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大众
2010-1
译林出版社
(英)约翰·凯里
252
吴庆宏
无
本书关系到英语文学知识界对新兴大众文化现象的反应。它指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而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实际是19世纪晚期教育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它认为，现代派的创作旨在排斥新近接受教育的（或“半接受教育的”）读者，以保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当然，“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其实，这个词最初既不是运用在文化上，也不是运用在政治上，而是运用在宗教上。圣奥古斯丁曾写到过被宣告有罪的大众或地狱里的大众，他所谓的大众指的是所有人类众生，上帝令人费解地决定拯救的少数选民除外。①所以，就像我在第四章中所证明的那样，即使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仍有人相信上帝意欲谴责大众。奥古斯丁希望，那些得不到上帝救赎的人将在地狱中烧毁，而这种通过火化来处置多余“大众”的基督教既定先例，在20世纪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里，又得到了实际运用。这就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本书最初的四章均以我于1989年11月在肯特大学所作的纪念T.S.艾略特的演讲为基础，我另外加上“个案研究”部分，是想证明演讲中的想法也适用于其他许多独特的作家。这些作家个个都意识到（虽然方式各别）“大众”是新的挑战者，而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写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要感谢瓦莱丽·艾略特夫人、马修·埃文斯、罗伯特·麦克拉姆及其他法伯公司的领导，感谢法伯公司邀请我去作纪念T.S.艾略特的演讲。我也感谢艾略特学院的校长雪莉·巴洛、比尔·贝尔、凯斯·卡罗宾、大卫·埃利斯、克里希南·库马尔和迈克尔·埃温对我在坎特伯雷的热烈欢迎和给予我的热心反馈与批评。我在他们中过得非常愉快，获益匪浅。本书关于威尔斯的两章论述的开头部分，曾以稍短的形式在1990年拉伊文化节上作为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演讲内容。我很感谢邀请我并资助这场演讲的爱恩·马丁博士和书商巨头安东尼·内维尔。马丁博士和她的丈夫还在拉姆屋热情招待了我，使我意外地（并相当不恰当地，如果考虑到本书的一般要旨的话）有幸睡到了亨利·詹姆斯的卧室里。事实上，我很难记录下所有被我打扰过并给过我鼓励和支持的朋友和同事，那将形成一张很长的名单。不过，我还是必须提到戴维·波丹尼斯、戴维·布拉德肖、马丁·格林、戴维·格里尔斯、彼得·坎普和克拉格·雷恩六位，感谢他们的宝贵意见和鼓励。
身为象牙塔内学术精英的约翰•凯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知识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阴暗面：知识分子面对新兴的“大众”文化现象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权威的挑战，为了重新获得对文化话语权的控制，他们采用种种方法，蔑视和憎恨普通人，甚至达到了毁灭人性的地步。书中指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而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实际上是19世纪晚期教育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它认为，现代派的创作旨在排斥普通读者，以保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凯里的尖锐剖析对于任何形式的势利和阶级偏见来说，都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
约翰·凯里（1934－），英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1976-2001年任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现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1982年和2004年两度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2005年任首届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以其平民主义的反精英论调和对于高雅文化的捣毁偶像式观点而备受瞩目。
译者的话序言第一编 主题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第二章 改写大众 第三章 郊区居民和职员 第四章 天生的贵族第二编 个案研究 第五章 乔治·吉辛和难以教化的大众 第六章 力图消灭大众的H．G．威尔斯 第七章 H．G．威尔斯的自我对抗 第八章 填补沟壑：阿诺德·贝内特 第九章 温德姆·刘易斯和希特勒 温德姆·刘易斯和西方的女性化 阿道夫·希特勒的知识分子计划后记索引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关于20世纪早期出现的大众文化，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曾代表知识分子作了典型的描述。在1930年出版的英译本名为《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奥尔特加首先表达了对人口爆炸的担心。他指出，欧洲有史以来，从6世纪到1800年，人口从没有超过1.8亿，而从1800年到1914年人口却从1.8亿上涨到4.6亿。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制造了“一个潮水般涌向历史胜地并将其淹没的巨大人流”。①对此，即使一些思想倾向与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相左的作家也同样感到恐慌。例如，H.G.威尔斯就认为，“新生人口过度云集”是“19世纪的根本灾难”。②奥尔特加分析，人口增长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第一，人口过度拥挤。火车、旅馆、咖啡店、公园、剧院、诊所、海滩等地，到处人满为患。第二，远胜于过度拥挤的侵扰问题。群众占据了人类文明为最杰出人士创造的空间。第三，大众的专政。大众拥有全部社会权力是当前欧洲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高度民主”的胜利造就了现代国家，而奥尔特加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对文明的最严重威胁。因为，虽然大众信任国家，把它当作能让其获得所期望的物质享受的核心组织，但是国家也会镇压个体。①奥尔特加的想法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的思想。尼采对我们将要关注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有所预见。他同样也谴责人口过多，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宣称：“生者太多，他们依附在枝头太久，我希望有一场风暴来摇落树上所有这些腐败的虫食之物！”“暴民”饮水之地，所有泉水都有毒。查拉图斯特拉还谴责国家对个人的压制，说：“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国家是大众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国家是为大众——“多余的人”发明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表达的信息是：“需要高级人士对大众宣战”，并且宣战的时机十分重要，因为“各处的庸人正在联合起来使自己成为控制者”。尼采告诫道，这种“最卑微最愚蠢者专制”的结果将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无望而乖戾的东西”。②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尼采看作大众文化最早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引发了尼采作为反抗者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反对。他的思想在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中特别盛行，这表明大众的威胁激起了他们的恐慌。W.B.叶芝把尼采推举为“平民粗俗行为传播的抵制者”，萧伯纳则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胜过大卫圣歌的第一本现代著作”。但准确地说，尼采的追随者为了将其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乃至女权主义相调和，似乎常常有选择地读尼采的著作。例如，颇有影响力的《新世纪》（该书约有80条与尼采1907年至1913年间的著作有关）的编撰者A.R.奥拉格，发表过两篇尼采研究论著，论述都很片面，而他对尼采头脑的“白热化”崇敬却毫无保留。他报告道，尼采正在全欧洲“最有知识和最杰出者圈层内”被讨论。①尼采的大众观实际为大多数欧洲文化创造者所分享或预见。易卜生在1882年发表的《人民公敌》中，展示了正直单独的个人是腐败大众的受害者；福楼拜早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表十年之前，于1871年写道：“我相信，老百姓、大众、群众总是卑劣的。”他断言，任何人不管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提高大众的品质②；伟大的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也为反大众的偏见提供了极端的范例。他于1890年发表的小说《饥饿》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派文本，以致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纪德都对他心存感激，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也称他为“现代派文学之父”。在他的《卡伦诺三部曲》中，主人公艾瓦尔·卡伦诺，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作家，就具有激烈的反大众观点，他的讲话实际上浓缩了汉姆生的尼采式大众观：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最终在希特勒身上，汉姆生发现了他那伟大的恐怖分子，并成为唯一一名始终忠于希特勒的重要欧洲知识分子。他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深表敬意的讣告，赞美希特勒为“人类的勇士，全世界正义信条的先知”。“他的宿命，”汉姆生悲叹道，“在于他出现在一个最终将他摧毁的无比野蛮的时代。”①至于什么造成了文化名人所谴责的“大众的反叛”，这在欧洲各国情况各不相同。在英国，最为关键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所倡导的全民基础教育立法。②19世纪的老百姓和20世纪的大众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读写能力上，由于首次出现一个有读写能力的巨大人群，印刷物的制造和传播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变革的对象。“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阅读大5众，”H.G.威尔斯评论道，“历来把世人分割成读者和非读者大众的那条巨大鸿沟现在已小得只剩些微教育程度上的差异。”③威尔斯有些言过其实，教育上的差别始终很悬殊。不过，确实发生了一场大变革，萧伯纳曾特别清晰地评估过这一点。他的小说《未臻完美》在1879年几乎遭到了所有出版商的拒绝，而回顾这一事件并探求其中缘由时，他终于意识到阅读公众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1年2月26日。星期三昨天我在布赖顿的苏塞克斯烤肉店女洗手间里听到有人说：她是个皮笑肉不笑的人，我不喜欢她。而他则从不关注成年女子。他有一口漂亮洁白的牙齿。他一直如此。有这样的男孩真有趣……如果他不留点神，就会被人大胆追求。这些荡妇，她们一边涂脂抹粉一边谈论着。我坐在一扇窄门后，尽可能悄悄地嗤之以鼻。后来在富勒家，我见到一个胖胖的时髦女人，戴着红色猎帽，挂着珍珠项链，穿着方格裙，吃着奶油饼。她寒酸的侍从也在往嘴里塞饼，她们不停地吃着，身上有种虚假的和寄生的怪味道。哪来的钱供养这些肥胖的白人懒虫？①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志里写下这一段话时，她已没有几天好活了。疯狂与自杀不久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很愤怒与讨厌地听到的无害的闲聊，竟令人奇怪地回想起我们在艾略特的《荒原》第二部分里偶然听到的那段女人的谈话。她们的话题相同，都是关于男人、牙齿和军队，甚至连短语都很相似（“如果你不把它给他”、“如果他不留点神”）。或许伍尔夫无意中改变了她所听到的对话，使它与伟大的现代主义核心文献如此相像。但不管事实如何，这个场景当然是她虚构的。富勒家的女人不是“懒虫”，“这些普通的小荡妇”是知识分子对苏塞克斯烤肉店洗手间里的人的改写。虚构是一种奇怪的自我折磨。伍尔夫在想象女人，并被她自己的想象所激怒。正如我们所见，知识分子笔下的大众形象常常是一种愤怒、厌恶和恐惧的刺激，因为大众不能与知识分子愉快地共处，虽然他们给予知识分子一种最低限度的愉快感觉，能让知识分子确信他或她与众不同。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大众的恐惧一样，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恐惧是间接的和自欺的（因为“大众”是知识分子们杜撰出来的，这种杜撰物又触痛了他们自己），所以，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恐惧会近乎于一种疯狂的形式。雷诺·赫彭斯托尔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例。他是乔治·奥威尔、迪伦·托马斯、埃里克·吉尔和米德尔顿·默里等的朋友，他作为戏剧制作人为高雅的BBC第三套节目工作了二十年，他在许多方面都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典型。而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不公正地遭到那些粗俗公众的忽视。他曾因为在193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正午的太阳》名噪一时。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盲人，也是一位尼采的读者，对弱小者和残疾者的痛恨与对职员和郊区市民的鄙视。赫彭斯托尔后期的作品再没有比这部小说更成功的，都故意变得“晦涩难懂”，以致埃莱娜·西苏把他说成新小说理论的奠基人。尽管他在BBC的工作使他保有丰厚的收入，但他对自己的创作日益萎缩深感不满。1973年他所记录的文学收入是零，但估计他的文具费已超过了他的版税。
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或历史的研究者将发现，凯里的这部深刻著作既富于启迪，又令人不安，是全面理解我们今日社会的基本读物。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充满诱人的灼见，文字精彩，论证有力，发人深省，吸引人一气读完。 ——《每日邮报》杰出的全新研究……阅读约翰·凯里这本剖析和批判知识分子之势利狡猾的书，能享受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文学评论》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
无
买这本书完全被他的标题所吸引，作为“半壶水”的知识分子，倒真想看看其观点是否真有什么独到之处。其次是因为这书中有对我所研究对象的评价，看过之后，发现这本书的翻译实在是不咋样，有些地方前后翻译不一致，甚至根本没能译出原文的意思，或者有可能歪曲了！比如说对同一人名的翻译，前后出入很大，让人啼笑皆非！不过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倒是值得一看，英文作者还写过一本《阅读的至乐》，很有见地，那本书也有中文版，翻译得也好很多！
对我来说,有很多学习的地方