政治小说，把小说与政治结合起来，在小说中提倡新道德、新观念、新学风、新人格、新人心等等；反对小说中的封建迷信、色情凶杀等有毒因素。他还明确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指出旧史学中的种种弊病，主张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使后人依据这些公理公例以增进幸福于无疆。他还是近代中国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社会伦理学、经济学、财政学、法学、新闻学方面的开拓者。在学术史、哲学、佛学、文学、诗歌、书法等研究中，他也有较深的造诣。他留下的文字遗产达1400余万字，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永放光彩的精神财富。 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令人眼花缭乱，政治生活艰难曲折。他所坚持的或反对的观点都非常明确，言辞十分激烈，但有时又善于自我否定，其作用都非常突出，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引人争论的人物之一，乃至遭到误解、非议与斥责。有人说他中期是“反革命”，晚期是“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退潮”，“落伍了，成为折衷派”等等。尤为严重者，自30年代政治上批判第三条道路以来，康、梁“改良主义”被严加贬斥，数十年来人云亦云，社会上乃至教科书里无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梁被斥为“保皇派”的罪魁祸首，梁启超的子女们遭到诛连，被打成“反动权威”或“反革命分子”，挨斗挨批，梁妻王桂荃、梁之长女思顺、长子思成竟被迫害致死。被扭曲的历史应该扶正，公道自有评说。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清除“左”倾祸水以后，政治经济出现了颇为迅速的发展，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本书以求实的精神，‘客观地研究梁启超，澄清过去对他的一些误解、非议与斥责，向读者奉献一本梁启超新传，使读者对梁启超有一个再认识。 梁启超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旷世奇才，他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道德观、人生观以及“新民”富国等一些重要价值观，都值得后人学习，继往而开来。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自幼聪明好学，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称神童，近代中国的旷世奇才。自“公车上书”开始，他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近代中国才华横溢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政治活动家。他倡导文体创新、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其学术成就令人眼花缭乱，成为近代中国政界、理论界、文化教育界的杰出领导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艰难曲折，他不仅多才、多能、多情，而且多变，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引人注目又最引人争论的复杂人物，当然不免遭到误解、非议与斥责。《旷世奇才梁启超》对他多变的历史作了，具体考察与科学论证，肯定他是善变的豪杰，对近代中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作者重点记叙他为追求中国富强民主的改革之路而呕心沥血、彷徨求索的痛苦历程，其中贯串他对美式民主共和政体从追求、反对、捍卫到失望的曲折变化，说明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中，寻找一条正确的改革之路是多么艰难。此外还写了他的一些轶闻趣事和操守德行。全书内容丰富，言必有据，情节跌宕，诗文并茂，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适合于广大读者阅读。
引言一、青少年时代 1．新会神童 2．12岁秀才问苍天 3．中举与订婚 4．学习生活的转折 5．新婚和会试中的得失二、推动改革 1．在1894年的历史转折中 2．发动公车上书 3．疾呼维新救亡 4．言论界之骄子 5．时务学堂掀风波 6．推动变法的“小人物” 7．力图挽救改革的失败三、追求革命共和 1．以逃为上策 2．初到日本 3．迎来妻女又壮别 4．夏威夷行 5．意外的檀岛之恋 6．与孙中山联合，遭康有为严斥 7．轰动澳洲四、放弃革命共和 1．重振《清议报》 2．《新民丛报》与《新民说》 3．康、梁之间的笔战 4．赴美考察的收获 5．穷究学理五、君主立宪的旗手 1．美式共和在中国行不通 2．推动立宪政治 3．缓进好还是急进好 4．推动请愿、批评请愿 5．贫寒彻骨、养晦待时 6．在国会请愿的激流中 7．洒在台湾的伤愁哀怨泪六、在共和国成立之初 1．政变密谋的破产 2．在政体转型中的策略变化 3．迎梁如拱北斗 4．梦想左右天下 5．鸟笼中的国务大臣七、为再造共和而努力 1．戳穿袁、日勾结阴谋 2．揭露帝制复辟丑剧 3．策划西南发动义举 4．神秘惊险的偷渡 5．冒死降龙却胜不立朝 6．在再造共和中立了首功 7．幻想再一次破灭八、呼唤、教育、倡导 1．五四运动的引发者 2．弃政从教 3．倡导新文化 4．塑造“现代青年” 5．作国民运动的马前卒 6．温和的社会主义九、苦斗、彷徨、陨落 1．日夜淫于著述 2．在病痛中忙于公益 3．哀悼贤妻 4．回光返照 5．在彷徨中陨落十、功垂千史 1．盖棺之论 2．启蒙大师 3．反帝反封建号手 4．善变的豪杰 5．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6．儿女成才附：参考书目举要后记
一、青少年时代 1 新会神童 在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有一个新会县。出新会县城南行，经名胜“小鸟天堂”，可直奔西江与潭江汇合处的凤山。1872年2月23日，梁启超就出生在风山之麓的茶坑村。这里蕉林与葵树交相成行，橙橘遍野，稻米飘香，三冬无雪，四季常花，是典型的物产丰富、景色迷人的南国风光。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最早遭受列强侵略又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成为促使中国人民最早惊醒、最先觉悟的发源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出生在这块地方。新会县扼西江人海口，东北望广州、虎门，东南望香港、澳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自虎门销烟以来的民族气概，交相激荡，成为中华民族奋起自雄的动力。 粱启超，乳名宏猷，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沦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有近30个笔名。他出身于诗书世传的家庭，他的前29世祖梁季美为宋代进士，家庭在宋末由福州迁居粤北南雄，明朝末年移至新会县农村，现名熊子乡。这里原系海岛，由于三角洲前缘逐渐向海洋推进，故日后变为陆地。梁启超说，他的家庭实为“中国极南之岛民”，“数百年栖于山谷”，家境清贫，簿田数亩，故居为砖瓦平房，全家都参加劳动，且耕且读，不甚宽裕。祖父、父亲还靠教书维持生活，与外界亦不多往来，不问世事。 梁启超的祖父梁延后(1815—1892年)，字维清，号镜泉，秀才出身，1844年出钱捐了个附贡生，成为府学生员。为人勤俭朴实，忠厚仁慈，治家训子极严。他不会官场应酬，不愿当县教谕这个八品官，遂回乡下，以教书为业。又倡捐修路，公平待人，受到乡亲的称颂。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1849—1916年)，字莲涧，连秀才也没考上，亦执教于乡里。他为人公正，在乡里热心排难解纷，劝息赌、盗、械斗之风。梁启超的母亲赵氏(1852—1887年)，其祖父出身举人，父亲出生庠生。赵氏知书识礼，成为梁启超识字读书的第一位蒙师。 自幼聪明可爱的梁启超，受到祖父及父母的钟爱，很少被训斥责骂，更受不到鞭打。但是，在梁氏家教中，凡百罪过，都可饶恕，唯说谎话，断无饶恕之理。启超6岁时，有一天，在规定熟读《四书》之时，却偷偷将一本唐诗放在膝上阅读，被他母亲发觉。梁启超说，这天晚饭后，“我母亲传我至卧房，严加盘问。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知我母终日含笑，今天忽见她大怒，不可形容。我母命我跪下拷问，问我今天做错事没有。当时，我若承认错误，或者可以免除严惩，无奈我忽视母威，仓皇失措，竟拒绝承认错误，引起母亲大怒，被我母亲翻伏在膝前，力鞭数十。”自然打得梁启超直叫饶命。与此同时，赵氏又严厉训诫启超，“你若再说谎，将来便成偷盗，便成乞丐。”又说，凡说谎者，必然自己知道错误而有意掩饰，明知而故犯，自欺而欺人，与盗贼行为有何区别？天下万恶，皆起于此。然而，欺人者必然会被人发觉。且必被人指为说谎大王，在众人面前失去信用，既无人信任，将来必至沦为盗贼乞丐而不止。在母亲的严厉教育下，启超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说谎了。他在《三十自述》里说：那次母训，“我至今常记心中，谓为千古名言。”他更颇有感慨地说：“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亲之教训，实不多得，长大而思训”，就具有更加深刻的人生意义。 梁启超四五岁时，在祖父、母亲膝下读完四子书和《诗经》，6岁又在父亲身边读完《中国略史》、《五经》。那时读书，均需全部背诵出来，年龄稍大一点后听些讲解。6岁这年，开始从蒙师张乙星先生读书。这所私塾学校设在启超故居西边村口之“奎楼”上。“奎楼”俗称“文昌阁”，后为“宏文社学”，为二层砖木结构，面积共约40平方米，但建筑却很讲究，飞檐双叠，镂刻镶嵌，琉璃灿烂，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成为培育梁启超的摇篮。启超7岁时，他的父亲最后一次考秀才失败，即回乡设馆教书于此，并招收几个学生为梁启超伴读。从此，他在父亲教导下学写八股文。因家贫无书可读，只有熟读家中仅有的《史记》、《纲鉴易知录》。他父亲的朋友见启超聪明过人、勤学好问，便赠以《汉书》和《姚氏古文辞类纂》。他得书大喜，狂读不已。 梁宝瑛不仅严于律己，且对少年启超的要求极为严格，督课之外，命他参加田间劳动，启超之言语举动稍不谨慎，动辄呵斥。梁启超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迅速成长。 启超童年时代，受祖父的影响极大。祖父梁延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尽忠尽孝及爱国教育。平时，带启超同床睡觉，经常、讲述古代豪杰的英雄事迹和大学问家的崇高德行，而尤爱讲宋朝末年、明朝末年的战争故事。 P1-3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学术界的明星梁启超于1929年陨落了，而我却于1929年降生。也许出于某种因缘，60年代初我做研究生学年论文时就选上研究梁启超这个题目。30多年来，我对梁启超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越来越浓。198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责任编辑王澄林先生对该书评价说：“立论是公允的，内容也较翔实，对历史人物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摆脱了左的影响，是很难得的。”后来，我继续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了《梁启超与立宪政治》，重点评述了梁启超在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论争中的言行。 在台湾，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张朋园先生也出生于1929年，他于60—70年代出版的有关立宪派及梁启超的专著，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对我很有启发。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而且同行相亲。1993年11月又在新会康、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见面，他建议我写一本梁启超简传，我返汉后便欣然命笔。 我在撰写过程中，曾蒙台北师范大学董有兰教授惠赠大批资料，曾借鉴国内外学者有关梁启超研究的成果；张朋园教授、华中师大陈夫义副教授审阅了初稿，并提出许多修改建议；本书得到我的老伴谢代徽的合作与支持，我的女儿董丹、董晋、董利帮我作了许多辅助工作；由于作者身体欠佳，武汉出版社政经法编辑室主任余汉康不吝心力，帮我进行了统稿和两次修改；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杨昶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在本书看样阶段，作者正患眼疾，老朋友龚海泉、俞家鹤、刘欣然等正副教授，拨冗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只侧重在某些方面写梁启超的一生，并试图匡正梁启超研究中的“左”的影响。或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者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武昌桂子山
这本书中所能体现的不单是研究梁启超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且体现了时代在发展，新的观念也在不断形成。这本书的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体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梁启超盖棺定论的各种争议，也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梁启超的可喜进展。 本书以求实的精神，客观地研究梁启超，澄清过去对他的一些误解、非议与斥责，向读者奉献一本梁启超新传，使读者对梁启超有一个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