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2001-11
河北教育出版社
郑尔康
无
胡愈之在他悼念郑振铎的文章《哭振铎》中写道：他"是一个多面手，无论在创作还是在翻译方面，无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方面或是整理世界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他的另一位友人在追思他时说到，中国要是有所谓的百科全书的话，郑振铎是最卓越的一个。
郑尔康 郑振铎之子，有著作《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序言“出生在温州的福建人”伟大的母爱未来的站长图书馆的常客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向往“新社会”文学创作的开端新月与飞鸟一个文学社团的诞生小站练习生“为人生而艺术”每月六十元就够了编辑生涯——《儿童世界》与《小说月报》婚姻趣事……
书摘 课余时，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常常交换着阅读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有时，他们还爬到高大宽厚的——可以在上面跑马——的古老城墙上，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有时还凑钱买些花生、瓜子、糖果等，边吃边互相热烈交流着自己的学习心得。往往到日薄西山，城下炊烟四起，都不愿散去。他们渐渐地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比同校同学还要亲热得多，他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他们那时对俄国文学是“那么热烈地向往着，崇拜着”，并且还尝试着翻译起这些作品来，他们最初译了几篇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给了他熟识的《新中国》杂志社，而且令他们惊喜的是，很快就发表了，每人还得到了几块钱的稿费。这件事，对这几个才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来说，简直像是盘古开天辟地一般了不起!拿到钱后的第二天，郑振铎独自走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平时只吃些烙饼或馄饨的他，这次竟阔绰地向老板要了两个炒菜和一大碗米饭，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花了不到伍角钱。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最丰盛最奢侈的一餐饭，也是他一生中最念念不忘的一顿美餐。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郑振铎和胡愈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郑振铎还被推举为闸北区市民代表执行委员会成员，担任秘书工作。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郑振铎和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了抗议信，要求严惩凶手。信是写给当时国民党中央的“三大”文化名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在抗议书中，郑振铎名列榜首。据说吴稚晖看了，大为震怒，当时下令“按名搜捕”。 当年五月，为暂避反动当局迫害，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辗转英、法、意等国。当他离别祖国时，看到沿海停泊着许多美、英、法、日帝国主义的军舰，怒火中烧，无比激愤。在《离别》一文中写道：“当我归来时我希望这些军舰都已不见了，代替他们的是我们最喜爱的悬着我们的旗帜的伟大舰队。”并表示，“如果他们那时还没有退去中国海，还没有为我们所消灭”，那么就要以“更勇猛的力量”投入战斗，“去压迫他们，消灭他们”。一九二三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郑振铎散文集《海蒸》，收入了他的这篇文章。 在郑振铎的相册里，有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这是50年代，郑振铎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照的，是在观看一场演出。照片上并排就座者，从左往右，依次为：郑振铎，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之外孙拉吉夫，甘地，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照片上的拉吉夫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英迪拉也还是位风华正茂的少妇。有意思的是若干年以后，英迪拉和拉吉夫继尼赫鲁之后，先后都担任了印度的总理，并且最后都死于他们的政敌之手，这一“上帝安排”的巧合，恐怕照片上所有的人，在当时是绝对预料不到的。终圆敦煌梦 作为一位作家和学者，他一辈子都在和祖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艺术打着交道。他热爱古籍，热爱各种出土文物，热爱古老的书画艺术，当然也非常热爱分布在我国各地的石窟艺术。他认为，石窟艺术是我国古老艺术中之“精英”，是“瑰宝中之瑰宝”，譬如，他在一篇专门谈石窟艺术的文章中写道：“从新疆的高昌、库车，甘肃的敦煌、天水，大同的云岗，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到义县的万佛堂，是一连串的石窟寺，点缀在我国境内的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装饰得更为富丽弘伟。这些石窟寺都具有丰富的石雕像或塑像或壁画，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英，……” 早在三千年代，他和谢冰心夫妇等，初次游览山西云岗的石窟时，便被那一千五百年前北魏时代佛教艺术的“伟大宝库”所慑服。他们在这里一连徘徊了三天，尤其是我们的主人公，已是“全身心地沈酣于和震慑于此了”。但仍只能是浮光掠影地走马观花，不能去仔细欣赏品味，而带着几分眷恋依依离去……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岁月里，特别是在他担任了主管全国文博工作的领导职务以后，他访遍了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各地的著名的藏书楼、图书馆、博物馆，当然，凡有石窟的地方，他也是必定要去的。洛阳的龙门，甘肃的炳灵寺、麦积山，济南的千佛山……凡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他甚至连印度的阿旃它，都在两次访问时，去过那里两次了。可是惟独自己国内的，堪称世界石窟艺术之最的敦煌，却由于地处边陲的那个连春风都难以到达的地方，虽然是属于他的管辖之下，他的好友，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多次邀他去视察，可是，终因工作忙和交通不便等多种原因，长期未能如愿。啊，敦煌!这个他在梦魂中多次亲历其境的“千年之美，毕集于斯”的地方……他时常在向往着它，在心灵中呼唤着它…… 终于，一个机会来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他率领一个全国政协的视察团去西北视察，顺道去了他“心向往之者久矣”的敦煌。 他的行李，在临时安排的“招待所”刚一放下，便不顾已是夕阳沉沉，一手拉着书鸿所长，就去看望那些时常在他梦境中忽隐忽现的千年古窟。在渐渐暗下来的落照中，他借着工作人员为他高举着的汽灯，看·了壁画，又看塑像，一连看了好几个石窟，不断地用“美极了!好得不得了!”他所惯用的形容词来表达他的赞美和感叹，他已完全沉醉在了这“世界艺术之最”的“宝库”中了……当夜，他完全忘却了旅途的疲劳，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朋友们写了信。他要使他的朋友们及时与他分享当时的感受，一封接着一封地写。在一封信中，他写道：“‘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了才知道其弘伟，美丽。”是啊，若非是身历其境，是根本无法感受到莫高窟的真正壮美的! 然而，他们的时间却只允许在那里逗留四天……临别时，他应常书鸿所长的要求，为研究所写了题辞，他写道：“……走马看花地看了四天，尚未能及其半。千年之美，毕集于斯，诚可谓民族艺术的大宝库也。研究民族艺术的人，如不到这里来细心学习，至少是一年半载罢，则决不能说是已经明白了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闪光的句号——星殒高秋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凌晨，一架从北京南苑机场飞往莫斯科的苏式“图一104”客机，在苏维埃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的高空云层中穿行着。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团强烈的火光中，机身宛如一颗闪亮的殒星，在漆黑的万里夜空中，划过一条耀眼的弧线，坠落而下…… 十月二十日，中国首都北京各报头版，镶着黑色边框的消息报道“新华社十九日讯，十月十七日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一104’客机一架，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乘此飞机的有我国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副团长蔡树藩、团员……” “郑振铎”的名字，对中外学术界，特别是对文学界，是大家所熟知的。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晴空中的惊雷，震动着他的亲人和每一个熟悉他的人的心弦。朋友们老泪纵横，同志们垂首默哀，亲人们悲痛欲绝。古老的庭院，秋风萧萧，群花凋谢，黄叶沙沙，也在为它们的主人唱着哀歌。人们呼唤着：“振铎”、“铎兄”，“西谛”……呼唤声直上万里苍穹，但是没有回答，正像他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 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 ——郭沫若 悼闻星殒值高秋，冻雨飘风未解愁。 为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恨看沉浮。 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 天吝留年与补过，九原料应恨悠悠， ——茅盾老友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赵朴初……流着热泪写下了悼念的诗句。魂兮归来 几乎就在新华社发布了郑振铎等人乘坐的飞机失事的消息的同时，苏联塔斯社也发布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公报：“苏联部长会议就图—104客机失事发表公报如下：今年十月十七日，由北京往莫斯科正常航线飞行的图—104客机一架，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飞机由于失事炸毁，乘客和飞行人员全部牺牲。 为调查事故的原因组成了政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赫鲁尼切夫(主席)、日加列夫、鲁金科、杰明捷夫、伊瓦舒京和列季泽。 委员会的成员已飞往失事地点进行调查。” 另外，为了处理这次遇难者的后事，苏方还专门指派了空军主帅热沃隆科夫主持这个工作。 遗体在当地火化后，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由苏军方的专机，护送到北京南苑机场。由于护送者中，有苏空军主帅热沃隆科夫，因此，中方委派了空军副司令吴法宪中将前往机场迎接。 机场上秋风萧瑟，天空暗淡，无数的花圈在低声呜咽。 郑振铎的好友沈雁冰、夏衍等人都去机场迎接他的骨灰回来。夏衍手捧这位相交数十载，被朋友们一贯戏称作“大孩子”或“老天真”的老友的骨灰盒，想起振铎生前常爱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坐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死掉，大概是一种最痛快的死法。”现在这句话竟不幸而言中了，不由悲从中来。他眼含热泪，手捧“安眠”在小小木盒中的老友，在哀乐声中，缓缓步出机场。 郑振铎，他回来了， 他的肉体化成青烟回来了， 他的心回来了，他的灵魂——一个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的灵魂回来了! ……
序言 郑尔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空，“五四”是个群星升起，璀璨无比的年代，继鲁迅之后，在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文豪大师中，有一位被称为“多面手”(胡愈之语)或“百科全书派”(端大蕻良语)的，同时也是建国后，惟一被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帘追授为“革命烈士”的著名作家，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郑振铎。一 作家·学者·“多面手” 胡愈之在一篇悼念郑振铎的文章(《哭振铎》)中写道：郑振铎“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而端木蕻良在《追思》一文中，则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是最卓越的一个。”两位先生的评价，很确切地指出了郑振铎是一位“最卓越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兼学者。 如果仅以创作来衡量一个作家，那么郑振铎写的小说并不多，但其成就，却是不容忽视的。就目前所知，共三十六篇，除《取火者的逮捕》是长篇外，其它均为短篇。 《家庭的故事》是他早期写的一组家庭系列短篇集，收《猫》和《风波》等十六篇。他以朴实的文字和“几分眷恋”的心情，为读者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作者选取了各个不同的角度，为它“留影”，为读者呈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角落。这些故事并不是作者的回忆录，但是这些人物原型，是当时中国社会“到处都可遇到的”，作者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因此下笔得心应手，多数人物形神皆备，有血有肉，是至今仍被人们称道的佳作。 通过《家庭的故事》，作者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的各种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使读者透过这些家庭，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是，他对这些家庭并没有明显地去谴责，因为他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了读者一个道理，即不合理的社会，是由不合理的家庭所组成而实际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是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些家庭悲剧的根源。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作者的这种观点，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意义。 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渊博的学识，逐步形成了郑振铎擅长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特色。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创作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长篇《取火者的逮捕》和以文天祥、阮大铖、黄公俊的事迹为题材的《桂公塘》、《毁灭》、《黄公俊的最后》等三个短篇。前者虽然写的是外国神话，实际上是“借古喻今”，以达到他鞭挞蒋家王朝的昏聩、丑恶和残暴的目的；同时预示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将取得胜利。用他自己在该书《新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桂公塘》等三个短篇，同样也并非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之作，而是感于时局所写。当时，正是抗战烽火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之际，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使“东三省”等大片国土沦落日寇铁蹄之下。他通过这些作品，宣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唤起民众来共赴国难，并着重表现了文天祥、黄公俊的凛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抗敌壮志；通过阮大铖等反面形象，影射了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作品忠于史实，故事情节感人，作者紧扣了时代的脉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灵，使这些作品成为一代佳作，流传至今。 ……
胡愈之在他悼念郑振铎的文章《哭振铎》中写道：他"是一个多面手，无论在创作还是在翻译方面，无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方面或是整理世界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他的另一位友人在追思他时说到，中国要是有所谓的百科全书的话，郑振铎是最卓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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