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
2010-03
武汉出版社
杨继绳
445
无
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30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流下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4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过人类在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天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能挣0.14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吸收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管理制度，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NP)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领导干部任期制代替了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中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30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30年来，我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选择了百余篇评论奉献给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
本书作者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三十年来，作者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改革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有的文章还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本书分别从银行漫谈、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大方面归纳选择了一百余篇评论集成此书奉献给读者。相信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评为高级记者。从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1990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银行漫谈 夹缝中的财神爷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从柜坊到钱庄，经营货币的商店 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 央行“工具箱”里的三大“法宝” 借债还钱竟成了金融改革的关键 银行家的心 居民储蓄：多彩的棱镜 RTC不是魔术师 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法集资股市随笔 且看蝴蝶在跳舞 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把鸡蛋放在哪个筐里 看安然事件，想中国股市 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谁为数万亿元买单？财富流动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从熵的基尼系数说起 “胡雪岩热”的背后 当代“红顶商人”财政漫谈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国债这块大蛋糕能吃多久 凯恩斯水土不服 何时欢送凯恩斯 中国财政：提高“两个比重”要慎行 凯恩斯依赖症宏观经济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跷跷板，两头翘 谁来解开生死结？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 话说“软着陆” 经济“大三角”透视 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 鞋帮鞋底同时破市场，市场 市场，魂兮归来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对外开放 围墙，围墙，围墙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立足内需也要放眼世界 全球化不是霸权全球化 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弱势群体看汇率 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经济与社会 从“全民皆师”所想到的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交通启示录 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 小政府，强政府 私人轿车：无可奈何的选择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机制泛谈 首钢，还首都以绿色！ 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大声呼唤 教育公正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企业改革 依靠产品打天下 谁来解开“九连环”？ 厂长应当是商人 麦当劳、饺子和汽车 “三不”启示录：用现代信用规范企业关系 国有企业的病态：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 品牌不是空手道 企业管理还是管理企业？ “拿了不该拿的”和“该拿的没让拿” 沉重的脚印：中国企业家五十年 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买不断，管还乱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当代老板 为民有经济正名 九十年代新老板 历史的旋梯：中国民有经济的沉重轨迹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不当“流星”，也不要当“明星” 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改革回眸 特色，在历史合力的延长线上 篱笆、利益与体制 艾哈德童话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两个年之后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知识经济 技术应当如何引进 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阻力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 高技术未必高效益 不能把知识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 反一下知识经济的潮流 “知识”要怎样进入“经济” 让发明家暴富 “资本家”解雇“知本家”人才，人才 怀才不遇与自用其才 学历．知识．才能．贡献 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 用人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腾出脑袋，用于创造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人以文名”和“文以人名”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奏折经济学 论证经济学 舶来经济学 地图经济学 诠释经济学 显学的危机 “经济人假设”和“经济人”现实熵与社会 所有科学的第一定律 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幸福 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 愚蠢地“向地球开战” 愿社会稳定有序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一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远利益的项目进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等等。 政策性银行实际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具有一定的财政性质。但它不是财政，它的资金活动还是以信用为基础。它的贷款一定要还本付息，使它能够保本经营。它不是各级政府的钱口袋，不是福利机构，它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应当由该项政策的决策者承担风险，谁确定的优惠利率谁负责贴息，谁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谁承担补贴。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银行竞争，但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 政策性银行一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对社会公众不直接构成债务关系。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一、财政拨款；二、中央银行再贷款；三、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性余额；五、间接运用邮政储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是专业银行而不是综合银行。以日本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银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有十大金融分库。在十大金融分库中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医疗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等。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详细的专业分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建设初期也应有专业分工，但不会有国外那么详细。据可靠消息，我国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走出夹缝天地宽，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以后，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一位客户拿一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一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其他多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挤兑的长龙。这场银行风波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一旦有储蓄不安全的信息，储户会马上把钱取出来。这就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存款是银行的债务，“挤兑”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同时到银行去讨债。据说英语“破产”一词来自最早建立银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银行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群起砸坏柜台的一种情况。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商店的话，那么，这个商店完全是靠信用来维持的，没有信用，谁敢把钱存在这里？所以称银行为“信用机构”。信用，它对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某家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而且得不到支持，这家银行就难逃破产的命运。 银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储户存款的安全。为客户保密是措施之一。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泄露有关客户的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判刑。瑞士银行对外国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码和暗记，只有存户本人和银行的两、三个最高级的职员知道。所以，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国人存入瑞士银行的钱没有利息，有一度存款超过一定的额度还在倒贴利息。无息或负利息并没有阻止外国钱财源源不断的流进瑞士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一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国外的29万美元。我当时报道了这一新闻，一时引起轰动，但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居民的姓名，因为银行一直对我保密。 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银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们有些银行没有钱支付储户的提款时，常用的办法是在门前挂上“今日学习，停止营业”的牌子，这实际是一种逃债的行为，是有损信用的。 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取到钱，银行至少得做好两方面的事：第一，它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回，它必须选择有信用的贷款对象。信用是双方的。银行有信用，客户也得有信用。这个信用不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财产作保证的，它是通过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并行登记的。没有信用的人和企业到哪里也借不到钱。第二，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准备金加上可以贷出去的钱俗称“头寸”。 为了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中央银行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称为“法定准备金率”，简称“准备率”。我国目前要求专业银行的准备率为13%。这13%的钱交中央银行管理，另外还要求专业银行再留8%的备付金。按规定，商业银行每天结账时都要保证准备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不够这个比例就不能“轧账”。必须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办法调动头寸，当晚把这笔钱补足。 为了保证存款的安全，一些民办银行较多的国家规定了开办银行的条件——例如它们必须具备最低数量的资本等。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进行保险。 我国的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它的信用由国家担保，信用是不成问题的。但目前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它还吃国家的“大锅饭”。今后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就得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时，商业银行的信用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个懒汉和一位劳动模范收入一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一些高档商品，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距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着纵队进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冲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一。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进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你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一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么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痴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一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一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一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血酬定律》《潜规则》作者吴思强力推荐 点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本质，鞭辟入里；分析腐败与体制的关键，剥茧抽丝 ★他是新华社工作35年的高级记者。 ★他的文章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批示 ★他也是一个最不“听话”的人，有三届中宣部部长批评过他 ★他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他拥有大批铁杆读者倍受尊敬，分布在国内外各行各业的知识阶层中间 这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喜欢历史的人不可不读； 这不是一部经济著作，但热衷经济的人不可不看； 这不是一部政治著作，但关心政治的人不可不参！
无
选题不错 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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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 潜规则都看过
好书，作者发表文章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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