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语言学(第8辑)
2010-12
上海教育出版社
潘悟云,陆丙甫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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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以东亚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宗旨是用语言学的普遍原理来研究语言,并通过由研究这些语言中的特有现象所得到的规律丰富语言学的普遍原理。
本论文集是《东方语言学》辑刊的第八辑,收录了当代语言学者关于语法学、语音学方面的若干篇论文,反映了这一领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冯志伟:
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角度看二分法
史有为:
汉语个性研究与语言共性杂议
吴道平:
有关《“两分法”浅析》一文的两个问题
安本真弓:
可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了”的语义分析
王敬骝、陈相木:
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上)
郑伟[编]:
龚煌城先生汉藏同源词表
张梦翰:
介绍生物进化计算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书评(REVIEW)
沈瑞清:
Studies on Menggu Ziyun(蒙古字韵研究)
by Zhongwei SHEN(沈钟伟)
孙锐欣:
Phonetics: Transcription Production, Acoustics, and
Perception
by Henning Reetz and Allard Jongman
简讯(NEWSLETTER)
“记音与国际音标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2010)目录
《东方语言学》稿约
版权页:插图:近几十年来关于个性和共性的争议很受人关注。其实它们都是建基于各自的假说。如果我们认识到语言可能并非共同起源,或者即使是共同起源,其初始语言也一定十分简单,经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的分化与磨损,又经而后的独自弥补以及各自独立或半独立的发展,其共性已几近于零,此时剩下的只是建基于人类这一物种共同心理上的那种共性,此外就是建立在信息与符号上的共同要求。那么,我们对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就会有一种更超然的认识,也会意识到观念与方法可能是寻找二者关系的关键。今天,进入2l世纪第二个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些观念与方法,可以引导我们既发现个性机制也可发现共性机制,从而发现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或者,能不能以个性为基础寻找共性,或以心理的共性为基础寻找个性,从而选择出或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呢?我们注意到,十几年前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用汉语作为西方理论语言学例证的做法,而是认真地从事沟通个性与共性的研究,以汉语事实来修正、补充西方传来的语言理论。例如王洪君以中西音系学的消长探求音系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的蕴涵关系,指出汉语的声韵结构正是语言的共性。并以此为例认为“个性与共性不是矛盾的,共性比个性的层次高”,“较低层次的个性,到更高层次上就成了共性。”(王洪君1994)陆丙甫(2004)则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个性往往是若干共性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个性中分解、提取出共同的基本因素。”陆文以“把”字宾语为例,指出:“‘把’字宾语和方式状语的分布形式相似,但是两者作为论元成分和非论元成分,在语义功能上差别甚大。仅从汉语来看,这个现象似乎违背了‘形式、功能一致性’的原则。”陆文通过跨语言的比较,证明这个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仍然是符合形式、功能一致性的两条共性互动的结果。由此证明“许多表面的个性现象,可以分析为若干共性规则互相作用的结果。表面个性,往往是更深一层的共性的反映。也就是说,从共性出发(以共性为背景)一一发现所谓的个性一一经过深入分析,找到更深一层的更抽象的共性。这就是我们把语言的个性研究跟共性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如果我们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那也只能是用我们创立的方法去分析共性,即共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条条大路通罗马,手段、方法可以不同,但发掘语言共性的目的是应该是一样的”。笔者很同意陆丙甫“个性往往是若干共性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论断。因为这个论断坚持了科学理想,又保持了适当的柔性。借用王洪君的说法,如果再加上一个限定语,笔者将非常同意这样的假说:“较低层次的个性,往往到更高层次上就成了共性。”笔者曾使用张力方法,对话题与主语背后的机制做了初步解析,结果似乎能较好地解释共性以及何以分化为各种个性的语言事实。看来以上的假说是可以证实的。(参见本文4.2.2 的讨论)
《东方语言学(第8辑)》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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