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全集（全四册）
2002-5
河北教育出版社
柳鸣九,沈志明 主编
4册
2090000
无
柳鸣九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早在80年代初，他主编的《萨特研究》就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存在主义作品的译介打开了道路。现在他又主编了《加缪全集》，并且亲自翻译了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在译介存在主义作品方面可谓有始有终、功德圆满。沈志明先生现居法国，不仅参与主编了《萨特文集》和《加缪全集》，而且主编过《阿拉贡研究》等许多作品，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加缪全集》的特色，首先是作品齐全。它是按照法国加里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翻译过来的，不仅重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等著名小说，而且翻译了他的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尤为珍贵的是还有他基本完成、但尚未定稿和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其次是质量上乘。由李玉民、丁世中等资深翻译家来担负翻译加缪作品的重任，完全称得上是名家名译，从而充分保证了译文的质量。最后是全书之前有柳鸣九先生写的长篇总序，不仅简明扼要地评析了加缪的生平和作品，而且对时代背景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独到的精辟见解，对于读者极有参考价值。凡此种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加缪的哲理作品和文学创作，全面认识他的思想及其发展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所共知，这一思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有过重大的影响。可是这股思潮为什么会在广泛流行之后迅速衰落？加缪为什么始终拒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与萨特本来是朋友，后来为什么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存在主义作家为什么只有萨特、加缪和波伏瓦3人，没有任何传人或弟子？这些问题，都只有在充分研究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作品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解决。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加缪和萨特同属于存在主义这个哲学和文学的流派，因此他们之间无疑是大同小异，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加缪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也许只是他的谦虚之词。如果对存在主义思潮有所研究，我们就会知道存在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后人给萨特和加缪贴上去的标签，只是萨特起初拒绝、后来却接受了，而加缪却始终没有接受。关于加缪因发表《反抗者》而引起的激烈论战，以及他与萨特的决裂，由于当时萨特以社会主义的同路人著称，而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在萨特一边，以至于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都备受孤立，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人们通常可能归咎于加缪。
在历史已经证明加缪对于苏联的指责所言非虚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反抗者》，了解当时那场争论的全过程，无疑可以对此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加缪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阿尔及尔支部，由于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持有异议，在1937年被开除出党，从此对苏联抱有戒心。萨特在战后走的是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倾向于苏联，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改变了态度，但是他直到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之后才与苏联决裂。这种对苏联的认识上的差距，正是他们之间最终分裂的根源。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分歧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造成的。
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如此。萨特在战前对现实不闻不问，写出了表现荒诞生活的小说《恶心》。他当了俘虏之后开始关心政治，在抵抗运动时期用《苍蝇》和《禁闭》这样的寓意剧来激励人民反抗敌人的侵略。战后他提出了“介入文学”的主张，写了《恭顺的妓女》和《脏手》等一些笔调沉重的、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处境剧”。但是他的作品被左翼和右翼的势力所利用，他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面前更是无所适从，最后终于放弃了文学创作，成为专门从事政治斗争的社会活动家了。加缪则在被开除出党之后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采用寓意和哲理的方式宣扬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充满了地中海的阳光，在凝重之中不失幽默，在表现荒诞的同时给人以希望，而最后一部小说《第一个人》更具有写实和抒情的风格。由此可见他们的作品不仅泾渭分明，而且都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是不可模仿的，当然也不可能有弟子或传人。
加缪和萨特都是一代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同样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随着《加缪全集》的出版，加缪的思想和作品一定会引起人们更为强烈的兴趣和关注。
柳鸣九是法国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早在80年代初，他主编的《萨特研究》就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存在主义作品的译介打开了道路。现在他又主编了《加缪全集》，并且亲自翻译了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在译介存在主义作品方面可谓有始有终。
沈志明现居法国，不仅参与主编了《萨特文集》和《加缪全集》，而且主编过《阿拉贡研究》等许多作品，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局外人 第一部 第二部鼠疫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堕落流亡与独立王国 不忠的女人 反叛者（混沌的头脑） 无声的愤怒 东道主 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 长出来的巨石第一个人 第一部 寻父 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个人附录
无
加缪的全集译本非常少，这套现在看来是国内最全的吧，我是研究加缪的，很遗憾加缪还有许多资料没有译介过来。虽然它没有采用权威译者郭宏安的译本，可是可以同郭的译本形成互补，互相参照一下。装帧非常好，虽然里面的字有点小。
加缪是很了不起的作家。个人觉得比沙特更接近文学和本质。
我相信人的性格中有某种倾向让你不自觉喜欢和接近某类思想，和这些思想接近的过程就更强化你性格中的这些倾向，我读过的很多书在L看来非常杂乱无章，根本不沾边，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类东西。
有西西弗的神话吗？
河北教育还是认真的这套这样我很满意了印刷和纸都好贵点也算了
这套书也出版了有些年了,刚上市的时候就想买,但价格实在有点高,又很少有书店有卖.还好后来看到当当上有不错的折扣.但拿到手后觉得翻译水平还不能令人很满意,特别是戏剧卷.
一开始默尔索接到通知他母亲去世的电报，整个叙事是刻意为之的冷漠，看的时候都会生出疲乏感来。他没有做出解释。默尔索的表现其实也就是以自然而然的态度对待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属于司空见惯的手法了。
“院长说，我妈妈与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默尔索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其实细腻而周到：“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这似乎不是什么“一眼”就可以注意到的事情。他体会到的是母亲的感情。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这里突然窜进明显的回忆腔调，似乎所有情节都是在过滤、分析、追溯与定义。但并不是所有的段落都在一个同样的时间点往回逆推，比如下面这处，回忆者立足的时间点就不同：
“出了电影院，她随我到了我的住所。”（这里截住，马上分段）“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回想）“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姨妈家去了。”（意识回到自己身上）“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叫我烦，我从来都不喜欢过星期天。”
前文提过默尔索之所以平时不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是因为要耗费他一个星期天，可见这是个借口。接下来是很长一段关于默尔索无所事事的描述，很可惜，加缪写得太粗糙太简单了。糟糕的倒不是主题平淡，而是用平淡的方式表现平淡。“他百无聊赖，浑浑噩噩”，这样的句子出现在这一大段描写中，不仅仅是同义反复，更是一种硬伤。
接下来是第一部中的重要人物雷蒙的出场，默尔索莫名其妙同他结识，然后又受邀去他朋友的海滨木屋，默尔索也就是在那里杀了人，被杀的人也同样是因为雷蒙的关系才到海滨去的。很难说这个人物有什么“精神意义”，我感觉他更像是用来让剧情如此如此发展的。还想起一点是又一次默尔索同雷蒙出门，“他又要去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这大约是全书中默尔索不多的说不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拒绝临终忏悔。在这之前默尔索一直都是“没什么看法”，怎么样都行。
尽管默尔索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明说（因为很明显第一部是回忆、追溯的语调，这便使得这个“默尔索”不太可靠），母亲之死的影响仍是巨大的。默尔索渴望温暖的家庭，而不是雷蒙和他情妇的关系，比如“他妻子跟玛丽已经在说说笑笑了。这时，我萌生出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生平的第一次。”；他也很渴望温暖的人情，但不是邻居沙拉马诺老头跟他的狗那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里有着不自然的、自私自利而又感伤过度的成分，这是默尔索希望去避免的：“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嘎作响，透过墙壁传来一阵细细的奇怪的声音，我听出来他是在哭。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
第二部。默尔索被捕后接受审讯，在讯问时他拒绝说假话，看得出来不想为自己在母亲葬礼的表现掩饰什么：“他问我，我当时是否难过。他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假如是我在问对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惊讶的。……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后来法官又讯问为什么要朝那人背后开四枪，默尔索当然答不出；他当然答不出，即使是回忆的状态下，我们从第一部那种干瘪的、紧巴巴的文体里可以感觉到，他觉得这一切了无趣味，到最后实在就是百无聊赖了，第一部最后一段的文字是这样的：“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部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扣了四下。”
由于第一部的叙述经过了过滤，所以保持着干燥固着的风格，而第二部中默尔索学会了自我倾听，风格变得更清明、更容易让人在阅读中产生幸福感。在被判死刑后，默尔索的内心活动（而非内心对外界的被动反映）成为了主要内容。默尔索拒绝接待神甫，他考虑怎样逃避死刑，他想起妈妈讲的一个关于父亲的往事（观看处决犯人的场景），他感觉到受刑者本人与审判无关，他反复想到妈妈说过的各种话，并进行各种假设，力图“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就像这个人在叙述第一部中的事件时想要做到的那样。
后来到底还是有个神甫要来看望他。
“我对他说我压根不知道何谓罪孽，法庭只告诉我是罪犯。我是犯人，我就付出代价，别人无权要求我更多的东西。他打断我的话，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设想另一种生活的。于是，我朝他嚷了起来：‘就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
默尔索认为，他最好的关于生活的结论都应当从生活中得出，即使那种生活猪狗不如，他也珍视每一处细微感受而拒绝体系化，正如他记得妈妈的为人和她说过的话，却拒绝把她定义为“妈妈”。
而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默尔索几乎就“顿悟”了：
“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这很明显是个谎言）……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在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
“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我很想知道这句原文。译文传神），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异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第二部带来的是慰藉、是对第一部的阐释，若把对默尔索的审判划为中线，前后两部可以看作相对照的、并不孤立的两个斜面。鉴于第二部所占的篇幅，《局外人》的思想或主题问题是不能加以忽略的。存在先于本质，或者用更加加缪式的表述，生活高于意义。为什么？简单说就是反秩序化。默尔索故事的核其实就是这个。他“拒绝”规范，像他受审时说的，他对整个“司法程序”一无所知。
其实比较枯燥的是关于“我不在这里、我不在我生活的地方”的认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第一部是主体缺席，第二部是主体确认。但这个主题被表述得太抽象、又太琐碎。另外就是对于生活的确认，或者用加缪的话说，“解脱”。法国人喜欢的表述方式：时间、或者回忆。也许正是由于基因良好，这是被表述得最完美的主题，同整篇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文体都血肉相连。前面已说过这个问题，不再提了。
让我惊讶的是这篇小说中出现了各种纷繁复杂的主题样式，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加缪处理做了道具，比如默尔索同母亲的关系（我以为会更深入一些的），比如人与人之间动物式的惯性关系，比如玛丽这个人物的意义，还有更重要的如“上帝”主题。回到亚里士多德：“思想就是人物的语言”，所以当它们被推入背景，就不必侈谈这些的意义。
我肯定是褒奖他的，因为他的的确确是英雄，毫不回头地走上真实。但这终究是悲剧，难道变通一定是要学会的吗？总有一些时候你也会对如何圆谎也会不知所措，不安倒还好。要是你别人揭穿，那就更乱来了。默而索他最后还是被小说里的大众否决了，那现实中的大众呢，我们更富有精神力量（比较小说里被描写得无情的大众），能用这个来理解他，宽恕他，或者说支持他吗？反正看小说时我是要崇拜他的。
本来在读单行本的《西西弗的神话》，可是读了第一章，半懂不懂，故而一步一步来，《局外人》比《西西弗的神话》写作时间早，文学性强得多，现在才感觉他和萨特完全不同。
基督走向十字架，独自承担了人类沉重的罪。基督受苦殉难，用圣爱的温馨赋予了人类生活的意义，拯救了人类万千心灵。据说，加缪视《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为人类唯一的基督、上帝唯一的基督。据说，默尔索的死是对荒诞的反抗，是对人类命运的独自承担。据说，默尔索蔑视社会约定观念——荒诞，他的死是对非人生存境况的反抗，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先声。
果真如此？“局外人”默尔索果真是人类与上帝唯一的基督？用鲁迅的话，默尔索果真是那“肩住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地方去”的人？
为了追问的展开，首先对局外人默尔索进行一番正名。“局外”一词令人想起另一个文本中的另一个词——“槛外”。《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红楼梦》的世界遍被凄凉之雾，其中人物命运悲苦，却不失诗意。而《局外人》以惊人的冷静的理智阉割了现世诗性的温暖。
两个文本是诗与思的文本。一样抒写人的受难和爱之难，一样心怀乡愁去追寻家园。《局外人》却带有一种漠然的可怖的荒诞，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局无谓的游戏。莎瓮所言：“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 Signifying nothing.”( William Shakespeare, From Macbeth V, v )
我也相信，那种能够独自承担如此冷漠荒诞的人，是那“肩住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地方去”的人，是人类和上帝唯一的基督。可是，在默尔索身上我们看不见这样的神性光辉。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加缪全集》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而荒诞感的存在，正在于对生命意义的无法确信。默尔索的冷漠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厌倦感。他因此以一种极端随意的态度对待生活，近乎蔑视。加缪称，西西弗是“荒诞的英雄”，“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加缪全集》3，p137）
可是，局外人默尔索并不具有西西弗反抗荒诞的精神气质，面对荒诞，他只是冷漠，只是无所谓。默尔索蔑视上帝，可是他无力充当新的神。抹杀上帝后，他无法使自己成为承担荒诞的英雄，而是冷漠地参与了荒诞，重新回到荒诞的世界。那个荒诞的世界没有爱，没有爱的心灵。
问题不是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已经预设了一个上帝的概念，我们的心中早已有了上帝，何须再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沉重的肉身、我们罪恶的心灵对上帝有多渴求——精神彼岸的饥渴。只有爱的温馨才能反抗心灵的黑夜，反抗这个冷漠世界的荒诞。
“希望不可能永远被回避。”（《加缪全集》3，p134）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旧约全书?诗篇 74 ：16》，和合译本）
能给我们冰冷心灵以温暖慰藉的是十字架上的基督，不是默尔索。默尔索只会让我们冰冷的心灵更加冰冷，让我们荒诞的世界更加荒诞。默尔索并不是人类和上帝基督，更不是唯一的。
“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不可分开呀。”（《加缪全集》3，p139）荒诞是真的，对荒诞的抒写也是真的。但是走出荒诞才是拯救。荒诞的苦痛在于对爱的剥离。对荒诞的反抗也只有呼唤爱。正因为荒诞，所以要爱。正因为爱在苍凉的人间几乎不可能，所以要呼唤爱。
默尔索只是荒诞存在的一个符号，亲自参与了荒诞。“世界依旧，认识唯一的主人。约束他的，是对彼岸的幻想。”（《加缪全集》3，p136）一个对彼岸没有幻想的人，一个亲自参与了荒诞的人，怎么可能是人类和上帝唯一的基督？
我不相信！
多么感谢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当然，还有眼泪。我一点也不想隐瞒我的真实感受：读《第一个人》的时候，我哭了很多次，有时是眼泪自己就悄无声息地流下来，有时是发自胸腔的悲恸，那是一种窒息的痛——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头脑一时发热造成的软弱行为吧，不过还是加缪的女儿善解人意：“那些没有这类体验的人将很难理解这一点。”你可以说，这种爱好只是出于一种任性，缺乏辨证，缺乏说服力，但这正合我心意，因我并不想推荐你一定要去看这本书，尤其是当你迷恋于各种各样的表现技巧以及天花乱坠的自我时。
我想，我是一个影子，是天上那个人的影子。在宁静蓝色的梦幻当中，我们额头相碰，双手相牵。一种主观的、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情感在我头脑里产生，而且前所未有的强烈。我感觉，我曾经就生活在那里（阿尔及利亚），我了解书里的一切：山坡上的风，以及生活本来的样子。
《第一个人》是加缪未完成的作品，连1/3都不到，从雅克（或者直接说加缪）的出生到他上中学，并成为学校足球队正式的守门员（不到15岁）。在戏剧卷里有一张加缪十四岁时的照片，一个词：美艳不可方物。衣着体面，丝毫看不出潦倒的窘态，正如他的小学老师热尔曼先生说的那样：“这是对你妈妈最好的赞誉”——我的小加缪！我亲爱的小家伙！相貌多年保持不变，尤其是那双眼。
……看完雅克与热尔曼老师的两封通信后，我趴在床上痛哭起来，因为爱，因为《第一个人》没有下文，因为加缪，也因为自己——看不到了，圣奥迪尔修道院的寄宿女生们，雅克和皮埃尔经历的最深刻激情。看不到了，一如拼命离我远去的骄傲的青春……Never More，Never More，Never More，想起那只叫“Never More”的乌鸦，以及一个重复着问乌鸦叫什么的人。
PS：在小说卷总序部分，提到加缪在戏剧创创作与戏剧编导方面也野心勃勃，甚至对演电影也兴致颇高。杜拉斯的著名小说《琴声如声》（《琴声如诉》）由布鲁克执导搬上银幕之前，杜拉斯、让娜·莫罗都同意由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也欣然同意，只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写作进度与电影拍摄的档期有矛盾，男主角才由保罗·贝尔蒙多代替出演——禁不住地浮想联翩……唉，当时的法国！！
其实没有谁是那种会为了自己而践踏别人的人，天晓得，有一天
这个世界会不会醒过来，开出一朵漂亮的达摩花。
可是，越挣扎就越痛苦，人是一种多徒劳的动物，越徒劳就越沉醉，弃去天赋异秉，甘愿沦为最诡异又最明白的一代。却依然不忍放弃，卑微的活着。
在漫长和萧条之间学会屏息。在顾盼和等待之间学会隐忍。这就够了。可是我偏却是乐观主义者。
《局外人》曾经影响20～22岁的我。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荒谬世界中痛苦孤独的个人，在绝望、荒诞的环境中再现着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
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
在鼠疫的境遇里
鼠疫是人类一种灾难性的非常境遇，而加缪的《鼠疫》则是一个象征。
老鼠的大量死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看门人的死却使奥兰城的人们从震惊转为恐慌，使人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很快就将消失的噩梦，虽然有些恐慌和不知所措，但他们依然做自己的买卖、出门旅行和发表自己的议论见解，谁也没有想到，鼠疫会使他们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甚至生命终结。
在里厄医生被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下，省长召集会议讨论，却没有宣布是否究竟是鼠疫。当疫情迅速恶化，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的时候，当局才决定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并采取封城措施。省城奥兰与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
封城使人们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陷入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也不能通信的绝境。政府的禁令使任何特殊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列。
鼠疫导致了封城，封城造成了隔绝，隔绝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囚禁和流放之感。人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加缪写道，“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
精神、情感、心理的痛苦之外，当然还有鼠疫直接造成的人的身体的痛苦和生命的死亡。除了看门人外，加缪详细描述了三个人的痛苦死亡：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神父帕纳卢和与里厄医生一起并肩战斗的“外乡人”塔鲁。这其中，尤以对奥东先生的孩子死亡过程的惊心动魄的描述最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加缪并不仅仅在于描述鼠疫下的生存状态，而重要的是表现这种灾难性的境遇中，人们不同态度和命运。鼠疫是实验室，他要通过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及其人们不同的态度、选择和命运，来表现他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见解，来传达一种更为本质的信息。
里厄医生是《鼠疫》中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哲学理念的载体。他是奥兰城中的西西弗斯，是加缪反抗理念的诠释者。
书中另外的人物同样也是意外深长的。为求得内心宁静而到奥兰城定居的让•塔鲁，在鼠疫降临时，领头组织起了一支卫生防疫队伍，却在瘟疫败退、城门大开的前几天感染了鼠疫。尽管他与病魔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尽管里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塔鲁仍然在最终战胜鼠疫的黎明到来时，在寂静的寒夜里，离开了人间。死亡给了塔鲁安宁，但通过死亡带来的安宁对他却已毫无用处。
50多岁的格朗是一个瘦长驼背的市府小职员，准确地说是一个在市府默默无闻工作了几十年的临时小职员。妻子撇下他随他人而去，微薄的薪水维持着他拮据难堪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却积极参加到塔鲁的抗疫组织中。就是这个格朗，在他的生活中，有着一件神圣的事，那就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写一本关于“女骑士”的书或类似的东西，尽管只是开了个头，但无数次反复斟词酌句使他耗费了全部精力，使他不胜其苦，但他仍乐此不疲。现在，他却从“神圣不可侵犯”的晚上时间中贡献出两个小时来，不再去想的“女骑士”，而专心致志地做着抗疫组织中他应做的事情。
尽管如此，鼠疫仍没有放过这位无足轻重、简朴奉公的善良老公务员。圣诞节的前夜，里厄医生和塔鲁在大街的橱窗那儿找到了他。他泪流满面地贴在橱窗的玻璃上，瘦小的让娜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仿佛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里厄医生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当病情恶化的时候，格朗把那份神圣的手稿给了里厄医生。这份50多页的手稿上，都是写着同样一句话，只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词一再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的句子。对这充满着格朗一生心血的手稿，这位自觉不久于人世的老公务员，突然严厉而痛苦地要求里厄医生烧掉它。
然而奇迹出现了，可怜的格朗与死神擦肩而过，起死回生。
除塔鲁外的另一个异乡人是朗贝尔。据说，新闻记者朗贝尔这一人物与加缪本人相关。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时有过与朗贝尔相同的经历。《鼠疫》中隔离后人们的流放感恐怕是加缪的一种真实体验。当封城的禁令下达后，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爱情，他想尽办法以离开这座被封闭的城市。开始，他力图通过官方渠道离开奥兰。在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他转向那些走私分子，企图通过地下通道逃出城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出城的途径。就在他即将出城之时，他找到里厄医生，要求留下来为卫生防疫组织做事。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在朗贝尔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个人的幸福更重要。如果要谈到公众利益，那必须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然而在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下，纯粹的个人幸福是否还有其在正常状况下的那种合理性？里厄医生表示，朗贝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自己的爱，他可以选择离开奥兰。可是，当鼠疫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时候，他不能为朗贝尔的离开提供合理性的证明。而朗贝尔则指责里厄医生根本不为他这个与情人分离的人着想。后来塔鲁告诉朗贝尔，医生的妻子因病住在离奥兰几百公里的疗养院，与他的情况完全一样时，朗贝尔表示了极大的惊异。
这种惊异或许是朗贝尔最终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同战斗的重要原因。他后来对医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象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鼠疫这境遇下，要生存就必须抗争。任何主义、观念都必须服从鼠疫下的这一生存规律，不论作为合理个人主义的朗贝尔还是宗教的代表帕纳卢神父，在这种非常状态下，都必须改变既有的观念、态度、行为，做出新的选择。帕纳卢神父的前后两次布道，观念态度就大有差异。第一次布道，神父指出鼠疫是上帝对人们罪恶的处罚，得救之道是人们必须向上帝发出虔诚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但在第二次布道时，他就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对此，塔鲁评价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里厄医生则说，比较神父的布道来说，他更喜欢神父本人。
当信仰和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神父陷入了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中。但他仍然参加了第一线的抢救工作，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直到有一天他作为鼠疫疑似病人被送进医院治疗。第二天早上，神父便去世了。但病历卡上并未截明是鼠疫，而是“病情可疑”。
加缪对神父之死的原因语焉不详，因为里厄医生在对神父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鼠疫的主要症状，而且据女房东所述看来，神父生病的情况似乎很有些令人疑惑。我猜测，神父因无法再继续承受内心的矛盾痛苦而选择了某种方式的自杀。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所表达出来的明确的社会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意识，使它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其突出的地位。不过，从艺术的角度看，我想并非所有人都会对《鼠疫》给予最高评价。就我个人来说，初读《鼠疫》时，我也更多地认为《鼠疫》是载道之文，对其艺术性并未有何深刻的体认。然而再次阅读后，发现它确实不乏高度的艺术性，尤其是它对一些场景、状态和过程以及对人物的天才的状写和刻画上。我以为，对格朗这一人物的刻画和对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之死的描绘，具有经典意义，足以显示加缪天才的艺术创作能力。
默而索：被判处死刑的幸福
通过日常所见来表现悲剧，通过逻辑来表现荒谬。
——加缪
一、奔丧与做爱
是默而索自己给我们讲他被判处死刑的故事。这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是他自己写下的，还是他口述别人记录的，加缪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使默而索的故事变得有些可疑。不像《鼠疫》，加缪反复强调了叙述和记录的客观性，并在最后明确交待记录者是里厄医生。
但这一点显然不是重要的。加缪在《局外人》中强调的是主观，他阐述的正是一种主观感受的东西：荒诞。因此，只有通过我即默而索的叙说，这种主观才有其真实性。
默而索的冷漠使人们感到震惊。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默而索对妈妈的死这一使每一个儿子都会感到悲痛欲绝的事件上。但默而索却显得麻木无情，没有任何悲伤的反应。这的确令世人感到愤怒。加缪说，这正是导致默而索被判处死刑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默而索并不是真的是冷漠：“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这就是说，默而索隐藏了自己的感情，把对妈妈的爱压抑到了内心深处，而并非真的冷漠。如果这样，我以为就误解了默而索，误读了加缪。
默而索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冷漠的人，而不是用表面的冷漠来掩饰其内心的热情。加缪曾经说过，“本书的英雄之所以受到谴责 ，是因为他不做游戏……是因为他不肯撒谎。……他说实话，拒绝掩饰自己的感情。”面对母亲的去世，他没有象人们所认为应该的那样，显得悲痛欲绝，痛哭流涕。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为母亲守灵时喝牛奶咖啡和抽烟。在刚刚安葬完母亲回到阿尔及尔后，他就和情人玛丽去游泳、看喜剧电影和做爱。这种行为，按照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在社会看来，这个人如果不是神经失常的话，无疑是一个冷漠无情、没有人性的残忍冷酷之徒。把这一标签贴在默而索身上，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人作为“类”，为了能在一起生活而建立了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的行为规则，达成了基本的“社会契约”。一个要在这个社会中正常和顺利生活的人，必须遵循这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规则和动作规程，包括习惯、习俗等，否则会被视为异类，严重者还会受到法律乃至被杀头的制裁。因此，人们建立起来的这一整套东西，成为一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在。它迫使人们按照这一整套东西，来规范自己的意志、思想、情感、言语、行为，活生生的个人消解于这一整套东西中，而只为社会所设定的模式、所认可的符号和标签来生活。“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设定的种种表象和轮廓。……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同时，“世人也分泌出非人的因素。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于是，人失去了把握世界的符号和标签能力，同时对同类中的他者也产生了严重的陌生感。这样，所谓的荒诞也就产生了。加缪进而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不论符号表征是否准确，标签贴得是否得当，它毕竟是一种表征和标示。“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个时候，人与世界（符号和标签拟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便产生了严重的分裂。
默而索就是一个与世界产生了严重分裂并最终意识到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荒诞的局外人。他游历于这个既定的世界之外，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已丧失了其既有的意义，母亲的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自然到来的事情而已，“这说明不了什么”。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对默而索来说也是自然的。这个世界既有的价值和规则，已经远离他而去，变得毫无意义。他并不反对这些既有的价值和规则，因为如果他反对这些，那就证明他有不同的价值和规则，但事实上他没有。
因此，参加母亲的葬礼，他并不显得悲痛欲绝，痛哭流涕；游泳、看喜剧电影、做爱，他也并未感到欣喜和欢娱。“怎么都行”，在默而索那里，世界的一切符号和标签，价值与规则，习惯与模式，都被抽空，他成了一个与之完全分裂、与之毫无关联的“真空人”。
由此，默而索的命运在既存世界里就变得莫测起来。
二、审讯与判决
危险的端倪始于邻居莱蒙要其到警察局为他做伪证。默而索对一切都是“怎么都行”，对一切都无所谓。老板要重用他一下，让他去巴黎开设办事处，说还可以旅行，他说怎么都行，“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情人玛丽问他愿不愿意跟她结婚，他同样是说“怎么样都行”；当邻居要他给他作伪证明时，他还是“怎么都行”。
但是，就是这“怎么都行”导致了“怎么都不行”的后果的发生。莱蒙情妇的兄弟和一帮阿拉伯人要报复莱蒙，他们跟踪莱蒙来到了海边，一阵冲突后，双方各自散去。默而索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又碰上了阿拉伯人。当阿拉伯人用尖刀对准他的时候，他在阳光、燥热和汗水的刺激下恍惚之中扣动了板机。
“猛然一声巨响，一切都开始了。”加缪写道。“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既然已经一枪打死了那个阿拉伯人，为什么默而索还要再开四枪？而且还说，“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
默而索看不出什么来，而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却足以看出他对生命的漠然。因为如果那要命的第一枪还难以判断他是否是故意杀人的话，那后面的四枪却使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且他还居然说，“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
面对生命和死亡，默而索竟是如此的漠然置之。
默而索被捕后第八天，遭遇了预审法庭。预审法官同样不明白是：“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于这一点，默而索说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认为这并不那么重要。当预审法官问他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后悔时，他说“与其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
默而索同样也遭遇了律师。本来他并不想要律师给他辩护，但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给他指定了一个律师。律师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在妈妈下葬那天，默而索是否表现麻木不仁，是否感到难过？默而索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惊讶，表示很难向他提供情况。并且冒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
然而律师总是要从被告方面考虑问题并寻求有利于被告的说法和证据的。于是他又问默而索，是否可以说他那天是控制住了自己天生的感情。这实际上是在诱导了，没想到默而索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不能，因为这是假话。”（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前述所谓在内心深处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云云的确是误读。）
律师大概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主动将脖子往绞索里套的罪犯。但默而索却认为自己“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这就更令我们这些局内人费解了。
局内人费解局外人，而局外人更不理解局内人。预审法官、检察官和法庭的职能在于，用既有的价值与符号系统来将默而索魔鬼化，然后把罪恶之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母亲去世都麻木冷漠的人，一个在母亲刚刚下葬就与情人做爱和看喜剧电影的人，必定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兽性十足的残忍之辈。他为他的朋友——一个靠妓女生活、干着乌龟行当的男人，去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时，他枪杀受害者显然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罪恶的行为。他在一枪打死受害人后，又毫无人性地朝受害人的尸体连击四枪，也有力地佐证了被告人残忍的犯罪故意。正如检察官所说：“我将提出双重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这个人与一个他连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检察官最后端出了他的结论：“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强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至此，检察官神圣而艰巨的职责得到了完成——他终于将默而索罗织成魔鬼，完成了一个标签化过程。
我以为 ，作为规则维护者的检察官，他在神圣的职责下的狂热，他的慷慨激昂和自我标榜的演说，他的粗暴的逻辑，是令人生厌的。他把司法审判偷换成了道德审判，把指控犯罪行为偷换成了指控犯罪动机。当然，我们不能把加缪的哲学阐释降低为对现存司法制度的批判。但是，即便从法律上来说，检察官的这种做法也偏离了公正司法的规则，带有明显的哗众取宠的表演性质。在法庭上，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应围绕默而索枪击阿拉伯人的事实和证据展开指控，然而他向法庭提供的证人却全都与默而索的枪击事件无关：养老院院长、养老院看门人、母亲在养老院的情人，以及默而索的情人玛丽。用这些与案件并无直接关系的证人来证明默而索的罪行，实在是一场闹剧。这里，规则变成了演出的脚本，每个人都按照规定的角色进行表演。无疑，检察官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把一个无动机的，或者可以说多少带有一点防卫特点的偶然杀人事件，精心编制成了一个有预谋的、十恶不赦的故意杀人案。于是，现存的价值和规则按照它的意愿，完成了对事实的重新汇编；于是，法庭也顺利地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决，在广场上将默而索斩首示众。
但是，律师说的一句话倒是指出了整个审判过程的本质：“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
三、死亡与幸福
“局外人该死。”巴尔加斯•略萨这样说。但他又说道：“如果我是法官，也不会送他上断头台的；但是假如他的头颅真的从断头台滚落，我也不会为他哭泣的。”从法律和社会学意义上说，略萨这样说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从加缪的哲学上看，局外人的死却有另一番意义。
毫无疑问，死亡对默而索来说并非严重事件。对母亲的死他是这样看的，对情人玛丽也同样如此。在狱中，当他很久以来第一次想起玛丽时，他想到她或许是病了，甚至是死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关心她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冷酷无情的。”对于一审的死刑判决，默而索拥有上诉的权利，但是他放弃了上诉。当他放弃上诉的时候，他感到血液在周身正常的流动。而当他想到自己如果改判或特赦还要活20年时，他竟感到“为难”和“苦恼”。“我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
这真有点中国人所谓的“视死如归”的味道。然而在默而索那里，似乎并不只有这些。正如律师在法庭上所言，最可靠的刑罚是应该让默而索永远地背上杀人罪的重负。尽管法庭没有接受律师的辩护而仍然判处了默而索死刑，但他却接受了判决，而这判决的被接受便使判决的惩罚目的永远地失去了。就像西西弗斯微笑着走下山去一样，默而索幸福地面对着死亡。“面对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所以加缪说，《局外人》是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的故事，而默而索则是“我们唯一配得上的基督”。
《局外人》是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永远有无限的解读空间。
我个人认为第一部分是描写主人公真实的心理状态，而第二部分则是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他。这两部分存在巨大的反差和冲突，基本上代表自我存在与“他者们“的对立。主人公的罪名是别人根据他的生活状态而强加给他的。主人公之所以认罪，反映出加缪对个人存在于社会的那种渺小所持的一种冷静的无奈和绝望。
很赞同作者的想法，感觉默尔索被作者和其他评论家人为地抬升了。
那些没有这类体验的人将很难理解这一点！！！
看到最后一本年谱最后纪念碑那里时…
无拘无束地 爱的权利
最后一句说得对
神父的死因是鼠疫，变种后的鼠疫，以肺部肿大为特征。加缪描写了之后很多人的鼠疫病症和神父一样。但神父在死之前感到了虚无是可以肯定的，上帝并不存在。
而默而索并不能背上这世间的"重负".
他代表的是加缪眼中的真理，一个散发光和热的人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