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木刻艺术研究
2009-1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周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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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出现在30至40年代的延安木刻活动及其艺术成果，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光辉篇章。它之所以永远使我们怀念，永远激动我们的情感，是因为它和我国人民走过的那段艰苦而英勇的革命历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民先进思想和健康、质朴感情和趣味在艺术上的集中反映。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青年艺术精英们，用简便的木刻工具，创造了在20世纪世界美术史上熠熠发出光辉的作品。当时，这群或者只在艺术院校受过一些基本训练，或者仅仅受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影响有过不多艺术实践的青年人，抱着爱国和革命热情奔向延安，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他们从事的艺术劳动会在艺术史上占有如此位置，也没有想过他们自己要成为知名的艺术家。他们只是以一颗赤诚的心，用艺术手段来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劳动生产和反抗日本侵略及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他们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有坚定的艺术追求。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们艺术创作的指针，他们的作品也是贯彻《讲话》精神的丰硕果实。他们把深入工农兵生活，把了解人、熟悉人当作他们第一位的工作。他们与工农大众一起劳动，与士兵共同战斗，有人在前线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做群众的代言人被他们视为无比崇高和光荣的职责，也成为激励他们在艺术上奋力拼搏的精神动力。当时，可供他们借鉴的图书和绘画资料十分匮乏，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艺术家们能反复翻看的仅仅是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一本版画集。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美术史只有粗浅的了解，他们多少知道一点经鲁迅先生介绍过来的欧洲现代版画，从留学苏联归来的胡蛮先生那里知道苏联美术的大概情况，仅此而己。但他们从工农兵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和灵感，从包括剪纸、年画在内的陕北民间艺术中找到了充足的创造资源。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让群众看得明白，看得喜欢。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当这本专著最终要面世时，我的心情是忐忑复杂的：这份研究成果历经六年的时间，总算出版了，自己有一种释负的感觉，对于那些曾经给予我的研究以帮助和关怀的人们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他们的期待和鼓励敦促我将这份成果整理出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将这份研究成果看成是我步入学术之途的开始，我总觉得它是一件习作……至今，我仍能自嚼其中的青涩之味，但第一步总是要迈出的。
周爱民，1970年出生于湖北监利。1993年本科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同年留校任教。1999年于湖北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导师蒲新成教授；2003年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导师邵大箴教授，2005至2007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刘巨德教授。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引言006第一章 延安木刻的摇篮——鲁艺010第一节 新兴木刻的诞生及其革命传统012第二节 延安鲁艺的创立缘起027第三节 鲁艺的美术教育041第二章 到“大鲁艺”去学习050第一节 联系群众的美术活动052第二节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060第三节 边区生活的歌手070第三章 “民族形式”讨论与解放区新年画创作082第一节 民间年画与社会启蒙084第二节 “民族形式”讨论及其在解放区美术中的反映092第三节 解放区新年画创作的兴起100第四章 创作思想论争与艺术教育改造112第一节 延安木刻对外国美术的借鉴114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思想论争124第三节 鲁艺艺术教育的改造133第五章 新的群众时代的木刻创作140第一节 展览会上的美术工作142第二节 向民间美术学习的深入149第三节 群众运动中的木刻创作163第六章 延安木刻的传播182第一节 延安木刻与国统区木刻的交流184第二节 延安木刻在国际上的传播及影响190第三节 从解放区走向新中国197结语208参考文献213附录 “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217后记229
插图：中国版画有着悠久的历史，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木刻版画的产生，经唐、五代、宋、元的发展，木刻版画在明、清时期达至鼎盛。明代形成了安徽徽州、浙江武林、江苏金陵、福建建安四大刻书地，清代出现了以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陕西凤翔、苏州桃花坞、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等为代表的民间年画基地，明清时期各地的画工与雕皈刻工争奇斗艳，刻制技术日益精进，版画艺术风格丰富多样。现遗存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佛门经卷、道释画、小说与戏曲插图、画谱、笺谱和民间年画等反映了中国古代版画的杰出成就。由于中国古代的木刻艺术属于雕版印刷的一部分，画、刻、印是分离的，这样的版画形态被称为“复制版画”。木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创作门类出现，是在欢洲文艺复兴期间，以丢勒、荷尔拜因等为代表的艺术家直接以木刻为媒材创作出具有人文思想内涵的作品，由此木刻脱离了单一的印刷、复制功能，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中国版画的深刻变革发生在20世纪，以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为肇始，中国版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由附属的复制印刷手段向原创的艺术门类转变。并且，20世纪中国版画的发展，不只是体现在艺术本体方面的变革，而且反映在其艺术变革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题材内容，或是风格形式，新兴木刻创作都可以在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会现实生活中寻找到其血脉渊源。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诞生之初就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受到了西方皈画的影响；二是与左翼文化运动相呼应。这两个特点的形成，鲁迅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29年成立“朝花社”开始，鲁迅有计划地介绍外国版画艺术，以推动“创作版画”在中国兴起。在“朝花社”首次出版的外国版画集《近代木刻选集》（一）的小引中，鲁迅指出，“所谓创作的木刻，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因为是创作的，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当这本专著最终要面世时，我的心情是忐忑复杂的：这份研究成果历经六年的时间，总算出版了，自己有一种释负的感觉，对于那些曾经给予我的研究以帮助和关怀的人们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他们的期待和鼓励敦促我将这份成果整理出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将这份研究成果看成是我步入学术之途的开始，我总觉得它是一件习作……至今，我仍能自嚼其中的青涩之味，但第一步总是要迈出的。回想当年的求学时光，那些记忆是滚烫的，特别是重读自己当时所写的后记，研究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与人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愿意保留这份后记，保留自己曾经的一段心路：三年的学业，我获取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有严谨、细致、耐心，再加上勇气的学术态度和人生态度。而将这些惠泽于我的是导师邵大箴教授，是先生引领我进入了延安木刻这个我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研究领域，我在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深入都离不开先生悉心地指导、鼓励和帮助。延安木刻艺术研究不乏基础，但是专论延安木刻艺术的著作还没有，因此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要做。研究延安木刻的起点是回忆录，但是凭记忆和口述的历史只有用实物、文献来参证，才可能构成历史的基本史实。而在战争环境下兴起的延安木刻运动，在资料保存方面显得匮乏。艰苦的战争环境、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延安美术活动及事件难以用出版物的形式保存下来，木刻作品大多以展览、壁报、街头画报、拉洋片等方式发表。由于战乱，这些活动资料及作品的佚失、被毁是可想而知的。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木刻作品，大多发表在当时延安出版的几种报纸、刊物上，或是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及作者个人手中的一些作品。尽管其中不乏延安时期的经典作品，但是要窥见延安木刻的历史全貌却显得不足。另外，延安美术活动的亲历者，或年事已高或已故去，口述历史也面临枯竭的地步，这些构成了延安木刻艺术研究的客观困难。然而，愈是面临这些困难，我愈是感到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延安木刻艺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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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中非常特殊的一支，从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的肇始，到抗战时延安木刻的繁荣，是当时中国革命艺术主要的形态。“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非常时期，木刻是很合时宜的一种形式，肩负着革命宣传，“驱赶群众脑子里的敌人”的重任。 延安的木刻艺术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政治先锋和艺术先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在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大话题，立体-未来主义与俄国革命，达达艺术与无政府主义都有密切关系，在延安木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本土的选择和走向；又比如自由创作与群众接受的关系，延安木刻面对的受众是150万的人口，其中100万是文盲，让他们能够读懂是首要问题，艺术家也并非没有独居雅阁的情调，追赶世界艺术潮流的雄心，只不过在整个社会背景中，一切都显得次要了；再又像西方艺术形式变革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纠葛，这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大命题，现代化本就与西化有斩不断的关联，甚至就是在西方文化涌入后催生的，然而为了有效的革命宣传，木刻采用民族形式，借鉴民间、地方艺术又成了自然选择，这与我们现在用挽救传统文化之名，附会地援用中国元素又有天壤之别。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资料非常翔实，通过当事人访谈，当时报刊文献的梳理，以及一些未刊载的回忆录的挖掘，全方面地呈现了延安木刻艺术的发展，是一部非常深入的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著作。（《延安木刻艺术研究》书评，载《装饰》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