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
2010-1
青岛出版社
黄孝阳
246
无
《人间世》由两条线交缠而成。现实是重的，是五十年的光阴。急如闪电，呈现出一种浮世绘的效果，是波澜壮观的时间长河在人世间的唏嘘之声。是中国大地的那五十年与个体命运的奇异映耀；内心是虚的，是一刹那，无限长，被种种思虑拓展开其广度与深度。就像《尤利西斯》中那都柏林人的一天。词语被打开，成为认识之门，自有其声色气味、寒暖软硬；自有其枯季雨季、晨光午夜。它是智力写作的典范，文学性与思想性这两者因为作者的笔触，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平衡。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江苏省第三届、第四届签约作家，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已出版《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等。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余字，提出“量子文学观”。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前者讲述了一位大名李国安的50年，以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为背景，细致地描摹了一个五十年代生人是如何历经那些有着深刻意义的特殊年代（大饥荒、文革、大串连、知青上山下乡、返城、高考、改革与开放、计划生育、官倒、两轨制种种世态、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膨胀、裙带官僚资本、地产热、贫富分化加剧……），从为填饱肚皮而苦涩挣扎到一跃成为改革先锋、官场能吏，坐拥权势、金钱与美女，到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身未死，心已死。
回首建国60年，中国版的《红与黑》，文学大师莫言倾情推荐：《人间世》是犹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江南才子书。作者试图用小说包罗万象。妙语丛出，佳句联翩，想象力惊人。书中的思想艺术元素，纷纭繁复，正是半个世纪来的梦与真。 《人间世》是犹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的江南才子书。作者试图用小说包罗万象。妙语丛出，佳句联翩，想象力惊人。书中的思想艺术元素。纷纭繁复，正是半个世纪来的梦与真。 ——莫言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黄孝阳是他们那一代的佼佼者。 ——东西 中国小说家多半以故事为鹊，纪实为矢，让精神化的个体趣味服膺于社会学的普遍法则。黄孝阳则别具一格，他从来都知道小说大于故事，虚构重于纪实。他的小说往往在其他小说止步的地方开始飞翔。《人间世》便是一部由人历世而非入世及人的飞翔之作，它的繁复与清澈，严肃与滑稽，意象化的哲思与游戏性的感悟，放飞的是一只以后现代主义精神为翅的中国小说之鸟。也许是鹰。 ——刁斗 《人间世》是我读到过的黄孝阳的所有作品中最为迷人的作品。时间的跨越以及空间的不停转换，仿佛将那一时期的众生命运图像推到我们面前。小说具有史诗一般的气质，悲恸与荒谬、真诚与忏悔，如同暗夜星辰，一一历现眼前。文本的反传统创造更令我激动。毋庸置疑，这是当下中国最震撼人心的汉语长篇之一。 ——海男 小说的叙事在一个虚拟的“檌城”和剧变的当代中国的一隅之间交叉穿插，也在火与冰、罪与罚、时与光、闹剧与诗篇、天堂与地狱之间多极震荡，“檌城”中幻想的光芒和俗世中李国安随波逐流的人生形同天壤，又互为表里，在遥相呼应中交织成深刻的反讽。高难度的叙述显示出作者的勇气与锐气。这种几乎被遗忘的形式探索的激情，如同暗夜中野地里的篝火。是如此寂寞，又是如此肆无忌惮。 ——黄发有
无
黄自华
一、历史寓言与个人记忆
黄孝阳以一种话语寻租的方式，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拾掇了中国五十年代以降，被遗弃的历史碎片，修复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人世间》实幻相间的小说叙事，颠覆了历史的庄严性与虚伪性，颠覆了我们对历史错误文本的指认。他打开历史的黑匣子，撕开那些被华丽的历史锦缎包藏起来的苦难真相，让人们了解到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荒诞寓言。历史被小说勘误，这不知道是小说对历史的讥讽，还是历史对小说的幽默。然而，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历史真相关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它本应该离我们很近，却因为体制内文人学者的遮蔽和隔离，而与我们相距遥远。而小说《人世间》则越过那些媚骨的学者，让我们直接面对历史残肢的伤口，嗅出了历史的血醒。我们的灵魂因为迟到的真相而感到剧痛，剧痛的表情，只属于当代中国，它隐喻着一个“脑残者的幸福”时代——丧失了对于历史疼痛感知力的时代。然而，也正是在剧痛中，我们终于找回了历史的良知。
在以英雄为主角的历史教科书里，历史叙述学者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贴上文化管制部门钦定商标的“罐装食品”。从本质上而言，历史是一种显现不同面貌的“时间叙事”。相同的故事，在不同历史学家的笔下，有绝然不同表述。历史教科书叙述者前后不一、变化多端、极度政治化的历史叙述，给普通读者带来了无法抵达真相的困惑，进而使人们对历史文本产生怀疑，对历史叙述学者的信心丧失殆尽。因为由历史教科书叙述者记录的历史，是根据意识形态和政党功利目的有选择收集的历史。据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历史记忆，唯有辉煌的历史记忆，才能够打造国民的“国家主义”信念、激励子孙后代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国家记忆，是经过抹除或制造的错误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其实是我们这个国家文化退化的标识。
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而90年代以来，这个阶层已经远远逃离了自己的社会属性，沉沦为一群体制内思想的奴隶。他们心安理得地书写公共谎语，把远离真相的历史叙事，当成了向权势者讨偿的晋升工具，从而引发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叙事灾难。他们苦心孤诣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正在忘掉“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其实，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很近，但是，距离我们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荒漠化的程度就越高。由于某种权力安全的需要，历史被大量蓄意制造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虽然由小说为我们提供历史记忆，难免有越位之嫌。但是，在与“错误记忆”抗争，尤其是与严重的失忆症抗争的当下，也唯有这种零碎的“小说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
那是一个淹没了无数真相的时代，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粗暴定义的时代，是一个藏惹着全部真相却又不容置疑假相的时代。“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不是春天的神话，而是冬天的故事。小说《人世间》在精神价值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不仅构筑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肉身苦痛的历史场景，而且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专制政治及其伦理的镜像。从施虐到受虐、从人的身体到各种与身体相关的符号，所有这些狂乱、疯癫的事物，都在滚动的叙事中变得栩栩如生，俨然在紧贴着我们的肌肤疾行，制造着气氛紧张的诗意。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哲理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
小说《人世间》，不仅仅是李国安一个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记忆。五十年的风云变化，融合于一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行程之中，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的欲望、荒谬、沉重、血腥、劫难和人性的沉沦；看到了迷失的灵魂、扭曲的身体和面目诡异的“檌城”人。懵懵懂懂生活在这个城里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被谁摆布，被谁取代，被谁抛弃。没有人会被允许去探寻自己被谁摆布，被谁取代，被谁抛弃的缘由。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使我们深陷于丧失自己的精神危机之中。而中国社会的游戏精神和“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从拒绝了解真相、关怀未来的角度，又深化了这一事端的后果。先知早已化为尘埃，只有他们的姓氏，滞留在历史遥远的景象里，仿佛是一些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事物；历史与未来沉浸于巨大的黑暗，它已丧失了预言光辉的眷顾。而更加诡异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发出不安的询问。
在谎言的掩饰下发生着真实的变革，这就是我们的特殊的境遇，是我们自己无法轻易化解的痛苦，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泛政治学主题；整个社会悖谬式的存在，恰恰是“后极权时代”的典型景观。生活的每一个关键点都被谎言所控制，或者说，每一个关键点都被某种说不清的力量挟制到非常荒诞的地步。在小说《人间世》里，由幻相、本相、真身组成的梦境中，幻想是由现实中的李国安，在最后的小屋内，追忆似水年华而开始的。作为本相的“檌城”也隐藏在幻想之中，海市蜃楼般地历历在目，也海市蜃楼般的虚无飘渺。那么，这种虚无飘渺的背后，是否是一种简单化？是否是一种复杂的简单？这似乎与加缪的虚无哲学恰恰相悖。作者对于“檌城”的描述精致而且精彩，塔罗帕、堆砌的沙砾、设计师笔下飘渺的城堡、诸神与妖精，熵原理支配下的忽闪忽闪的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忽闪忽闪的人们，或者它本来就是一种寓言式的存在。
二、先锋姿态与独立诗学
黄孝阳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先锋小说姿态。生成于二战时期的先锋哲学和先锋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伸延到了转型的中国，便立即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叙事工具，先锋小说营造的是一种自由、实验和隐喻的写作空间。但先锋小说在中国始终处于文学边缘地带，被主流作家所轻蔑。它放任恣肆的风格、随心所欲的聒噪；拒绝向主流价值鞠躬、以傲慢的姿态蔑视主流诗学的媚俗属性，这样的离经叛道小说，在中国注定是无法“归宗”的。不过，正是从先锋文学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才拥有了现代性思维，即对秩序的批判能力和解构能力，正是这种思维能力和向度，导致了当代小说的根本变化。现代叙事与传统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始终浸沉在道德不能实现的焦虑之中，而前者则充满着对道德本身进行形而上的批判与审视意味。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家,总是带着一个基本的目的写作：即求证生活和历史的合法性，并试图把它们纳入到一个道德秩序和明确的目的之中。在“十七年”，这一道德秩序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洁”与“明朗”；在九十年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叙事中，这一道德秩序则体现为民族理想和精神的升华，小说所有的矛盾与冲突，都蕴含于对这一道德理想的寻找历程之中。但是，先锋文学作者在自己的小说中，所关注的并不是重建道德规范和“惩恶扬善”，而是阐述个人对生活、历史的观念和感觉，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美学追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黄孝阳的小说中，严肃与滑稽，悲恸与荒谬、真诚与忏悔、意象化的哲思与游戏性的感悟，以象征或寓言的世界，还原历史与现实的真相；时间的跨越、空间的转换，作者将那一时期鲜活的历史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小说中，黄孝阳通过一个神经质的叙述者，用超出常人经验的意象，表达哲学的思考；用略带轻蔑的态度，调侃和稍显夸张的比喻，反省过去了的历史与行进中的现实。以当年那个特殊时代做背景，黄孝阳对几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作出了具有独立意义的非主流解读。事实上，在极权时代，绝大数人是信任极权的，后极权时代，所有人都不信任它了，甚至包括它的领导者。但是，人们仍然会按照极权主义秩序的要求生活，这么一来，所有人都生活在谎言妄语之中。在中国，谎言有巨大的价值，巨大的利润。问题是，谎言归谎言，生活却在真实地发生着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分裂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口蜜腹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如此相悖，如此矛盾，无法拼接缝合。因为在各种价值观的背后并没有统一的原则，所以精神分裂症状也就可以从当代生活的语言状态中显现出来。小说的叙事在一个虚拟的“檌城”和剧变的当代中国的一隅之间交替穿插，也在冰与火、罪与罚、闹剧与诗篇、严肃与荒谬、天堂与地狱之间多极震荡，“檌城”中幻想的光芒和俗世中李国安随波逐流的人生形同天壤，又互为表里，在遥相呼应中交织成深刻的反讽。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竟然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没有瓜葛。小说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总是附丽在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屁股后面，背后总有极大的象征体系和秩序空间，或以民族的形象出现，或以英雄的姿态挺立。生活、经验被从象征秩序，包括道德秩序和民族寓言等等中抽象了出来，放在阳光下曝晒，还原出自己干瘪的面貌。似乎只有那个绵延了几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象征体系”和“道德秩序”，才是完全正当，完全合法，完全合乎人性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小说《人世间》通过分析那段历史，揭示今日中国之所以为今日中国，今日政界之所以为今日政界的秘密，从而对寓言式的历史和僵硬的“道德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出置疑。小说中，一面是写实主义的明晰和真实；一面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混乱和虚幻。在李国安生活着的现代社会里，人的真实而有意义的行动的可能性正在消失，人的行为体现人的个性变成了一个神话。因为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些价值——人的自由、自主性和主体性变得可疑了。在小说《人世间》叙述的当下，叙述者经常突然抽离，隔着距离回望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并将周遭的一切补充进去，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象轰然登场，形成多角度、全面、立体审视的场景。小说还用通感的手法，借用读者已有的关于历史事件和场景的经验来联想，达到表述的目的，寻找与读者暗语似的默契。
黄孝阳在小说文本中的所有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小说文本明显示意我们，当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的时候，历史、道德、制度突然变得暧昧之后，我们认定的原来的价值体系已经动摇，但是，每个人仍然生活在焦虑之中。在这里,“后极权”并不具有政治学意义，而是说，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作为一种原型的价值观，它们都遭到了普遍质疑，但我们却不得不生活于此。旧的秩序已经动摇，新的秩序仍未形成，我们正是处在这个夹缝之中，这是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在一个价值观模糊混乱的时代，所有的严肃都会被嘲笑，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虚伪。一切都可以从悲剧变为喜剧，甚至是闹剧，曾经给人崇高感的事物开始显得滑稽与荒诞。那些从前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如今却总是让我们发出暧昧的笑声，更无法折射出人类精神的神圣光芒。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后极权”时代，人的精神的自然衰退？小说中庞大的虚构热情，魔幻的现实主义，被挤压的人，被扭曲的世界，黑色的语言，怪异的时空，悠晃的意象，迷离的场景，鬼蜮般的阴暗色彩，迷漫的宗教神秘气息，构成了小说《人世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怪异和卡夫卡式的幽默。作品的语言有着意识流式的机敏和神经质，也让人很容易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种摧枯拉朽式的文字。黄孝阳用轻柔、舒缓、敏感而细腻的笔触，絮絮叨叨诉说着檌城的一些人和事，并时不时进行机巧的哲学思辨，让人玩味再三。
——读黄孝阳小说《人间世》有感
文／袁词媚
人生在世，首先要满足吃的要求。吃，是摆在一切欲望之前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人的欲望，这是一切生物共有的基本欲望。人在解决吃的问题之后，并不就此满足。吃只仅仅是上半身的要求，在此之后，人还要解决下半身的要求。
性，或说能明确自我意识、自我确认的性欲，是人的下半身的要求。以此而论，弗洛伊德之谓性是心理的“原动力”，似乎是立之有据的。
说到人，就不能不说到吃与性的问题；说到文学，就离不开上半身与下半身的问题；说到文学作品，就离不开口粮与肉欲的问题。
黄君孝阳者，我友我道中人也，所著《人间世》开篇就谈到了吃与性的问题。
《人间世》是小说，不是学术文章，讲的是故事。故事开篇，讲的就是饥饿的事。黄君所作的小说有力量，时间纵横半个世纪，所记述事件异常宏大。宏大的事件下，交代的故事却从容不迫，井然有序。
一开始就是吃的故事，吃不饱。吃不饱的体验深深地植根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当中，当这种记忆成为一种民族记忆时，当黄君把这种记忆像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一种不动声色的惊心动魄便扑面而来。
所有稍稍有点年纪的人，对于我的这番话自然心领神会。黄君的好处在于，他把一种不允许遗忘的记忆，十分艺术地表达出来。他通过讲故事，不急不慢地徐徐展开。
从某个角度说，黄君是一位教育家，教人的道理，寓以故事中。
当然，我还要提到这个小说中的“下半身”的问题。
《人间世》有好几出下半身的戏。从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下半身”的问题是有深刻思考的。性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性交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性交是身体的需要？是感情的需要？是馈赠？是交易？是合作？是惩罚？是语言？是沟通？是承诺？是攻守同盟？是作者引发了一连串的思考。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性交的本质是繁殖。而在现代社会，这是敬陪末座的功能，可有可无。
人在解决吃与性的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是吃与性，只是表现为占有。占有，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占有。于是，权力与金钱，这一对孪生子徐徐走来，从小说里走到人们的面前。肥臀丰乳，媚态百生。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把社会的变革，政治的沿革，时代的轴轮交织在一起，倾力呈现。
简而言之，某人的命运，被一个又一个女人改变，他一次又一次被推到陌生的舞台，由不得他作好准备。他的母亲，他的继父，他的女人，他的朋友，在这些人非合作博弈下形成的结果把他推向农村、汽车队、大学、官场，等等。每个人都在博弈，每个人都会影响别人，每个人都会被别人影响，这就是命运。
可见，个人的命运无法脱离大社会。无论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的问题，个人作出的最佳选择并非社会、集团，家庭的最佳选择。这恰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运也。
黄君在小说中，给出了一种别样的命运。这种命运是由许多单个的故事组成，而这些故事即出自你我，然后汇集一起，给小说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别样的命运。所以，读这本小说，有一种奇怪的体验：某个故事在你身上也发生过，引起了你的共鸣，可在发生在别人身上，却有不一样的结果。
这也是命运，博弈后的结果。
这个小说的最大特色在于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并存。
这就有如一面哈哈镜。现实生活在哈哈镜中，弯曲变形，然而依然真实。
如果可以变通的看，这又可以看作是一面观照内心的镜子。
“檌城”是什么？你可以看把檌城看成人内心深处的欲望与挣扎。或许，檌城之中一切物体皆有一种隐喻，或许檌城一切物体皆无实意。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游戏。
全书稍感不足的是，故事精彩，而人物性格塑造比较单薄。然而，在这近二十万字中，要求作者十全十美，这大概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陶 林
凡是罪，必有罚。可怕的不是罪，而是为了寻找惩罚，而主动去犯罪。
——这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状态以来，在生存层面上最隐秘的一个困境。困境在于，所谓“上帝”不存在了，人获得了短暂的灵魂性的自由。这自由释放的瞬间，人类诞生了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共产主义、 解构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等林林总总的“原则”。每一个原则的目标是指向人间的幸福，而现实的结果指向何方却无人知晓。这道理也就是所有那些被我们奉若神明的思想大师们，只管造一枝枪冲着未来放一家伙，却看不到这一枪到底打中了谁，要了谁的命。恰如疯子尼采通过纳粹，一股脑地要了六百万犹太人的命一样。也正因为此，整个两三百年间，现代化的人类生活圈落成为了利益的交配所和理念的屠宰场，一群唯物至上、雄辩无比的疯子、野心家、自大狂、无神论者、妄想症患者、精明商人、超级骗子们带领着愚蠢的人们和激情澎湃的诗人，在太阳系地第三位行星的球形表面上厮杀不止。人人都有为“真理”代言的可能，人人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人人都要为某个与财富形态相关的“主义”献身。到最后，人人毫无意义和归宿地面对黑色的死亡。这样的人类整体生命状态，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悲壮的，在形而下角度看是丰沛的、悲剧性的。而在形而上却十足是喜剧的，在审美上充满着浓郁黑色幽默的意味——因为大家的目的和行为发生了可笑的倒错，因为感观和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紊乱和交错，因为人的草率、自大、残忍等等衬托着一点孱弱的爱意格外醒目，因为上帝在人间死了却在冥冥之上冷峻地看着，嘴角露出了一丝冷酷的微笑……最终，因为人们在主动制造着罪，然后制造惩罚，最后把罪与罚一并隐没于天和地之间无限的空白中，用以增加这个原本就十分沉重的人间世更加沉重的重压。
这一切绝非在抒情和想象中发生，而就是活生生的事实。这就是小说和艺术以外的世界，一个不包含虚构与假设，连谎言也如石头般真实的世界。它的本质是却美好的，正如一个美人只有在镜子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美一样。也只有在小说这面镜子中，我们才得以看到世界精神的存在形象——当然，也要看镜子打磨的如何，是否足够能足够的通透，摄得到世界的灵魂。黄孝阳所书写的《人间世》就是这样一面光润，通透的镜子，一部令人阅读之后禁不住赞叹，又不仅唏嘘的小说。赞叹是因为小说本身的美感所系，唏嘘是小说家所欲说的东西，
《人间世》的整体故事框架并不复杂，小说的主体使用了第一人称，自报家门地讲述了一位叫幼名李长安、大名李国安的“50后”人士一大半的人生经历（小说结束前，主人翁还活着，不过他内心把自己当成了死人）。经过作者的精心布局和安排，这位李先生从小到大经历了中国最典型的若干事件，时代变迁和其个人沉浮精密联系。注意，是精密联系：大饥荒、文革、大串连、知青上山下乡、返城、高考、改革与开放、计划生育、官倒、两轨制种种世态、通货膨胀、经济紧缩和膨胀、裙带官僚资本、地产热、贫富分化加剧……每经历一个历史阶段，叙事者都会说出那段年岁中全国所发生的突出事件，很多事件还对叙述者本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使得小说的可读性非常强，除了关注一个人之外，还额外关注到一个时代，一个使得亿万人命运浮浮沉沉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激荡六十年。值得一说的是，与普通共和国公民不一样的是，这位先生是一位有中国特色的高级公务员，或者说最终职衔至市长一级的高级官僚。正如看到小说的前半部分，我错以为它是一部带有浓重叛逆味道的成长小说一样，看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我又错以为它是一部地道的官场小说。合起来一块看，却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小说像是一张天罗地网，所谓“李国安”这个人物不过是小说世界里“振动一下翅膀”的蝴蝶而已。当他用自己的出生来发出第一个微弱的力道后，我们于是能看到了小说文本在纸上呈现出无限丰富的立体感来。
有关于这个立体感，小说作者已经在小说内部作出反反复复隐喻式的交待，那就是有关于“檌城”的结构。这个结构完全是小说自身结构的隐喻。小说大概花费了四分之一的笔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远离主人翁存在经验之外的一座城池。这座被叙述者用梦呓般的语言反复地陈述，一会儿有七层、一会儿形如嘴唇、一会儿如一团火……毫无疑问，檌城作为一个虚无意象的存在，是作者展示自我对天空感觉的用心用力所在。而檌城之外，小说给予的生活所指，是贪腐官员李国安充满反讽和不间断荒诞色彩的生命本身。立体感便存在于这务实与务虚之的张力之中，借用点佛教里的说法，小说《人间世》是一篇由幻相、本相、真身所组成的梦。幻想是由现实中真身李国安本人在最后的小屋内追忆似水年华而来的，作为本相的檌城也隐藏在幻想之中，海市蜃楼般地历历在目，也海市蜃楼般的虚无飘渺。同样，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与人世沉浮，作为“真身”主人翁本身所经历的一切也显得十分可疑起来，从为填饱肚皮而苦涩挣扎到一跃成为改革先锋、官场能吏、权门显赫，坐拥权势、金钱、美女，到惶惶不可终日，回忆起来，无疑像一场黄粱梦。这一切，是历史大变革时期，时代英雄们的缩影。的确，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但“可能性”变得太四通八达，即以“魔幻现实”来指示，也还是显得语言之无力。小说中现实比幻境更加的有幻灭感，而现实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一起，之于小说的现实，则更会令小说无语。因为小说主人翁在反思自身的恶，从其言语中表示的态度来看，他又经常为自己辩护——“我的这点恶算不了啥”。
如乌云笼罩在两层不真实之外的，就是作为“本相”的檌城。我以为，作者对于檌城的描述是精致又精彩的，塔罗帕、堆砌的沙砾、设计师笔下飘渺的城堡、诸神与妖精、熵原理支配下的忽闪忽闪的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忽闪忽闪的人们。本来是一种寓言式的存在，作者兴致所至，让叙事的真身李国安由他自己的幼名李长安发挥出去，铺演了一段旅人扎和娅互相寻找的传奇。于是，我们也被戴上了那条探看檌城的道路。檌城的基本结构、风物、人情等等细节，慢慢被显示出来。不过，在作者的反复描述中，檌城反而更加扑朔迷离。它太过于被叙事者的抒情力量所左右，充满了盎然的诗意，有种博尔赫斯式的神秘感，同时又承担着作者个人诗学感觉的代言者。因此，越到最后，我越觉得，它的寓言意义被冲淡了很多，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存在。檌城，似乎是罪之城的寓体，是恶的血气在人间蒸发，冷凝在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所在，却变成了一抹在幻想中的亮色，一对跨时空恋人（扎和娅）相会的舞台。这叫人不能不想象到，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玄幻小说对作者本人的影响。恐怕是现实给予小说家们保留的想象空间太有限的缘故吧，中国的青年作家和写手们，以及被高压现实弄得疲惫不堪的读者们，似乎只有共同寄情于玄而又玄的某种场域之中，才能彼此达成心灵的默契。黄孝阳是中国70后一代青年作家的典范，出身于网络世界，《人间世》有穿凿与现实与玄幻之间的功力，也因此可以被视作一种集结性的典范作品吧。
文艺总是对真实世界的敏感反应。在《人间世》中，作者很认真地描绘了李国安的成长和升官图谱。在整体结构上，我觉得这一部分要比有关于檌城及其他种种的描写要精彩得多，甚至可以说很有阅读的快感。或许，这种快感部分来自“恶”所系吧。主人翁过着相当非道德化的生活，他不惮于大言自己的“黑暗面”，并且时时刻刻会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种黑暗既是遗传性的、又是环境性的，甚至还是普遍人性的共性的。李国安并不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他从曾经狂热的理想主义氛围中成长，也曾很理想主义，但随着面临的现实情况每天都发生在巨大的变化，惟有的理想澎湃都被一种浓重的反讽气息所覆盖，也就是这个人心目中唯有的亮色都被自我无边膨胀的欲望所覆盖了，可以说是一句古话“天欲人亡，必令其狂”的现身说法。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悲剧性所系，尽管叙事者在狡黠的话语辩解中试图给自己种种说法。就其个性来说，主人翁是一个非常聪明、注意到内心的自我约束，又不能完全自我管控的人。有关于他的成长经历，我想，公检法部门的读者来作出评述，可以更透彻一些。小说家并非法学或者伦理学家，小说家的任务，用老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讲，是“勘探未被照亮的存在”。
黄孝阳究竟给我们提供怎样一种未被照亮的存在呢？我觉得小说主题可以简洁地归结于“一个人在热寂的环境里最无力的挣扎”。这里所谓的“热寂”，是借用原子物理学的概念，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夫子自道。作者所指的是“熵”，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热力学原理，“世界是一盆大火，万物焚身其中”。整部小说的文本好像是在高压锅里蒸煮，在火上烧烤的一样。李安国虽然出身于一场谋杀造就的家庭环境中，但继父带给他的是较为平静的生长历程。童年时光中短暂的贫穷、饥饿，却有着高于大部分同龄人的生活水准。但在那样的状态下，一种短缺性的心态在短缺性的心灵中慢慢地成长，加之本性中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培养出了灵魂深处一种贪婪的品质。这种贪婪和欲望混合一起，成为了灵魂有效的燃烧剂，使得李国安的成长充满了冒险和投机的味道，也时时充满着恶行。这种恶行与时代中蕴含的恶是平行的，互相交错，互相影响，能成就了李国安的每一步成功。以至于所有善良和孱弱的人，在他看来，都不过是供给吸取精血的鱼肉。李国安是异常精明的，古老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对于他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性的认识，由权力再到金钱、女色。如西门庆一样，他把自己的欲望能量的发挥，全部寄托于数量级别的纵欲过程中。并像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欲望的冒险家们一样，最后在虚拟的金融市场里寻觅自我彻底毁灭的归属（这样的例子在企业界比比皆是）。
作为一种热力学原理，熵的含义和任何一种科学原理一样不带有价值判断。它只陈述一个事实，并不包含善恶的倾向。况且，何种为善，何种为恶，也无法有一种精确的统一标准。李国安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即便是最后虽生犹死的狼狈之中，仍然有很多心存侥幸的地方，比方说因为猥亵幼女而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因为“官倒”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行贿买官，获得了复出的机会等等。就事实层面，在层出不穷的官场贪腐面前，李国安其人其事算不得很特异性，但确实很具有典型性。阅读《人间世》的过程中，我禁不住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算来这位先生正是和我们父辈同年的。我父亲的经历与他截然相反，被动乱耽误了学业，没考上大学，自然攀不上权门的裙带，也无法借助权力积累自身的巨额财富，拼命工作、下岗失业，即便到现在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苦苦地劳作。与我纯正的工人阶级血统的父亲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这位李先生得以张狂自我之恶的一切源泉在于权力，走向自我焚毁的途径也是随着权力的变异而变易。在自我之熵中，每当遇到善和恶的两极选择时，李国安惯常的选择是恶的，这似乎是某种权力意志潜意识的作用。他并非很贪财，但他深谙金钱运作的种种门道，并熟练加以运用。他也并非色情狂，但其两性生活也是很混乱的，背叛婚姻对他而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两性之间的那些个混乱的事情也总是振振有词的，似乎他并非意在赢得谁的理解，而是指认一种经验中的世界都处于欲火焚身状态的一种事实。相比较于李国安这种隐隐的个人意志主义的爆发，围绕着李国安的男性女性，继父、母亲、白素贞、陈映真、杨成艳、田嫣、田然包括大权在握的他的岳父、田省长等等，都显得软弱或者萎靡。如果说，真有一种熵在支配着李国安眼中的世界的话，那么，在他独自一人的熵吧。权重如田省长者，在女儿田嫣和田然经历了李国安那么深重的伤害后，依然保持着沉默。受到李国安伤害的众多女性，也同样在貌似高压的现实面前选择做沉默的羔羊。真不知道是命运在保护着李国安，还是作者需要他平安地活着，以打开一个熵状态下世界的真面目。
把能说清楚地交给哲学，把不能说清楚地交给小说，在《我对天空的感觉》一文中，黄孝阳对自己的量子文学观作出信誓旦旦的表述。雄心不可谓不大，但正如作家毕飞宇先生指出的“用复杂的文字说明一个简单结论”的悖论，使得黄本人在打开自己的世界观时未免有点遮遮掩掩。议论文中没有打开的部分，却在小说中自由地舒展了。若把量子物理学移用到文学中，显然有点生硬，但移用到小说世界里，则有别致的艺术效果。这里要说成篇成篇机智而有趣的议论在文本中的分量和作用。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非常喜欢发表各种议论的人，粗粗统计，叙事和议论的比例应该在一比二。对于一本讲故事的小说作品，这个比例是要命。因此，不得不指出一点，受文体功能的限制，我以为“夹叙夹议，文章大弊”，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太爱独立于情节之外的议论了，从骗到到暴力到门的象征到时代弊病到官场陋规等等，可能是作者受王小波先生一定影响所致。我以为，作者凭借着广博得文史百科知识入料，就议论本身，都是高明的，甚至是非常精彩的，但对于小说的大体是马虎的。批评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多次批评鲁迅小说的这一弊病，这里提出，对作者也是一个提醒。因为，夹杂在诸多的议论之中，小说叙事节奏本身的轻重缓急控制得并不很良好，越到后来越显得“赶”得厉害。这对于作者本来而言或许是一种艺术期待，但并不具有很良好的艺术效果。
纵然如此，瑕不掩瑜，《人间世》作为一部好读且有深度的作品，对近年来越写越琐碎的当代小说界是一个重要的冲击。就其技巧层面，作者广泛吸收了现代主义小说的一切优点，反讽、隐喻和互文等手法非常之纯熟，又融合了玄幻小说和中国式的官场小说的新要素。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来说，对所有写小说的同行来说，是一种感到“为难”的挑战。这一挑战，其实首先是黄孝阳对自我的挑战。他开始从自我的感觉状态中跳了出来，对人间万事的有了一种纯粹的凝视和关切。相比较中国青年小说界在小说的想象力、理解力、深度、难度和审美感觉方面大幅的倒退，黄孝阳的这一努力，很令同样写小说的我感到钦佩。假以时日，《人间世》这部作品，会因为它具备的难度、力度和追问存在的严肃程度，把中国先锋小说的余脉在新世纪里的生命力重新点燃。
借着黄孝阳的思考，依旧回到文章开始时的问题中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写作这项事业存有巨大的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生活的积累，益发尖锐。写作和任何一项单纯的工作一样，都不能强烈地左右什么，我们看得到恶，看得到恶在寻找惩罚、走向惩罚，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为力，或者，我们就是恶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那个悲剧悖论里的承担重压的一分子。那么作为“活者的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善恶本无因果，作为人们存在的状态，现代人间中的罪与罚，不是纯粹的法学问题、宗教问题或者伦理学问题，同样是纯粹的美学问题。罪与罚背后有恶与善的对称，熵与反熵的对称，都包含冥冥之中的命运和主宰给予微弱个体的关照与肯定。现代化之于人类发生了，是一种进步，也是一条无可返回的路。它可以造就一个到处是坚硬真理的石头世界，也包含着通向未来的沙之门。滴水中有宇宙的奥义，但人终究是阔大的，如果怀有耐心和信心地去寻找美，而非罚，将是非化作审美的关照。我想，这是对人间苦难的一种终极的慰藉。因此，且祝小说《人间世》结束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李国安先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